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4章 楚君的选择（1/2）

林公馆的书房里，雪茄烟雾浓得化不开。

林父林维庸坐在红木书桌后，手指反复摩挲着武田浩送来的聘礼清单。清单用烫金宣纸写成，第一行就写着：“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实权），即日可赴南京就职。”

“楚君，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林维庸抬起头，眼角的皱纹在灯光下显得更深，“我们林家在上海滩风光了三十年，可这三十年里，你祖父、你大伯是怎么死的？是死在军阀手里，死在日本人手里，死在投机倒把的同行手里！”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指着法租界外那片灰蒙蒙的闸北区。

“你看看外面，多少人连口饱饭都吃不上。阿四那种人，今天捡垃圾，明天可能就饿死在苏州河边。我们呢？我们还能在花园里办舞会，还能喝法国香槟。”他转身盯着女儿，“为什么？因为我们会审时度势！”

林楚君站在书房中央，身上那件月白色旗袍在灯光下泛着冷光。她没说话，只是静静看着父亲。

“武田浩是什么人？日本贵族出身，陆军大学高材生，现在又是影佐祯昭面前的红人。”林维庸压低声音，“他娶你，是真心喜欢。聘礼里还有东京银座的两间铺子，你知道值多少钱吗？”

“父亲，”林楚君终于开口，声音平静得可怕，“您记得母亲是怎么死的吗？”

书房里的空气骤然凝固。

林维庸的脸色变了变，手里的雪茄抖了一下，烟灰掉在地毯上。

“民国二十六年，淞沪会战。”林楚君一字一句地说，“母亲带着红十字会的药品去南市救治伤兵，被流弹击中。临死前她拉着我的手说：‘楚君，这辈子最遗憾的，就是没能看到鬼子被赶出中国’。”

“你提这个做什么！”林维庸厉声打断，“那是战争！是意外！”

“是意外吗？”林楚君从手袋里取出一个褪了色的绒布小盒，打开，里面是一支翡翠发簪。她轻轻旋开发簪的尾部，从空心处倒出一卷泛黄的纸。

纸卷展开，上面是用钢笔手写的名字，密密麻麻，足有上百个。

“这是母亲藏在发簪里的。”林楚君把名单放在书桌上，“民国二十六年到二十八年，她在复旦任教时的学生里，有二十三人参军，十七人加入地下抵抗组织。现在这四十个名字后面，三十七个都打上了黑框。”

林维庸盯着名单，手指开始颤抖。

“王振华，化学系高材生，在四行仓库抵抗战中牺牲，时年二十二岁。”

“陈婉清，外语系，因在租界散发抗日传被76号逮捕，受尽酷刑而死，时年二十四岁。”

“李国栋，物理系......”

“别念了！”林维庸猛地一拍桌子，茶盏震得叮当响。

书房外传来佣人小心翼翼的脚步声，又迅速远去。

父女俩在沉默中对峙。墙上的西洋钟嘀嗒作响，每一声都敲在心上。

良久，林维庸颓然坐回椅子，声音沙哑：“楚君，你以为我想当汉奸？你以为我不知道外面怎么骂我们这些人？可我们有什么选择？硬抗？像名单上这些孩子一样去送死？”

他抬起头，眼眶发红：“你大哥在美国，你二哥在香港，我要是倒了，林家就散了。那些跟着我们吃饭的掌柜、伙计、佣人，加起来两百多口子，他们怎么办？也跟着去送死？”

林楚君走到书桌前，轻轻按在那份名单上。

“父亲，我不是要您去送死。”她声音很轻，却字字清晰，“我只是想问您，如果母亲还活着，她会让我嫁给一个日本人吗？会让我们林家，靠着侵华日军的提拔，继续风光下去吗？”

林维庸张了张嘴，没发出声音。

“武田浩的聘礼里，是不是还有一条，”林楚君看着清单最后，“‘协助皇军稳定上海金融秩序，特批林家参与华中物资统制’？父亲，您知道‘物资统制’是什么意思吗？”

她不需要父亲回答。

“就是把中国老百姓嘴里的粮食，身上的布料，治病的药品，统统收走，运到前线去支持日军打仗。”林楚君的声音在颤抖，“去年冬天，闸北冻死饿死三百二十七人，其中一半是孩子。父亲，您书房里暖和，闻不到苏州河边的尸臭，可我闻得到。”

