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2集：南行的收获（1/2）

二月初，春城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秦建国的工作室里却热火朝天。

二十件加单作品已经完成了一半。有了第一次的经验，这次他做得更加得心应手。除了延续“四季”系列，他还尝试了一些新题材：松花江上的渔舟、长白山下的木屋、老火车站钟楼——都是春城人熟悉的景象，但用抽象的木艺语言表现出来，竟有种陌生的诗意。

周明远来过两次，每次都带着不同的人。一次是省工艺美术厂的厂长，想请秦建国去当技术指导；一次是报社的记者，要写一篇关于“新时代手艺人”的报道。

“你现在是小有名气了。”周明远第三次来时，半开玩笑地说。

秦建国正在打磨一件新作品《渡》，用的是一块带虫洞的老榆木。“都是周老师提携。”

“我提携没用，关键是你自己有东西。”周明远正色道，“对了，说正事——区里展览定在三月十五号，市工人文化宫。你的五件作品，我建议再加两件新的。”

“我已经准备好了。”秦建国从工作台下取出两件用布包着的作品，“一件叫《破》，一件叫《立》。”

周明远揭开布，眼睛一亮。《破》是用一块有裂痕的枣木雕的，裂痕被巧妙处理成破土而出的轨迹；《立》则是整块椴木，只简单刻了几道垂直线条，却有种向上的力量感。

“好！好一个破立！”周明远拍案叫绝，“这正是我们时代的精神！改革开放，不就是破旧立新吗？”

他当即决定把这两件作为展览的重点作品。“位置我给你留最好的，在入口处第一展柜。”

送走周明远，秦建国看着墙上的日历。二月二十号了，离沈念秋学校放暑假还有四个月，但他们的南行计划得提前准备起来。

晚上吃饭时，他跟沈念秋商量：“我想三月份展览结束后就去南方，那时候春城开化，路好走些。你学校那边，能请假吗？”

沈念秋想了想：“我们大四下学期主要是实习和毕业论文，时间比较自由。我跟导师说说，应该能请出半个月假。”

“那好，咱们就定在三月底出发。”秦建国说，“我算过了，外贸局的订单三月中旬能全部完成，展览也在那时候。时间正好衔接。”

沈青山放下筷子：“去南方看看是好事，但有几件事你们得注意。”

“爸您说。”

“第一，介绍信要开好。单位介绍信、街道介绍信，最好再让学校开个调研证明。第二，钱要分开带，不要都放一起。第三，南方的规矩和北方不一样，说话办事要谨慎。”

沈母也叮嘱：“听说广州那边热，带点清凉油、仁丹。还有，吃东西要小心，别乱吃生冷的。”

石头似懂非懂地听着，突然冒出一句：“爸爸，南方有大象吗？”

一家人都笑了。秦建国抱起儿子：“南方没有大象，但有大海，有椰子树，有爸爸没见过的很多木头。”

“那我能去吗？”石头眼巴巴地问。

沈念秋摸摸儿子的头：“这次不行，路太远了。你在家陪姥姥姥爷，等爸爸回来给你带椰子糖。”

石头嘟起嘴，但很懂事地没闹。这孩子从小跟着父母奔波，比同龄孩子更明白“不容易”三个字的意思。

三月初，秦建国完成了外贸局的全部订单。陈处长验收时，特意带了个日本商人来。

日本人叫山本，五十多岁，戴金丝眼镜，会说一点中文。他看到秦建国的作品，眼睛立刻亮了，用生硬的中文说：“这个，很有禅意。”

山本一件件仔细看，不时通过翻译询问创作理念。当听到“木头的语言”这个说法时，他频频点头：“在日本，我们叫‘木の魂’——木头的灵魂。秦先生的作品，有灵魂。”

最后，山本当场订了五十件，要求半年内交货，价格比外贸局的收购价高出三成。更让秦建国意外的是，山本还提出要签长期合作协议。

“如果这批货在日本市场反响好，我们公司希望成为秦先生的独家代理。”翻译转达山本的话。

秦建国没有立刻答应。他请陈处长帮忙沟通：“感谢山本先生赏识，但我想先专注完成现有订单。合作的事，等我从南方考察回来再详谈，可以吗？”

