第439章 后世史家评说仲朝，论其得天下与治天下之道（1/1）
长兴二十三年的深秋，洛阳城笼罩在一场淅淅沥沥的冷雨之中。雨水洗去了夏日残留的尘埃，却也让这座帝国都城的街巷多了几分清冷肃穆。然而，在皇城东南隅，一片被高大柏树环绕、飞檐斗拱显得格外古朴庄重的建筑群内，气氛却与这秋雨的宁静截然相反。此地名为“弘文馆”，是帝国收藏历代典籍、档案、编纂国史的核心所在，平日里静谧得只能听到书页翻动和笔尖与纸张摩擦的沙沙声。但今日，馆内一间名为“鉴史轩”的宽敞厅堂里，却传出了阵阵略显激烈的争论声。
厅堂四壁皆是顶天立地的乌木书架，塞满了各式卷轴、册页，空气里弥漫着陈年墨香、防蠹草药以及淡淡霉味混合的独特气息。轩中设有一张巨大的长案，上面摊开着无数图籍文稿，五六位身着青色或浅绯色官袍、年龄不一的男子围坐四周，个个眉头紧锁，面红耳赤。
“……综上所述，愚以为，我大仲之兴，首在‘天命’眷顾，亦在‘人事’奋发。若无世祖于寿春绝境逢生，得天降警示，继而革除弊政，收拢江淮人心，则无崛起之基；若无仁宗宽仁养民、宣宗励精图治、英宗承前启后之‘人事’，则虽有基业，亦难保百年太平，臻于今日极盛。” 说话的是坐在上首的一位老者，年约六旬，须发花白，面容清癯，正是弘文馆首席学士、兼修国史总裁官崔琰。他语气沉稳，引经据典，显然是在做总结陈词。
然而，他话音未落，坐在他对面的一位四十余岁、面皮微黑、目光锐利的官员便忍不住了。此人是史馆修撰张博望，以治史观点激进、好发新论着称。“崔公此言，四平八稳，面面俱到，却未切中肯綮！” 张博望声音洪亮，“‘天命’之说，固然可安抚民心，彰显正统，然治史者岂可尽信于此？下官细考世祖早年行迹，彼时诸侯并起，汉室倾颓，所谓‘天命’，何在刘氏？何在曹、孙？何以独钟于当时势弱之袁公？”
他站起身来，走到墙边一幅巨大的《武始初年江淮形势图》前，手指点着寿春位置：“关键在此！寿春被围，粮尽援绝，按常理必败无疑。世祖竟能以‘叉车’运粮、激励士气之法突围，此事看似传奇，细思之下，实为绝境中不拘一格、务求实效之魄力体现！此非‘天命’预先安排，实乃‘人谋’之极致！突围之后，世祖不急于称王称霸，反而大力整顿内政，兴修水利，推广新式农具，更设‘招贤馆’不问出身广纳人才，甚至提拔工匠、商贾中有才能者为吏……诸位请看，这些举措，哪一项是坐等‘天命’？皆是着眼实际、奋发有为之人事！”
一位较为年轻的编修小声插嘴：“张修撰，世祖得天警示、知晓后世之事，史书有载，民间亦广为流传……”
张博望一摆手：“此事真伪，千年之后亦难确考。即便有之，亦可视作世祖或其身边人用以凝聚人心、解释其非凡洞察力之策略。关键在于，世祖利用其所‘知’或其所‘谋’，所做之事——改革制度、重视实务、善用人才——皆是实实在在、导向富国强兵之路。这才是根本！所谓‘天命’，不过是给这务实进取的‘人事’，披上了一件更易为人接受的外衣罢了。”
崔琰抚须不语，另一位年纪稍长、气质温和的学士李弘度笑道：“博望兄此言，虽略显偏激，却不无道理。修史当究其实。然则，依博望兄之见，我朝得天下之道，最核心者为何？”
张博望回到座位，端起已经半凉的茶盏一饮而尽，朗声道：“下官以为，核心在于‘逆势而动的务实’与‘制度性创新’！”
“哦？详细说来。” 崔琰也露出了感兴趣的神色。
“所谓‘逆势而动’，乃指世祖并未完全遵循汉末以来世家豪强坐大、门阀观念渐固之旧轨。他出身四世三公，本是旧秩序受益者，却敢于在自家根基之地（江淮）推行抑制豪强、提拔寒庶之政，如早期之‘考绩法’与后来系统之‘科举制’雏形。这需要极大勇气与远见，是谓‘逆势’。” 张博望眼中闪着光，“而‘务实’，则体现在一切政策皆以解决当时最迫切问题为目标：粮草不足则重农、兴水利；人才匮乏则广开招贤之门，甚至不惜用‘匠官’、‘商吏’；军力不强则改良军械、严明军纪。不求虚名，但求实效。”
他顿了顿，继续道：“至于‘制度性创新’，乃是将这些务实举措固定下来，形成长期稳定的规则。科举取士，打破了世家垄断官途；均田与租调制（及后来的一条鞭法），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小民生计，增加了国家赋税；中央官制之不断完善，保证了行政效率与皇权集中；乃至英宗朝对宗室禄米的改革，亦是制度上的自我调整。这些制度并非凭空创造，多有借鉴前代或当时他处经验，但世祖及其继承者们能结合实际情况，加以改造、系统化并坚持推行，使之成为帝国骨架，此乃关键！”
