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9章 江南出现早期手工工场，纺织业分工细化（1/1）

永徽二十一年的初夏，江南的雨水似乎格外丰沛。吴郡（今苏州一带）城外，运河交织如网，水汽氤氲，将远近的桑园、稻田、白墙黛瓦的村镇都笼罩在一层朦胧的淡青色里。空气湿润而温热，混合着泥土、植物和淡淡河腥的气息。在这片被水网温柔包裹的土地上，一种不同于田园牧歌的、富有节奏感的声响，正从一些规模庞大的建筑群中隐隐传出，成为这片富庶之地新的背景音。

吴郡治所吴县城东，沿着一条拓宽的货运河道，一片新建的连排高大瓦房格外醒目。这里原本是几家零散几户的聚集地，如今却被一道新砌的砖墙圈起，形成了一个占地广阔的独立院落。院门口没有挂显眼的匾额，只有门房处一块不起眼的木牌，上面用朴拙的字写着“沈氏织造工坊”。但进出的车辆、忙碌的工人以及院内传出的此起彼伏、富有韵律的“哐当、哐当”声，无不显示着此地的繁忙与兴盛。

工坊主沈荣，是个四十出头、身材微胖、面皮白净的本地人，穿着细葛布的袍子，头发用一根普通的木簪束起，看起来更像是个账房先生，而非人们印象中穿梭于桑田蚕室间的丝户。此刻，他正背着手，站在最大的一个工间门口，眯着眼，满意地听着里面交织成片的织机声。那声音整齐而有力，仿佛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在行进。

这间工间足有寻常民宅的五六倍大，光线明亮，几十张改良过的脚踏提花织机整齐排列，每张机前都坐着一名专心致志的织工，几乎全是青壮妇人或少年。她们手脚并用，动作熟练而协调，梭子如飞鱼般在经纬线间穿梭，“哐当”声正是脚踏板提起综片、打纬刀夯实纬线时发出的。空气中飘浮着细密的蚕丝尘埃，在从高窗射入的光柱中缓缓飞舞。

但这还不是全部。在旁边相连的几个稍小些的工间里，景象又自不同。一处是“络丝”间，几十个女工坐在矮凳上，手脚麻利地将从各地收来的生丝或已缫好的丝线，重新缠绕到大小统一的簆（kòu，绕丝工具）子上，检查剔除断头、糙节。另一处是“牵经”间，技术更为复杂，数名经验丰富的老师傅，指挥着学徒将数百甚至上千根经线，按照需要的长度和密度，平行地卷绕到经轴上，为织造做准备，这个过程极需耐心和精准，一丝错乱便会影响整匹绢帛的质量。还有“挑花”或“提花”准备区，专门为织造复杂花纹图案服务，工匠依据“花本”（纹样设计稿）小心翼翼地编排提花综线。更远处，则隐隐传来草木灰、明矾等气味，那是“染坊”和“晾晒场”所在。

这便是沈荣花了大心血、几乎掏空家底并借了部分钱款改建而成的“沈氏织造工坊”的核心生产区。他不再满足于传统的“家庭作坊”模式——自家养蚕、妻女缫丝织绢，顶多雇佣一两个帮工。那种方式产量有限，质量不稳，难以承接大订单。数年前，他敏锐地察觉到，随着帝国承平日久，尤其是南北大运河贯通、海路贸易日益兴盛，对优质丝织品的需求，无论是内销还是外销（销往西域、南海乃至新近建交的波斯），都在急剧增长。官府、豪门、大商贾的订单动辄数百匹，而且对花色、规格、交货时间都有严格要求。传统分散的机户，根本无力承接。

“变则通，通则久。”沈荣记得不知从哪里听来的这句话。他咬牙卖掉了几处零散田产，又说服了两位同样有眼光的姻亲合伙，盘下这片地，改建工房，大量购入或租用新式织机，然后开始了他大胆的尝试：雇佣专门工匠，进行分工生产。

起初并不顺利。习惯了从络丝到织造一手包办的熟练织妇，不习惯只做单一工序，觉得“没手艺”、“不体面”。而且管理几十号人，协调各工序进度，保证原料供应和成品质量，远比管理自家几个人复杂百倍。沈荣几乎住在了工坊，摸索着定下了简单的规矩：按工序难易和技术要求，将工人分为“络丝工”、“牵经工”、“织造工”、“挑花工”、“染匠”等，各自工钱不同；设立“工头”负责监督本工序质量和进度；原料统一采购、分发；成品统一检验、入库。他还引入了简单的“计件”与“质量挂钩”的酬劳方式，做得又快又好的，工钱自然多。

几个月磨合下来，效果逐渐显现。分工之后，每个工人只专注于一两项操作，熟练度飞速提高，浪费减少，次品率下降。更重要的是，生产流程变得清晰可控，可以根据订单要求，灵活调配各工序人手，大大缩短了交货周期。比如，接到一批急需的素绢订单，可以集中大部分织造工火力全开，络丝和牵经工序则提前备好足量经轴和纬线；若是接到需要复杂花纹的锦缎订单，则提前安排挑花工准备，织造时则用速度稍慢但能织花纹的提花机。整个工坊，如同一架被精心调试过的机器，开始高效运转起来。

“东家，”一个穿着短褂、管事模样的人小跑过来，低声汇报，“‘广济号’船队的人又来催问了，说他们下月初五必须装船南下，那二百匹越罗和一百五十匹花绫……”