“够了！”林维庸霍然站起，“你以为你那些小动作我不知道？你和那个高志杰走那么近，真当我老糊涂了？”

林楚君心头一震，脸上却不动声色。

“高志杰？76号电务处的那个技术专家？”她甚至轻轻笑了笑，“父亲，您忘了，是武田浩亲自把他介绍给我的，说他是‘难得的青年才俊’，让我多接触，好了解新科技。”

林维庸盯着女儿看了足足十秒，忽然像是泄了气的皮球，重新瘫坐下去。

“楚君......你很像你母亲。”他喃喃道，“太像了。当年她也是这么看着我，问我能不能不出卖那批药品给军阀。”

书房再次陷入沉默。

窗外传来汽车喇叭声，是法租界夜生活开始的信号。远处百乐门的霓虹灯已经开始闪烁，而在苏州河北岸，弄堂里的煤油灯刚刚点亮，女人们开始在公用灶披间煮稀得见底的粥。

两个世界，一道苏州河隔开。

“武田浩给了最后期限。”林维庸终于开口，声音苍老，“三天后，他要正式答复。如果同意，下个月就订婚。如果不同意......”

他没说下去，但意思很清楚。

林楚君收起名单，重新塞回发簪。翡翠在灯光下泛着温润的光，像极了母亲的眼睛。

“父亲，给我一晚上时间考虑。”她平静地说，“明天早上，我会给您答复。”

林维庸疲惫地挥挥手。

林楚君转身走出书房，高跟鞋踩在大理石地面上，发出清脆而有节奏的声响。经过走廊时，她瞥见管家老陈躲在廊柱后偷听，见她出来，赶紧装作擦拭花瓶。

“陈叔，”林楚君停下脚步，“我房间的窗户有些漏风，晚上让人来修一修。”

老陈连连点头：“是，大小姐，我这就安排。”

林楚君点点头，继续往自己房间走去。她知道老陈是父亲的眼线，也知道刚才的话会被一字不差地汇报上去。

但没关系。

回到三楼卧室，她反锁房门，拉上厚厚的天鹅绒窗帘。然后走到梳妆台前，拧开一瓶雪花膏的盖子，从里面取出一枚比指甲盖还小的铜钥匙。

她走到壁炉前——虽然是夏天，这西式壁炉依然是个精致的装饰。在壁炉右侧第三块瓷砖上轻轻一按，瓷砖弹开，露出一个小小的暗格。

暗格里只有两样东西：一把勃朗宁手枪，用油布包着；还有一个巴掌大的铁皮盒子。

林楚君用铜钥匙打开铁盒，里面是一沓照片和几封信。

照片里，有她和母亲在复旦校园的合影，有母亲带着学生去前线慰问的集体照，还有一张——是高志杰。

那是去年秋天，在法国公园。高志杰穿着浅灰色西装，靠在一棵梧桐树上，手里拿着一本德文技术手册，眉头微蹙，专注得完全没注意到有人在偷拍。

林楚君的手指轻轻拂过照片上的脸。

“你这个傻子，”她低声说，“整天就知道捣鼓你那些机器。”

她把照片翻过来，背面用极小的字写着一行日期和地点：“民国二十八年十月七日下午三时，法国公园东南角梧桐树。”

还有一行更小的字，是她的笔迹：“他今天解开了第三道数学题，笑了三次。第一次是礼貌，第二次是得意，第三次......是看到我时的惊喜。”

林楚君把照片贴在胸口，闭上眼睛。

母亲的声音仿佛又在耳边响起：“楚君，这世道对女人太残酷。但你要记住，再残酷，也不能丢了骨气。骨气不是硬碰硬，是在夹缝里，也要活出人的样子。”

她睁开眼睛，目光变得坚定。

重新锁好暗格，她走到书桌前，摊开信纸，开始写信。不是给父亲，不是给高志杰，而是给一个她已经三年没联系的地址——香港，皇后大道中，一家名为“昌隆”的钟表行。

信很短，只有三行：

“母簪已见，名单尚存。婚事在即，恐负所托。若有不测，请将簪交二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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