李弘度点头：“如此说来，得天下之道，在于把握时机（汉末乱局），以务实精神驱动，通过关键性的制度创新，凝聚人心与资源，最终由弱变强，削平群雄。”
“正是！” 张博望用力点头，“而治天下之道，实为得天下之道的延续与深化。我朝能享百余年太平，且国力蒸蒸日上，非仅凭一二明君，乃在于这套肇始于世祖、经数代完善之‘务实—制度’体系，具有强大韧性与适应性。”
崔琰此时缓缓开口：“博望所论‘体系’，老夫亦深以为然。然此体系能有效运转百年，除制度本身设计较佳外，尚有二要素不可忽视。其一，为连续数代君主之政治智慧与克制。仁宗之宽厚，稳定了开国后的局面；宣宗之刚毅，巩固了边疆；英宗之审慎与改革精神，化解了承平日久产生的部分积弊；乃至当今陛下，亦能持重而兼有开拓之志。诸位试想，若继位者皆是昏聩暴虐或穷兵黩武之君，再好的制度，又能维系几时？”
众人皆默然点头。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仲朝前五代君主，性格能力各异，但大体上皆能恪守“务实”祖训，在制度框架内行事，且彼此政策有一定连续性，未出现剧烈的、颠覆性的转折，这确实难能可贵。
崔琰伸出第二根手指：“其二，在于朝廷对‘变化’的有限包容与引导。格物院之设，继承世祖重实务之遗风，使得农工技艺得以持续积累改进，未如某些朝代般视之为‘奇技淫巧’而摒弃。对海陆贸易，虽有管理，但总体持开放态度，带来财富、信息与外邦技艺。对境内胡商、外来宗教，亦以管理为主，而非一味排斥。甚至对民间涌现之大型作坊、票号等新事物，朝廷虽保持警惕，却也未急于扼杀。这种有限度的包容，使得帝国肌体能在稳定中吸纳新鲜养分，避免过早僵化。当然，其弊端亦需警惕，如奢靡之风、土地兼并等，此乃另一议题。”
张博望补充道：“崔公所言极是。此‘包容’之底气，归根结底，仍源于‘务实’。凡有益于国计民生、增强国力者，皆在考虑之列。同时，朝廷始终掌握着主导权，如市舶司之于海外贸易，格物院之于技术研究，科举之于人才通道。开放而不失控，此乃高明之处。”
讨论至此，天色已近黄昏。雨不知何时停了，一缕残阳从西窗斜射进来，正好落在长案摊开的一卷《世祖本纪》上，将那些古老的墨字染成金色。
一直安静聆听的一位最年轻的编修，此时怯生生地开口：“诸位大人，晚辈有一愚见。读史至此，晚辈常觉，我朝故事，仿佛……仿佛一位极其高明之匠人，得一块良材（时机与江淮基业），先以果敢之心破开旧形（逆势改革），再以务实之眼设计蓝图（制度创新），继而以数代人之耐心，循着蓝图精雕细琢，不时根据材质微调刀法（政策调整），期间亦允许些许别致纹饰点缀（有限包容）。终成今日气象恢宏之器。而这匠人代代相传的‘匠心’，便是那‘务实进取’之精神。”
这个比喻颇为新颖形象，众人都是一愣，随即莞尔。崔琰笑道：“后生可畏。此喻虽不尽贴切，却也道出了几分精髓。治大国确如琢大器，需匠心独运，亦需代代相承，耐心积累。”
张博望也难得地露出了笑容：“是啊，匠心……这匠心，或许才是世祖留给我朝最宝贵的无形遗产。它让制度有了灵魂，让传统有了活力。”
李弘度起身，推开一扇窗，带着潮湿草木清气的晚风涌入，吹散了室内的沉闷。“诸公，今日之论，可谓酣畅。我等修史之人，爬梳故纸，辨析因果，非仅为记录往事，更是试图理解这百年基业何以至此，其中又有哪些恒常之理、哪些特殊际遇。世祖得天下之‘奇’与‘险’，后世治天下之‘稳’与‘变’，皆足为后世鉴。”
崔琰最后总结道：“今日所议，当详加记录，斟酌入史。我大仲得天下，胜在把握天时、力行人事、敢于创新；治天下，成于制度稳固、君道相继、务实包容。然史笔如刀，亦当直书其中弊病、挫折与隐忧。如此，方为信史，方能真正启迪后人。”
众人肃然称是。暮色渐浓，弘文馆内重新点起灯火。史官们伏案疾书的身影，被拉长投在积满典籍的书架之上，仿佛与这百年历史的厚重影子，渐渐融为一体。他们的争论、辨析与记录，本身也将成为这宏大历史叙事的一部分，留待更后来的人去评说。而窗外，雨后的洛阳城华灯初上，帝国的车轮，依旧在它既定的轨道上，沿着由无数“务实”选择与“制度”基石铺就的道路，沉稳地向前滚动着，驶向那依然充满未知、却因这百年积淀而显得底气十足的未来长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