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0章 织网飞蛾（1/2）

深水埗福荣街后巷，宽度不足一米五。

两旁的唐楼墙壁斑驳，水管裸露，霉斑像地图上的岛屿沿着墙角蔓延。巷子一头被蓝色的警戒带封住，另一头通向喧闹的街市——即使发生了命案，烧腊店的老板娘依然在吆喝，鱼贩子依然在剁冰，肠粉摊的蒸汽依然袅袅升起。

香港的死亡从不耽误生活。

王平安弯腰穿过警戒带，靴底踩在湿滑的青苔上。巷子太窄，他不得不侧身而行，肩膀蹭过墙壁，落下白色的墙灰。

死者靠在墙边，呈坐姿。一个中年男人，微胖，穿着沾满油污的厨师裤，上半身的白色汗衫被割成碎片，敞开的胸膛和腹部布满刀口——经现场法医快速清点，五十三道。

又是避开了动脉。

又是最后割喉。

又是计时器。

这次是一个怀表，老式的黄铜外壳，表盖打开，指针停在十二点整。怀表被人用鞋跟踩过，玻璃表蒙完全碎裂，但奇怪的是，表壳本身被擦得很干净，没有指纹。

“死者黄文强，四十二岁，‘好味茶餐厅’的老板兼主厨。”陈国栋跟在王平安身后，手里拿着平板电脑，“凌晨四点，餐厅帮工来后巷倒垃圾时发现尸体。初步判断死亡时间在零点到一点之间。”

王平安蹲下身，目光扫过死者颈部的伤口。割痕很利落，从左到右，一刀完成，深浅均匀——和前三宗相比，这一刀更专业。

“凶器变了。”他说。

“什么？”

“前三个死者，割喉的刀口有轻微拉扯，刀刃可能不够锋利，或者凶手力量不足。这一个，”王平安用戴着手套的手指虚指伤口边缘，“很平滑。凶手要么换了刀，要么……手法熟练了。”

陈国栋倒吸一口凉气：“这才第四宗，就进化了？”

“或者凶手不止一个。”王平安站起身，环顾窄巷。

巷子两侧的窗户大多紧闭，玻璃上贴着褪色的福字或招财猫贴纸。但三楼有一扇窗半开着，白色的窗帘被风吹出窗外，像招魂的幡。

“那户查了吗？”王平安问。

“已经派人上去了，住户是个独居老太太，耳朵不好，说什么都没听到。”

王平安点点头，不置可否。他重新审视尸体。黄文强的右手紧紧攥着，指节发白。法医已经检查过，手里什么都没有，但那种握拳的方式，像是死前抓住了什么，又像是想要抓住什么。

“他的家庭情况？”

陈国栋滑动平板：“已婚十五年，妻子林秀梅，四十一岁，在同一家茶餐厅做收银。有两个孩子，女儿十三岁，儿子十岁。邻居反映……”他顿了顿，“经常听到吵架，有时会有摔东西的声音。”

“家暴记录？”

“没有正式报警记录。但茶餐厅的帮工私下说，黄文强脾气暴躁，有时会对妻子动手。上个月林秀梅眼角有淤青，她说是撞到门框。”

王平安沉默了一会儿。巷子外传来烧腊刀剁在案板上的声音，笃、笃、笃，规律得让人心悸。

“林秀梅现在在哪？”

“在警署做笔录。情绪……很平静。”

“平静？”

“太平静了。”陈国栋斟酌着用词，“没有哭，没有晕倒，回答问题条理清晰。像是……”他没说下去。

“像是早有准备。”王平安接完这句话，转身走出巷子。

巷口围着一群人，伸长脖子往里看。有早起买菜的阿婆，有叼着烟的建筑工人，有牵着狗的中年男人。他们的脸上交织着恐惧和兴奋——对他人死亡的病态好奇。

王平安的目光扫过人群，突然停在一个女人身上。

她站在人群最外围，靠在一根电线杆旁，五十岁上下，身材瘦小，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外套。她没有看巷子，而是低头看着自己的手，双手交握，手指不断摩挲着左手无名指——那里有一圈明显的戒痕，但戒指不见了。

