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8章 太子少师讲授《资治通鉴》（前身），以史为鉴训储君（1/1）
永徽二十年的春天，似乎比往年来得更缠绵一些。洛阳城内的柳絮已飘得如同漫天鹅毛雪，宫墙内几株晚开的玉兰，还在倔强地散发着最后的幽香。东宫显德殿后的书房“崇文馆”内，窗户半开，带着花香的微风轻轻卷入，却吹不散室内那沉凝而专注的气氛。
太子袁谨（此为虚构太子名，永徽帝之子，即未来的长兴帝）端坐在宽大的书案后，身着常服，头戴翼善冠，面容尚显年轻，但眉宇间已有了几分其父永徽帝的稳重轮廓，只是眼神中还偶尔会流露出一丝属于这个年纪的好奇与不耐。他的面前，摊开着一卷墨迹犹新的书稿，标题赫然是：《仲朝通鉴·前编·秦汉卷·节选》。
书案的另一侧，端坐着一位清瘦的老者，须发皆白，但腰板挺直，眼神清明睿智，正是永徽帝为太子精心挑选的太子少师之一，当朝翰林学士承旨、以史学大家着称的崔琰（此崔琰非三国那位，乃同名虚构人物，设定为史学名臣）。崔老爷子今日主讲史学，内容便是这尚未完全编纂完毕的《仲朝通鉴》前编部分。此部巨着，由永徽帝下诏，集合了史馆和翰林院诸多学士之力，旨在以世祖武皇帝开国为时间新起点，向前追溯历代兴亡，向后记录本朝得失，其目标宏大，堪称一部“帝王教科书”。如今，前编部分（主要收录整理世祖之前历代史事并加以评述）已大致成型，正好拿来给太子“预习”。
“殿下，”崔琰的声音不高，却自带一股让人凝神静气的力量，他轻轻抚了抚案上书稿，“昨日我们讲到秦灭六国，一统天下，其势何其雄也，然二世而亡，其速又何其疾也。今日，便接着讲讲这‘其亡也忽焉’的缘由，兼论汉初君臣是如何汲取前朝教训，奠定数百年基业的开端。”
太子袁谨正了正身子，点头道：“太傅请讲。”他内心其实对那些遥远的、充满征伐与阴谋的故事抱有天然的兴趣，但连日来听崔琰剖析那些制度得失、民心向背，有时不免觉得有些枯燥艰深。不过，他深知父皇对此课的重视，更明白这是储君必修的功课，不敢怠慢。
崔琰目光扫过书稿上的一段，缓缓开口，声音在安静的书房里显得格外清晰：“秦之速亡，史家论及多矣。暴政、苛法、滥用民力，此其表象。然究其根本，老臣以为，在于其立国精神之偏颇与制度之僵化。秦王扫六合，凭的是法家耕战之术，重法令、赏军功，短期内凝聚国力，摧枯拉朽，此其长也。然天下已定，却不知转换治国之道，仍以严刑峻法督责天下，以无限征发驱使百姓，仿佛帝国是一架永远不能停歇的战车。殊不知，民力有穷，民心如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世祖武皇帝昔年便有言：‘马上得天下，岂可马上治之？’秦之弊，便在始终以‘马上’之术治‘马下’之天下。”
他顿了顿，看向太子：“殿下可知，秦律之细密严苛，到了何种程度？”
袁谨想了想，根据之前所学答道：“听闻秦法繁如秋荼，密如凝脂，甚至步数不对、言语有失都可能获罪？”
“正是。”崔琰颔首，“其法不可谓不‘完备’，然失之过苛，不近人情。百姓动辄得咎，惶惶不可终日。陈胜吴广，因雨失期，按律当斩。左右是死，这才揭竿而起。此非立法之过，乃立法无‘度’，执法无‘情’之过。法者，国之权衡，时之准绳。权衡失准，准绳过紧，则必崩断。此其一也。”
“其二，”崔琰继续道，手指轻轻敲了敲书案，“在于其不知‘与民休息’。始皇、二世，北筑长城，南戍五岭，建阿房，修骊山，驰道纵横，求仙访药……无一事不役使万民，耗尽天下财力物力。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秦之君，视民如草芥，如工具。工具可用，亦可弃，亦可毁。待到天下疲敝，民怨沸腾，则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国灭，为天下笑。此非天命，实人祸也。”
听到这里，袁谨若有所思。他想起不久前阅读的户部奏报，关于在江南试点“一条鞭法”和推广“义仓”的争论，其中核心之一便是如何减轻小民负担，藏富于民。原来这道理，早在千年前的血泪教训中就已写明。
崔琰观察着太子的神色，知他有所触动，便话锋一转：“然则，继秦而起的汉高祖及其功臣，虽起于草莽，却深谙秦亡之鉴。其立国之初，首要之事为何？”