陈处长翻译过去，山本不但没生气，反而更加欣赏：“秦先生是认真做事的人。好，我等你从南方回来。”

送走山本，陈处长拍拍秦建国的肩：“你小子行啊，知道吊胃口了。不过做得对，跟日本人做生意，不能太急。”

“不是吊胃口，是真需要时间。”秦建国诚恳地说，“我的技艺还需要打磨，对市场也不了解。这次去南方，就是想看看现在的工艺美术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陈处长点头：“有这个清醒认识就好。对了，你要去南方，我倒是可以给你介绍几个人。”

他从笔记本上撕下一页，写了几个名字和地址：“这是广州外贸公司的老李，深圳工艺品进出口公司的小王，还有福州木雕厂的张师傅。都是老朋友，你提我的名字，他们会接待你。”

秦建国郑重接过纸条：“谢谢陈处长。”

“别谢我，我是投资。”陈处长笑道，“你现在是我的‘潜力股’，我当然希望你走得越远越好。”

三月十五号，区工艺美术展览如期开幕。

那天春城难得地出了太阳，积雪开始融化，屋檐下滴滴答答。工人文化宫门口拉起了红绸横幅：“道外区第一届民间工艺美术展”。

秦建国一家都去了。沈青山特意请了半天假，沈母给石头换了新棉袄，沈念秋则穿上了那件枣红色毛衣——这是秦建国用第一笔订单的钱给她买的。

展厅里人不少，有干部模样的，有艺术气质的，更多的是普通市民。改革开放后，文化生活逐渐丰富，这种展览对春城人来说还是新鲜事。

秦建国的七件作品放在入口右侧的独立展柜，位置果然显眼。周明远亲自写的介绍牌：“青年木艺家秦建国作品——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找木头的语言。”

不少人围在展柜前。《破》和《立》最引人注目，有个戴贝雷帽的老先生看了很久，问旁边的人：“这是哪位大家的作品？有点罗丹的影子，又完全是中国的味道。”

周明远正好走过来，介绍说：“这是秦建国，我们本地的青年艺术家。”

老先生转向秦建国，伸出手：“我是省美术家协会的刘振邦。秦先生，你的作品很有想法。”

秦建国连忙握手：“刘老师过奖，我还在学习。”

“不是客气话。”刘振邦认真地说，“我看过很多所谓‘创新’的作品，大多是形式上的拼凑。你的不一样，是从内里长出来的新。这种作品，有生命力。”

正说着，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出现了——赵大勇，那个在工商局排队时认识的修车铺老板。

“秦兄弟！”赵大勇穿着件洗得发白的工作服，显然是从铺子直接过来的，“我听说展览有你作品，特意来看看。”

秦建国很感动。一个修车师傅，大白天关店来看展览，这份情谊难得。

赵大勇不懂艺术，但说得实在：“我不懂那些大道理，就觉得你这木头刻得……真。你看这个，”他指着《承》，“就像我爹那双手，干了一辈子活的手。”

这句话让秦建国心头一震。艺术的最高评价，或许不是专家的赞美，而是普通人的共鸣。

展览进行到一半时，区领导来了。带队的是区委书记，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干部。他在秦建国的展柜前停留了很久，问了很多问题：用什么工具，学艺几年，对未来有什么打算。

最后，书记说：“秦建国同志，你这种自力更生、发挥特长的精神，值得提倡。区里正在研究扶持个体经济的政策，你这样的典型，我们要好好宣传。”

当天下午，区广播站就派记者来采访。第二天，《春城日报》第二版登出了报道，标题是《从木匠到艺术家——个体户秦建国的转型之路》。

秦建国买了好几份报纸，一份给父母，一份给岳父母，一份自己留着。沈念秋把报纸仔细地夹在相册里：“这是咱们家的历史。”

展览持续了三天，秦建国的七件作品被标注为“非卖品”，但仍有好几个人私下询问价格。有个南方来的商人开价五百元一件，想全部买走。

秦建国婉拒了：“这些作品是我这个阶段的总结，不卖。”

