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1章 疯狂年代（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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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恩没敢在国内多呆，年前就匆匆赶回了美国。
说是“赶”，其实也没那么急——从苏美洋到哈尔滨，再转中东铁路到大连，登船横渡太平洋，一路走走停停，等他踏进马掌望台的庄园大门时，已经是腊月二十三，小年了。
邦尼早早就让人把庄园里里外外收拾了一遍，壁炉烧得旺旺的，客厅的圣诞树还没撤，树上挂着的彩球和银丝在火光里闪闪发亮。芬恩一进门就嚷嚷着要吃饺子，贾斯珀在旁边翻白眼：“爸，今天是圣诞节刚过，不是中国年。”芬恩理直气壮：“我过了两个中国年，现在想过第三个，不行吗？”
最后还是邦尼拍板：中西合璧，烤火鸡配酸菜馅饺子。伊芙偷偷跟伊登吐槽说这组合简直是味觉灾难，结果芬恩吃得比谁都香，连干了三盘。
但这点烟火气，没几天就被一份从华盛顿递过来的情报搅散了。
原因很简单——美国换届了。
马歇尔的急流勇退是芬恩没想到的。他原本以为这家伙会硬着头皮连任，毕竟总统这个位子，坐上去的人没几个舍得主动下来。事实上，马歇尔确实参选了。整个1924年的大选季，他都在四处奔走演讲，试图用“繁荣与稳定”的口号挽回颓势。
但华尔街对杰克·摩根的围剿，打了那么久，始终没能打出个结果来。
芬恩后来从威廉那里看到了几份内部数据：1924年那波猛攻，华尔街动用了超过两亿美元的杠杆资金，试图一口气把摩根系的流通股砸穿。结果黑水这边一声不吭地接了三轮，硬是把盘面托住了。到1925年春天，华尔街的资金成本已经高到让他们自己也开始肉疼了。
围剿变成了拉锯，拉锯变成了僵持。而僵持，就意味着华尔街在股市泡沫里赚到的快钱，正在被这场漫长的消耗战一点点吞噬。
马歇尔是怕黑水的报复？还是担心这场股市战争的恶果最终会烧到自己身上？没人知道真正的原因。但芬恩看完情报，只说了四个字：“急流勇退，谓之知机。”
该说不说，能当总统的人，真的不能小看。
新总统叫卡尔文·柯立芝。何西阿让人查了查这位新总统的履历：曾任马萨诸塞州州长，在1919年波士顿警察罢工事件中以强硬手段出名，一句话——“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无权为反对公共安全而罢工”——让他从一个地方州长一跃成为全国性政治人物。
但让黑水有些疑惑的是，柯立芝上位之后，对华尔街和黑水没有任何表态。
不拉拢，不打压，不评价，甚至不提及。就好像这两股在美国经济命脉里翻江倒海的势力，压根不存在一样。
这么一位态度模糊的总统，总是让人心里有些没底的。毕竟只有千日做贼，哪有千日防贼的？芬恩倒是不太在意——在他看来，不表态就是最好的表态。但黑水会议里像康沃尔这种老狐狸，已经开始让人准备各种预案了。
“他要是一直这么沉默下去呢？”威廉在电话里问。
“那最好。”芬恩说，“但如果他是憋了个大的……”
“那我们等着就是了。”
日子总是要过的，生意总是要做的。
福特汽车的流水线，就是这生意里最响亮的那个音符。
1925年，高地公园工厂的传送带已经快得让参观者头晕。从底盘上第一个铆钉到整车下线的最后一盏车灯，平均每10秒就有一辆T型车驶出车间大门。芬恩上次去参观的时候，站在生产线尽头数了十分钟，数到第六十辆的时候就不数了——不是数不过来，是他忽然意识到，这条线一天的产量，比1908年福特公司全年的产量还多。
T型车累计生产超过1500万辆。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从纽约到旧金山，从迈阿密到西雅图，每一条能跑车的路上，都跑着T型车。农场主开着它运农产品，推销员开着它跑业务，年轻情侣开着它去郊外约会。福特把汽车从富人的玩具变成了美国人的腿。
但腿也分三六九等。
通用的斯隆是个精明到骨子里的商人。他比福特更早意识到，当所有人都开上了车，他们就不会满足于“能开就行”了。于是多品牌战略应运而生——雪佛兰打低端，别克走中端，凯迪拉克占高端，每年还搞年度改款，让去年的车在今年的展厅里显得“过时”。斯隆的原话是：“我们要让消费者觉得，换车和换衣服一样自然。”
新成立的克莱斯勒则另辟蹊径。他们不打价格战，不打品牌战，而是把配置拉到顶——四轮液压刹车、高压缩比发动机、全钢车身，一样样往上堆。宣传语也直接：“你开的是福特？那你一定没试过克莱斯勒的刹车。”
