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8章 “灾难过后其三十”(1/2)
孙易校长是夏然在八年前的广亭高中里认识的——当时夏然已经活了104岁,却捏着张伪造的身份证和年龄证明,混进了广州市广亭区的广亭高中。1950年的风裹着岭南的蝉鸣,吹过校门口的大榕树,把红砖墙上“知识改变命运”的白漆字吹得发亮。而在此之前的104年里,夏然活得像个半文盲:旧社会的枷锁死死扣着“女子”的身份,几十年间要么在战乱里躲命,要么在各种运动里缩着脖子,连本完整的书都摸不到几次。
清末的那些年,她跟着家人逃荒,见过裹小脚的女人被塞进花轿,见过教书先生被按着头跪在祠堂前;民国初的乱局里,她在码头给人洗过衣服,在茶馆里听过说书先生讲“新学”,可那些字认得她,她却认不全那些字。新文化运动那几年,她在全国流浪时沾过些新知识的边——在上海的弄堂里听过女学生喊“自由”,在北平的天桥下捡过半本《新青年》,可1915年之前的日子,终究是蒙着层灰,连呼吸都带着旧时代的滞涩。
直到1950年站在广亭高中的校门口,看着穿蓝布校服的学生背着书包跑过,看着老师拿着粉笔盒从走廊走过,夏然才终于敢把伪造的入学证明往教务处桌上一放,把洗得发白的布书包往课桌里一塞,像个真正的16岁少女似的,如饥似渴地啃起课本。数学公式里的“x”像个神奇的符号,语文课文里的“闰土”带着她没见过的乡野气,历史年表里的“1949”烫得她指尖发颤——连黑板上老师写的粉笔字,她都觉得带着热乎的希望,落进眼里,是活了百年都没尝过的甜。
高一时的一场校长宣讲,是夏然和孙易的初见。那天的夕阳把操场的国旗杆拉得很长,32岁的孙易站在临时搭起的木台上,穿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袖口沾着点粉笔灰,领口的风纪扣却扣得严严实实。他手里没拿稿子,就那么站在风里,声音不高,却像石子砸进夏然心里:“被各种封建规则束缚住的人是最不自由的一批人,只有勇于突破这些束缚的人,才是最自由、最勇敢的——无论是国人还是外国人,只要敢挣开枷锁,都是我们的朋友;就算是藏在角落苦苦挣扎的流浪者,我们也会敞开校门接收!”
这句话像根细针,刺破了夏然裹了几十年的壳。她想起自己流浪时被人指着“怪物”骂的日子——在湘西的山村里,她用物能系把塌了的墙撑住,却被村民当成“巫女”扔了石头;在南京的巷子里,她用虚能系帮迷路的孩子找到家,却被孩子的母亲捂着嘴拉走,说“离这个疯女人远点”。她总叹着“随历史洪水顺流而下”,像只没头的苍蝇撞来撞去,以为自己这辈子都要躲在“普通人”的壳里,原来这世上真有懂她的人。
从那天起,夏然每天放学都往孙易的办公室跑。办公室在教学楼的三楼,靠窗的位置摆着张旧藤椅,椅面磨出了浅褐色的包浆,旁边的书桌上堆着教案和学生的作业,墨水瓶里的蓝墨水总是满的。孙易总泡两杯菊花茶,玻璃杯子上印着“为人民服务”的红字,花瓣在热水里舒展开,带着淡淡的苦香。
夏然会趴在办公桌上,把新学的物理公式念给他听:“F=a,力等于质量乘以加速度——原来推桌子的力气,也能算得这么清楚!”她讲课本里的“平等”二字,指尖在纸上划着那两个字,眼睛亮得像浸了星子:“以前总听人说‘男尊女卑’,现在才知道,人本来就是一样的。”
她不藏着“规律者”的身份——有时候讲得激动,虚能系的波动会把桌上的粉笔盒轻轻抬起来,孙易也只是笑着递块桂花糕,是校门口糕点铺买的,裹着油纸,甜香裹着热气:“挺好的,能保护自己。”他从不说“你是怪物”,也不说“这是邪术”,只把那本卷边的《教育学》推给她:“以后想做什么?”
夏然咬了口桂花糕,糖霜沾在嘴角,她抹了抹,语气里裹着热乎的向往:“我以后想当老师,教新时代的孩子。看他们睁着圆眼睛问问题,我肯定没抵抗力——要教他们别歧视和自己不一样的人,教他们敢对不对的事说‘我不’,教他们活得像个人,不是谁的附属品,也不是谁眼里的‘异类’。”
孙易把茶杯往她那边推了推,热水在杯子里晃了晃,映着他温和的笑纹:“这是最棒的理想。把正确的思想传给孩子,才是真的‘改变’——不是改朝换代的那种,是从根子里长出来的好。难是难,但我信你,毕竟是我看重的女学生。”
那三年,他们是最亲密的朋友。夏然帮孙易整理教案,把学生的作业按科目分类,用物能系把办公室晃松的旧书架修稳,书架上的书再也不会“哗啦”一声掉下来;孙易给她补落下的功课,把自己珍藏的旧书偷偷塞给她——有本《呐喊》的扉页写着“1923年购于北平”,还有本《教育学大纲》,里面夹着他做的笔记,红笔写的字工工整整。
连夏然偷偷用物能系帮同学修坏的钢笔,孙易都只当没看见。有次她刚把钢笔尖修好,一抬头就撞见孙易站在门口,她吓得手一缩,钢笔“嗒”地掉在桌上。孙易却只是走过来,把块橡皮放在她手边,橡皮是半块的,印着“广亭高中”的字样:“下次轻点,别被其他同学看见了。”
夏然从广亭高中毕业的那天,蝉鸣比往常更响。孙易在办公室等她,手里拿着本烫金封面的《教育学》,扉页用钢笔写着一行字:“愿你成为照亮孩子的光。”他把书递给她,又塞了个布包,里面是两盒桂花糕,还有张纸条:“以后常回来看看。”
之后三年,他们一直通信。夏然写自己在夜校打零工攒学费的日子——给人抄稿子,帮人看孩子,晚上在路灯下背单词;孙易写学校里的事——新来的学生总把“孙校长”叫成“孙老师”,操场的大榕树又长了新叶,今年的高考有三个学生考上了大学。信里的字,夏然看了一遍又一遍,把信封都摸出了毛边。
可两年前的信,突然断了。夏然寄出去的信,连着三封都被退了回来,信封上写着“查无此人”。她托在广亭区打工的朋友去学校问,朋友回来说:“孙副校长被抓了,说是私改校名,扰乱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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