袁谨试探答道：“约法三章，废除秦苛法？”
“此是其一，显其宽仁，收揽人心。”崔琰赞许地点点头，“但更深层的，是其治国策略的根本转向。萧何定律令，虽承秦制而大为简化宽松；曹参为相，行‘黄老之术’，无为而治，与民休息。高祖、吕后、文景之世，数十年轻徭薄赋，劝课农桑，甚至曾十余年免收田租。国家看似‘无所作为’，实则蓄养民力，恢复元气。待国库充盈，百姓安乐，至武帝时，方有财力北击匈奴，开拓西域。此便是‘一张一弛，文武之道’。治国如同烹小鲜，不可不察火候，不可肆意翻动。”
他拿起另一份准备好的摘要：“再看人事。韩信、彭越、英布，皆骁勇善战，助高祖得天下，然终遭屠戮。此固然有兔死狗烹之嫌，亦可见驾驭功臣之难。而汉初能相对平稳，在于有萧何、张良、陈平等善于谋国、懂得退让、又能制定章程的重臣。尤其张良，功成身退，明哲保身，其智慧亦值得深思。为君者，用人如驭马，既要使其尽力奔驰，亦需紧握缰绳，知其性情，防其蹶蹄。而为人臣者，亦当知进退，守本分。此君臣相处之道，千古不易。”
窗外，几只黄鹂在枝头清脆鸣叫，打破了书房的沉寂。阳光透过雕花窗棂，在光洁的金砖地面上投下斑驳的光影。袁谨的目光随着光影移动，心中却思绪翻腾。崔琰讲的不仅仅是秦汉旧事，几乎每一句都能在现实中找到隐约的对应。比如，如今朝中那些功勋宿将的后代，那些盘根错节的世家，父皇平衡驾驭的手段……还有那些在地方上推行新政的干吏，如何既能做事又不激起太大反弹……
“太傅，”袁谨忍不住问道，“依您看来，汉承秦制，又改秦制，其中取舍的关键何在？我朝制度，多源自世祖革新，与秦汉又有何异同？”
崔琰眼中闪过一丝欣慰的光芒，太子能主动联系本朝实际发问，这正是教学所欲达到的效果。他捋了捋胡须，沉吟道：“问得好。汉承秦制，取其郡县、官僚、律令框架之高效，此乃‘体’；去其严苛、暴虐、无限役民之弊政，此乃‘用’之调整。关键取舍，在于是否‘利民’，是否‘可持续’。至于我朝……”
他顿了顿，似乎在选择更恰当的表述：“世祖武皇帝崛起于汉末乱世，亲眼目睹桓灵昏聩、豪强兼并、制度崩坏之祸，故其立制，既有继承（如科举源于察举之改良），更有独创。均田制抑制兼并，保障小民生计；科举广开才路，打破门阀垄断；三省六部制细化分工，加强制衡；重视格物，鼓励实学……其核心精神，依老臣浅见，在于‘务实’与‘求新’。不拘泥古法，不空谈玄理，一切制度、政策，以是否利于国家强盛、百姓安乐为检验标准。此乃我朝相较于秦汉，更为鲜明之处。亦如陛下如今推行之诸多新政，其精神内核，实与世祖一脉相承。”
提到父皇，袁谨的神情更加恭敬。他想起父皇日常处理政务时那务实到近乎严苛的态度，想起他对那些华而不实奏章的厌恶，对具体民生数据的关注。“务实求新”，这四个字，确实像是刻在了袁氏皇室的治国血脉里。
崔琰见时辰不早，便总结道：“故而，读史非为记诵故事，乃为洞悉兴衰之理、人事之变。秦以苛法强兵骤兴骤亡，汉以宽仁休养奠基长久。其中得失，关乎根本国策之选择，关乎君心民情之体察，亦关乎制度能否与时俱进。殿下日后肩负天下，当常怀惕厉之心，以史为镜，照见己身，照见当下。既要有汉初休养生息之耐心，亦不可失武帝适时进取之魄力；既要善用人才，亦需明察忠奸，把握好君臣分寸。此中平衡，存乎一心，需殿下在日后实践中细细体悟。”
课程结束，崔琰起身告辞。袁谨恭敬地送至书房门外。
回到书案前，袁谨没有立刻离开。他重新摊开那卷《仲朝通鉴·前编》节选，目光落在崔琰重点圈出的几句评述上，又联想到刚刚结束的与波斯建交、北方边疆的制衡、江南手工业的新变化、乃至格物院那些“奇技淫巧”的改良……一幅动态的、复杂的帝国图景在他脑海中逐渐清晰。历史不再是故纸堆里僵死的文字，而是流动的智慧，与眼前这个庞大帝国的脉搏隐隐相连。
他提起笔，在随身笔记上认真写下：“读史鉴：一察民心向背（秦鉴）；二知张弛之道（汉初鉴）；三明制度利弊（秦汉制得失）；四辨用人进退（韩信、张良例）。核心：务实、利民、度势、平衡。”
窗外的阳光渐渐西斜，将太子的身影拉长。书房内墨香与花香交织，宁静中孕育着思想的波澜。这看似平常的一课，正如春风化雨，将历史的重量与治国的智慧，悄然注入帝国未来继承人的心田。以史为鉴，可知兴替。这条道路，漫长而必要，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