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8章 故纸余温（1/2）
七月盛夏，红城大学进入了暑假模式，校园里比平时安静许多，只有蝉鸣在梧桐树间此起彼伏。林青崖的办公室却异常忙碌——新梦学会档案的公开展览进入最后筹备阶段，预定于八月十五日正式开幕。
展览定名为“新梦百年：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探索”，地点设在市档案馆新启用的特展厅。林青崖作为首席策展人，每天往返于大学和档案馆之间，协调文物布展、文字说明、多媒体设计等各项工作。
这天下午，她和展览设计团队讨论灯光方案时，手机响了。是一个陌生的本地号码。
“请问是林青崖教授吗？”电话那头是一个温和的男声，带着些许犹豫。
“是我。请问您是哪位？”
“我叫李思源，”对方顿了顿，“是李望溪的孙子。”
林青崖手中的笔差点掉落。“李望溪”就是那位新梦学会的创始人陈望溪——他在1946年假死隐退后，改姓李，直到1979年才恢复原名，但家族内部一直使用这个化名。
“李先生，您好。”林青崖尽量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平静，“我一直在想，会不会有陈望溪先生的后人联系我。”
“我祖父去年去世了，”李思源的声音有些低沉，“九十四岁。临终前，他把这个交给我，说如果有人系统研究新梦学会的历史，就转交过去。”
两人约在档案馆附近的茶馆见面。李思源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戴着无框眼镜，穿着朴素的衬衫，看起来像是公务员或教师。
“我祖父晚年一直很关注新梦学会的相关研究，”李思源开门见山，“他读过您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所有文章。他说...您的研究方法最接近他认可的‘历史真实’——不是简单的好坏二分，而是理解复杂性。”
他从随身携带的公文包里取出一个用绸布包裹的笔记本，推到林青崖面前。“这是他1946年到1979年间的日记。那段隐姓埋名的时期，他记录了很多对新梦学会的反思，以及...对当年一些选择的重新思考。”
林青崖小心翼翼地打开绸布。笔记本是民国时期常见的线装本，纸页已经泛黄发脆，但保存完好。扉页上写着陈望溪的名字和一段题记：
“此本所记，非为公诸于世，乃为自我剖析。历史如镜，照人亦照己。望溪自识，丙戌年秋（1946）”
她快速翻阅了几页。与林致远的记录不同，陈望溪的文字更加内省，甚至带有某种自我拷问的严厉：
“1947年3月10日
今日闻致远已被安置，心痛如绞。当年若我坚持公开斗争，而非选择隐退，或许不至如此。然时也命也，当时选择，以为最佳。今再思之，未必。
新梦诸友，或逝或隐或变，无一完满。理想如琉璃，美好而易碎。”
“1949年10月1日
闻新中国成立，百感交集。三十年前所梦想者，今已实现，然路径全然不同。历史不按剧本演出。
若明轩在世，当如何想？若学会不散，当如何处？无解之问，唯有长叹。”
李思源轻声说：“祖父晚年常说，他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在1925年没有坚决反对学会解散。他认为，如果当时坚持下来，或许能在后续历史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但顾明轩先生的判断可能是对的，”林青崖翻到另一页，“你看这里，1946年的记录：‘明轩当年解散学会，实为保护。1927年事变，若学会仍在，核心成员恐难保全。明轩之智，在于见危于未萌。’”
“这就是历史的复杂之处，”李思源苦笑，“没有简单的对错，只有不同条件下的不同选择。祖父明白这一点，所以他从未公开批评顾明轩先生的决定，只是在日记中记录自己的反思。”
林青崖继续阅读。陈望溪在1950年代到1970年代的记录，展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在时代变革中的持续思考。他关注每一个政策变化，分析每一次社会运动，试图理解这个他曾经梦想过的新世界。
“1966年秋
狂风暴雨，天地变色。昔日同志，今成仇敌。历史如此讽刺。
庆幸致远远在西北，免于此劫。然其心中之苦，恐更甚于身。
新梦精神，今在何处？”
“1978年冬
闻平反之声渐起，如春雷萌动。历史终将回归理性。
欲寻致远，然三十年不通音信，不知从何寻起。人生憾事，莫过于此。
若得重逢，当煮酒夜话，尽诉平生。”
看到这里，林青崖抬头：“他不知道林致远先生在酒泉？”
“不知道，”李思源摇头，“我祖父1979年恢复原名后，曾多方打听，但那个年代信息闭塞，加上林致远先生用的是安置后的名字，一直没有找到。直到去年，他读到您的研究文章，才知道林老先生在酒泉养老院度过了晚年。”
林青崖感到一阵心痛。两个曾经并肩奋斗的老友，因为历史的原因分隔两地，明明都活到了平反之后，却未能再见一面。
“您祖父最后...”
“他在病床上读了您关于林致远先生晚年生活的文章，”李思源的眼睛有些湿润，“读完沉默了很久，然后说：‘如此甚好。致远得其所，我无憾矣。’”
茶馆里安静了片刻，只有空调的轻声嗡鸣和远处街道隐约的车声。七月的阳光透过竹帘，在地板上投下柔和的光斑。
“还有一样东西，”李思源从公文包中取出一个信封，“这是我祖父整理的新梦学会会员后期去向记录。他说，历史不应该只记住那些留下名字的人，还应该记住那些默默无闻的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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