嗯，这家克莱斯勒，背后站的是华尔街投行——从融资、重组、并购到上市，全程主导。他们不是要造最好的车，是要造一个能上市的“汽车故事”。至于故事讲完之后厂子怎么活，那不是投行关心的事。
芬恩有一次在电话里跟福特聊天，老福特气得直骂：“他们那不是造车，是造报表！”
芬恩笑着劝他：“您造的是车，人家造的是股价，本来就不是一个赛道。”
汽车之外，另一场革命正在千家万户的客厅里悄悄发生。
近三百万台收音机入户，平均每三户就有一台。1923年这个数字还只是五十万台，两年翻了近六倍。芬恩记得很清楚，因为黑水旗下的电子公司也在做收音机——不是主营，是顺带。结果顺带做出来的销量，竟然比很多专业厂商还高。
原因很简单：他们有现成的销售网络。范德林德家族从卖酒、卖烟起家，二十多年下来，经销商遍布全美。收音机往货架上一摆，自然就有人买。
因为没有牌照管制，任何人只要有设备和天线就可以开播，一年之内全美冒出超过五百家电台。教堂播福音，农场播天气预报，城市播爵士乐，乡下的老太太打电话到电台点歌，要送给她的猫。空气里全是无线电波，密密麻麻，像一场看不见的狂欢。
芬恩偶尔会在晚上打开收音机，随便调到一个台，听那些从几百英里外飘来的声音。有时候是芝加哥的爵士乐队现场，有时候是堪萨斯的谷物行情，有时候只是一个陌生人对着麦克风念自己写的诗。
他每次听完都会沉默一会儿。不是因为感动——是因为他知道，这种无序的、野蛮的、充满生命力的繁荣，是有保质期的。
卓别林的《淘金记》上映了。芬恩带着邦尼和孩子们去电影院看了，伊芙笑得前仰后合，贾斯珀嫌黑白片太老土，伊登看了一半就开始研究放映机的结构。芬恩自己倒是看得津津有味——小个子流浪汉在阿拉斯加的雪原上煮皮鞋吃的场景，让他莫名其妙想起了亚瑟当年在安巴里诺雪山里啃肉干的日子。
好莱坞的产量已经占到全球的80%，每周有五千万美国人走进电影院。25美分一张票，能让人在黑漆漆的放映厅里笑一个半小时、哭一个半小时、做一场一个半小时的梦。这个买卖，比卖酒划算。
GDP实际增速4.26%，物价稳定，通胀控制在3.5%左右。工人的年收入大约1300美元，周薪25到35美元之间——听着不少，但如果家里有三四个孩子，这点钱也就刚够温饱。而房产泡沫正在顶峰，佛罗里达的地价三年涨了三到五倍，一块三年前还长着棕榈树的沼泽地，如今挂牌价能让人以为
美国正式成为“世界工厂”。
而在这片繁荣的表象之下，华尔街对杰克·摩根的进攻从未间断。
股市的巨大泡沫，给他们提供了近乎无穷无尽的杠杆。每一次股价上涨，他们都能以此为抵押，从银行套出更多的钱；更多的钱又用来继续拉高股价，周而复始，杠杆越加越大。
杰克·摩根则依靠黑水布局全球的实业提供的资金，不停地打防守反击。他不主动进攻——进攻意味着暴露仓位，暴露仓位意味着给对手可乘之机。他只做一件事：托盘。华尔街砸多少，他收多少；华尔街撤，他也不追。就像一头把四肢和头都缩进壳里的巨龟，任你鹰啄狼咬，岿然不动。
华尔街那帮人不是不赚资产，恰恰相反，他们什么都碰——股票、债券、工厂股权、地产项目，只要能炒起来的，全都往怀里搂。可他们的心思从来不在经营上，手里的资产不过是套现的筹码。买进，吹高，转手卖出，赚的是泡沫里滚出来的快钱。行情越疯，他们赚得越凶。至于厂子开不开工、矿里出不出煤、工人有没有活干，他们根本不关心。只要股价还在涨，他们就敢一路往上赌，把数字越堆越大，仿佛永远不会塌。
黑水这边则完全是另一套活法。
他们不跟华尔街硬碰，只守不攻，悄悄给杰克·摩根注资，稳住盘面，任凭外面吵翻天，自己稳坐钓鱼台。他们也赚钱，甚至赚得不比华尔街少——军火、矿产、铁路、汽车、收音机、电影、烟草、酒水（现在改叫“医用酒精”和“漱口水”了），每一条线都在源源不断地产生利润。但这些赚来的钱，大多又滚回了实业里。
矿山开采权、铁路经营权、港口泊位、工厂地皮、专利池、军工产业链的上下游配套——一样样攥在手里，变成实打实的家底。这些家底不体现在股价的每日涨跌上，但体现在一个谁也拿不走的事实上：从原材料到成品，从运输到销售，黑水控制的产业链已经可以做到大部分环节自给自足。
于是就出现了极诡异的一幕：
两边斗得有来有往，针锋相对，却又同时都在大赚特赚。
华尔街赚的是虚浮的数字，越赚越飘——账面财富膨胀得让人眼花缭乱，但那些钱大多还停留在股票账户里，停留在明天的交割单上，停留在“只要不卖就不算亏”的自我安慰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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