沈荣摆了摆手，神态自若：“告诉他们，按期交货，绝无问题。越罗已织好大半，正在后整理；花绫的提花部分昨天也已全部上机，日夜赶工，来得及。让他们先把定金尾款结清，货到码头再付余款。” 他现在说话底气足了不少。像“广济号”这样跑南海的大海商，是他极力维护的客户，信誉和按时交货比什么都重要。

管事应声而去。沈荣踱步到染坊那边，看着工匠们将一匹匹素绢浸入巨大的靛蓝染缸，又捞起挂在晾杆上，色彩均匀鲜亮，点了点头。他又想起昨日去城中“云锦社”（一个由较大机户和商人组成的松散行会）聚会时听到的消息，蜀郡成都那边，也出现了类似的大型工坊，甚至有传言，有些背景深厚的商号，已经开始尝试将生丝收购、络丝牵经、织造染色等更上游的环节也整合控制起来，形成更大的“一条龙”式经营。

“这世道，变得快啊。”沈荣心里感慨。他这种工坊，在官府眼中，大概还属于“匠作”范畴，和那些铁匠铺、木器坊没什么本质区别。但他自己隐隐感觉到，这里面的运作方式，似乎和以前不太一样了。他雇佣的这些工匠，不再是自己拥有生产资料（织机、原料）的独立手工业者，而是凭手艺和劳力换取工钱的“雇工”。他自己，也不再是亲自参与生产的“匠户”，更像是一个组织者、管理者，思考的是市场、订单、成本、利润。这种关系，模糊而又新鲜。

当然，烦恼也随之而来。工坊规模扩大，需要的流动资金剧增，生丝价格时有波动，让他常感压力。雇佣的工人多了，难免有偷懒耍滑、甚至私下夹带丝线的，管理耗费心力。更重要的是，他这种“集中生产”的模式，虽然效率高，但也招致了一些传统小机户的不满，认为他抢了生意，坏了行规，私下有些风言风语。不过，沈荣并不太担心，他的产品质量稳定、交货及时，价格也有竞争力，那些零散机户暂时还构不成威胁。他担心的是，将来会不会有财力更雄厚、背景更深的人，也来做同样的事，那时竞争就激烈了。

他不知道的是，在千里之外的洛阳，关于江南、蜀郡等地出现的这种“数十张织机、雇佣数十人分工劳作”的新现象，已经作为地方经济事务汇报的一部分，悄然摆上了某些官员，甚至太子案头。奏报的措辞谨慎，多描述现象，少做定性。但对于正在学习治国、思考“古今之变”的太子袁谨而言，这却是一个活生生的、不同于史书案例的新情况。

在一次与太子少师崔琰的非正式讨论中，太子曾疑惑地问：“太傅，近日闻听江南有机户聚众数十人，分工织造，其效甚速。此等情形，与古之‘匠户’、‘官营作坊’有何异同？于国于民，利弊若何？”

崔琰沉吟良久，才缓缓答道：“殿下，此乃新象，史书无明确成例可循。古之匠户，多世袭，为官府或贵族役使，人身依附较强。官营作坊，则重在供应宫廷官府，非为市利。今江南此等工坊，主事者多为民间富户商贾，所雇工匠似来去自由，所产货物主要销于市井、行商，其意在牟利。此其一异也。”

“至于利弊，”崔琰继续道，“其利或在于能聚散工之力，提高工效，统一规格，便于大宗交易，或能促进丝货外销，充实国库关税。其弊……老臣一时也难断言。或恐小民机户生计受挤，或恐富商藉此垄断市利，操纵物价。且聚众数十百人于一室，长久以往，管理是否滋生事端，亦需观察。此事关乎百工民生，朝廷宜留心查访，明其究竟，方可斟酌是否需引导或规范。总以不扰民、不伤本业为要。”

太子听了，若有所思。这不再是简单的“重农抑商”教条可以涵盖的了。帝国肌体内部，在永徽盛世的温床里，似乎正滋长着一些新的、未曾命名的活力与可能的挑战。它们静悄悄地发生在水汽氤氲的江南工坊里，发生在账本与织机之间，暂时还未引起朝堂上的激烈争论，但其蕴含的变化力量，已如春蚕食叶，沙沙作响。

沈荣自然不会想到自己的工坊已经进入了帝国未来继承人的视野。他眼下最关心的，是确保“广济号”的订单万无一失，是盘算着下一季生丝的价格走势，是琢磨着是否再引进两台据说效率更高的新式纺车。他推开窗户，望着工坊院落里晾晒的、如云霞般绚烂的各色绸缎，在江南湿润的阳光下泛着柔和的光泽。运河上，载满货物的船只正缓缓驶过，桨声欸来。

这绵延的织机声，这流淌的绸缎，这繁忙的运河，共同构成了一幅帝国盛世经济动脉勃勃跳动的生动图景。一种基于雇佣、分工、为市场而生产的新生产关系萌芽，就在这看似寻常的“哐当”声中，在江南湿润的空气里，悄然破土，虽然稚嫩，却指向了未来某种可能的、迥异于过去的经济发展方向。帝国的故事，不仅仅在朝堂的奏对、边疆的烽烟、使节的往来中书写，同样也在这最富庶地区的工坊里，被一寸寸织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