商人加价到八百，秦建国还是摇头。

“那你以后的作品卖不卖？”商人问。

“卖，但得等我从南方回来，有新的创作。”秦建国说。

商人留下名片：“好，我等你。秦先生，你的东西，在南方一定有市场。”

三月二十号，秦建国和沈念秋开始准备南行的行装。

沈母给他们缝了两个贴身口袋，用来装钱和重要证件。沈青山找学校开了介绍信，又写了几个南方老同学的联系方式。

“这两个在广州，一个在深圳，都是大学教授。万一遇到困难，可以找他们。”沈青山说。

秦建国的工作室暂时交给徒弟小赵照看。小赵是他从文化宫带出来的，十九岁，手巧肯学，看店和接些简单活计没问题。

“师傅你放心，我保证每天开门，订单我都记在本子上了。”小赵认真地说。

临行前一晚，秦建国和沈念秋都睡不着。

“紧张吗？”沈念秋轻声问。

“有点。”秦建国老实说，“就像……就像第一次上山找参，知道前面有好东西，但不知道路上会遇见什么。”

“我倒不紧张，就是兴奋。”沈念秋翻了个身，面对着他，“建国，你说南方到底是什么样子？真的满街都是个体户吗？真的能随便买卖东西？”

“去了就知道了。”秦建国握住她的手，“不管南方什么样，咱们一起去看看。”

三月二十二号，清晨五点，天还没亮。

秦建国和沈念秋提着简单的行李出了门。沈青山推着自行车送他们去火车站，沈母抱着石头跟在后面。

火车站人山人海。八十年代初，出行主要还是靠火车，春运虽然过了，但人依然多。大包小包的行李，拖家带口的旅客，混合着香烟、汗水、食物和各种说不出的气味。

“路上小心，到了就打电话。”沈青山叮嘱。家里没电话，但可以打到学校传达室。

“爸，妈，你们回去吧。”秦建国说，“石头，听姥姥姥爷话。”

石头紧紧搂着爸爸的脖子，小声说：“爸爸，别忘了椰子糖。”

“忘不了。”

汽笛长鸣，绿皮火车缓缓启动。秦建国和沈念秋挤在车窗前，向站台上的家人挥手，直到人影变成小点，最后消失。

找到座位，放好行李，两人才松了口气。硬座车厢，一排三个人，他们坐在靠窗的位置，中间是个去天津探亲的大娘。

火车哐当哐当地前进，窗外的景色从城市的灯光变成郊区的平房，然后是广阔的田野，覆盖着残雪。

“要坐多久？”沈念秋问。

“到广州，三天两夜。”秦建国看了看车票，“中间在天津、徐州、武汉转车。”

那个年代，没有直达车，每一次转车都是一场战斗。

第一段路程还算顺利。到了天津站，他们有两个小时转车时间。秦建国护着沈念秋挤出人群，找到去徐州的车次，在站台上买了两个烧饼充饥。

“跟我想象的南方之行，好像不太一样。”沈念秋啃着烧饼，苦笑着说。

秦建国也笑了：“这就是真实的中国。十几亿人，大多数都是这样出行的。”

第二段车程开始拥挤。徐州是大站，上车的人比下车的人多得多。过道里站满了人，行李架上塞得满满的，连座位底下都躺着人。

夜里，车厢里弥漫着泡面味、脚臭味、孩子的哭闹声。秦建国让沈念秋靠着自己睡，自己睁眼守着行李。

黑暗中，他想起前世。也是这样拥挤的火车，只不过方向相反——是从云南回春城。那是1979年，知青大返城，他挤在火车连接处，站了三天三夜。那时候心里只有迷茫：回城后怎么办？工作在哪里？未来在哪里？

而现在，同样是长途跋涉，心境却完全不同。他知道要去哪里，知道要做什么，身边有爱的人，前方有明确的目标。

这就是重生的意义吧——不是改变世界，而是在同样的时代里，活出不同的可能。

天快亮时，火车停靠在武汉站。秦建国摇醒沈念秋：“到了，要换车了。”

