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血色证言 幸存者的泣血控诉（1/2）

1945年的初秋，萧瑟的秋风卷着落叶，掠过华北平原的一片荒草地。距离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已经过去了一个月，曾经肆虐的战火渐渐平息，可这片土地上的伤痕，却远未愈合。荒草地深处，一座简陋的窝棚前，坐着一个断了左腿的男人，他叫孙大柱，是当年日军战俘营里为数不多的幸存者。

窝棚的墙壁用泥土和茅草糊成，四处漏风，里面只有一张破旧的木板床，铺着干草。孙大柱穿着一身打满补丁的粗布衣裳，怀里抱着一个豁了口的粗瓷碗，碗里盛着半瓢稀粥。他的左腿膝盖以下空荡荡的，裤管被胡乱地塞在残肢上，每当秋风刮过，残肢上的伤疤就会隐隐作痛，那是日军手榴弹实验留下的烙印，也是刻在他骨血里的仇恨。

孙大柱原本是冀中军区的一名八路军战士，1943年的夏天，他在一次反扫荡战斗中，因为掩护战友撤退，被日军的炮弹炸伤了右腿，昏迷后被俘。醒来时，他发现自己被关在一个阴暗潮湿的牢房里，身边躺着二十多个和他一样的战俘，有八路军战士，有游击队队员，还有几个给八路军送过粮食的平民。

从被俘的那天起，酷刑和饥饿就成了他们的家常便饭。日军士兵每天只给他们一碗发了霉的稀粥，稍有不从，就是一顿拳打脚踢。审讯室里的惨叫声，日夜不绝，烙铁的焦糊味，总能飘进牢房，刺激着每个人的神经。孙大柱永远忘不了，隔壁牢房的一个年轻战士，因为不肯说出游击队的据点，被日军用竹签钉穿了十指，最后又被活活打死，尸体被扔到荒郊野外，喂了野狗。

半个月后，孙大柱和其他三十多个战俘，被押送到了日军的野战训练营。当他看到那些被捆绑在一起的同胞，看到日军士兵手里的手榴弹时，他就知道，一场惨无人道的屠杀即将开始。

那天的太阳格外毒辣，晒得人头皮发麻。孙大柱和一个名叫老周的平民被绑在了一起。老周是个五十多岁的庄稼汉，脸上布满了皱纹，眼神里却透着一股庄稼人特有的倔强。他看着孙大柱，叹了口气说：“小伙子，俺这辈子没干过啥大事，就给八路军送过两袋小米，不后悔。”

孙大柱紧紧握住老周的手，点了点头：“周大爷，咱今天就算是为国捐躯，值了！”

日军新兵们排着队，一个个走上前去，将手榴弹扔向被捆绑的战俘。爆炸声接连不断，火光冲天，弹片飞溅。孙大柱身边的老周，被一枚手榴弹炸中了胸膛，当场就没了气息。巨大的冲击波将孙大柱掀翻在地，一块弹片划破了他的左腿，鲜血汩汩地往外流。

他以为自己死定了，可就在这时，远处传来了密集的枪声——八路军的援兵到了。日军士兵们吓得魂飞魄散，仓皇逃窜，根本顾不上清理战场。孙大柱躺在死人堆里，昏死过去。等他再次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八路军的临时医院里，左腿因为伤势过重，已经被截肢了。

这些年，孙大柱靠着政府的救济和乡亲们的帮衬，勉强活了下来。他没有离开这片土地，因为这里埋着他的战友，埋着他的仇恨。

这天上午，窝棚外来了几个穿着军装的人，他们是八路军的战地记者，专门来收集日军的罪证，为战后的审判做准备。领头的记者看到孙大柱，连忙走上前，敬了个军礼，声音温和地说：“同志，我们是八路军战地记者团的，想请你讲讲当年战俘营里的事。”

孙大柱抬起头，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光亮。他放下手里的粗瓷碗，慢慢从木板床上挪下来，坐在窝棚前的石头上。秋风卷起他的衣角，露出了那条空荡荡的裤管。他看着眼前的记者，嘴唇颤抖着，沉默了许久，才缓缓开口。

“俺叫孙大柱，是冀中军区三团二营的战士……”

孙大柱的声音沙哑而低沉，像是从喉咙里挤出来的一样。他从被俘的那天说起，说到日军的酷刑，说到审讯室里的惨叫，说到手榴弹实验场上的屠杀。他的声音越来越哽咽，眼里的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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