两人提着行李下车，随着人流走出站台。武汉的清晨比春城暖和许多，空气中已经有了春天的气息。

“离南方又近了一步。”沈念秋深吸一口气。

在武汉站，他们遇到了第一个意外。

去广州的车票买不到了——不是没票，是售票处说他们的介绍信有问题。

“你们这个介绍信，只能到武汉，不能到广州。”售票员板着脸说。

秦建国心里一沉。介绍信是沈青山托关系开的，按理说全国通用，但各地执行标准不同。

“同志，通融一下，我们是去广州考察的。”秦建国试图解释。

“不行，这是规定。”售票员不为所动。

后面排队的人开始催促。秦建国拉着沈念秋退到一边，两人都有些着急。

“怎么办？要不给爸的同学打电话？”沈念秋问。

秦建国想了想，从贴身口袋里掏出陈处长给的纸条：“先不麻烦别人。陈处长不是介绍了广州外贸公司的老李吗？试试看。”

火车站旁边就有邮局。秦建国排了半个小时的队，终于接通了广州的长途电话。

“喂，李主任吗？我是春城秦建国，陈处长介绍我找您的……”

电话那头传来爽朗的声音：“小秦啊！老陈跟我说了。你们到哪儿了？”

“在武汉，买不到去广州的车票，介绍信出了问题。”

“嗨，这事简单。你在武汉站等着，我找人接你。”李主任很干脆，“我有个朋友在武汉铁路局，让他帮你办。”

挂了电话，秦建国松了口气。沈念秋问：“怎么样？”

“解决了。李主任说让人来接我们。”

一个小时后，一个穿铁路制服的中年人找到他们：“是秦建国同志吗？李主任让我来的。”

中年人带他们走了特殊通道，直接上了去广州的列车，还安排了两个卧铺。

“卧铺！”沈念秋进了包厢，简直不敢相信。这年头，卧铺票比硬座难买十倍，不是有关系根本买不到。

秦建国也感慨：“这人情欠大了。”

“老李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别客气。”铁路同志摆摆手，“到了广州，代我问老李好。”

火车再次启动。卧铺车厢安静多了，也干净多了。秦建国和沈念秋安顿下来，终于能好好休息。

“看来，咱们这趟南行，注定不会平凡。”沈念秋靠在枕头上说。

秦建国望着窗外飞驰而过的田野，轻声说：“这才刚刚开始。”

火车向南，一路向南。过了长沙，气温明显升高；过了韶关，已经能看到绿色的山峦和不同于北方的植被。

第三天下午，广播里响起：“旅客朋友们，广州站就要到了……”

秦建国和沈念秋收拾好行李，站在车窗前。窗外，城市的轮廓渐渐清晰——不是春城那种方正正的苏式建筑，而是密密麻麻的楼房，高低错落，有些还搭着脚手架在建。

更让他们震撼的是色彩。北方城市的主色调是灰、白、褐，而广州，竟然有那么多鲜艳的颜色：楼房的彩色瓷砖、店铺的亮色招牌、行人穿的花衬衫……

“我的天……”沈念秋喃喃道。

火车缓缓进站。广州站比春城站大得多，人也多得多。一下车，热浪扑面而来——三月底的广州，已经像春城的夏天。

“秦建国同志！”站台上，一个穿短袖衬衫、戴眼镜的中年人举着牌子。

“李主任？”秦建国迎上去。

“叫我老李就行！”李主任热情地握手，“一路辛苦！这位是弟妹吧？欢迎欢迎！”

老李开着一辆上海牌轿车——这在北京都是稀罕物，在广州更是身份的象征。车子驶出火车站，开进广州的街道。

秦建国和沈念秋趴在车窗上，眼睛都不够用了。

街上到处都是人。骑自行车的，走路的，推着小车的。街边的店铺一家挨着一家，卖服装的、卖电器的、卖日用品的，橱窗里琳琅满目。更让他们震惊的是，很多店铺门口挂着“个体经营”的牌子，有的还写着“欢迎议价”。

“这里是中山路，广州最繁华的商业街之一。”老李介绍道，“你们看，左边那栋楼是南方大厦，国营的；右边这些小店，都是个体的。”

沈念秋指着窗外：“那些人在干什么？”

街角，一群人围着一个戴蛤蟆镜的年轻人，年轻人手里拿着一些花花绿绿的东西在吆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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