当王平安看向她时，她似乎有所感应，抬起头。

两人的目光在空中接触了一秒。

女人的眼睛很平静，深得像井。然后她转身，汇入清晨的人流，消失在福荣街的拐角。

“阿植。”王平安叫来年轻的警员，“看到刚才那个蓝外套的女人了吗？跟上去，别惊动她，记下她去了哪里。”

“是，王sir。”

西九龙重案b组的会议室，三面墙被改造成了巨大的线索板。

左侧墙上钉着四张死者照片——潘兆昌、李国伟、张耀祖、黄文强。每张照片们连接起来，在中间交汇成一个问号。

右侧墙上是时间线：一月一日零点到四点，四宗命案几乎同时发生在港岛四个不同区域。地图上用红点标注位置，看起来随机，但王平安知道，随机往往是最精心的设计。

而正对会议桌的那面墙，还空着。

但很快就不会空了。

“第五宗。”陈国栋推门进来，脸色铁青，“观塘工业区，凌晨发现。死者马志明，三十八岁，装修公司老板。同样的手法，四十八处刀伤，割喉，闹钟停在零点。”

他把照片钉在墙上。一个穿着 polo 衫的男人，倒在堆满建材的仓库里。

“第六宗，九龙城。”另一名警员接话，“凌晨三点半，清洁工发现。死者陈大福，五十二岁，出租车司机。手法一致，现场发现被砸碎的手机，屏幕时间停在00:00。”

照片钉上。

“第七宗，葵涌货柜码头……”

“第八宗，北角……”

“第九宗……”

照片一张张钉上墙壁，像一场无声的瘟疫在蔓延。会议室里只剩下钉照片的“嗒、嗒”声，以及警员们沉重的呼吸。

当第三十张照片钉上时，有人忍不住了。

警员阿植——刚从警校毕业两年的年轻人——猛地站起来，眼睛血红：“这他妈到底怎么回事？三十个人！三十个男人在元旦这一周内以同样的方式被杀！媒体已经在问了，市民在恐慌，我们却连个屁都不知道！”

会议室一片死寂。

王平安坐在长桌尽头，面前摊开三十份初步调查报告。他缓缓抬起头：“说完了？”

阿植张了张嘴，最后颓然坐下。

“恐惧会传染。”王平安的声音很平静，“凶手的恐惧，受害者的恐惧，市民的恐惧，还有我们的恐惧。当恐惧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让人失去判断力。”

他站起身，走到那面钉满照片的墙前。三十张男人的脸，年龄从三十二岁到五十八岁，职业从司机到老板到退休警长，居住地遍布港九新界。他们唯一的共同点是：都是男性，都死于同样的手法，都在凌晨零点到四点之间。

还有，根据初步调查，他们都有家暴嫌疑或记录。

“把他们的妻子、伴侣全部列出来。”王平安说。

陈国栋愣了一下：“情杀？可这些死者互不相识，他们的妻子也不可能互相认识……”

“谁说杀人非得因为‘爱’？”王平安转身，目光扫过会议室里的每一个人，“仇恨有很多种。有时候，‘怕’也能成为杀人的动机。有时候，‘再也受不了’就是足够的理由。”

他走回桌边，抽出其中一份报告：“潘兆昌的妻子刘秀兰，去年六月因肋骨骨折住院，对医生说是摔下楼梯。但护士注意到她的手臂上有捆绑痕迹。”

又一份：“李国伟的前妻三年前申请过禁制令，称李多次威胁要杀她。后来撤诉，两人复合。”

再一份：“黄文强的茶餐厅帮工说，曾听到黄对妻子说‘你再敢跑，我就把你腿打断’。”

一份份报告被抽出，摆在桌上。每份报告里，都藏着一个女人沉默的伤痛。

“三十个男人，背后是三十个女人。”王平安说，“也许更多。也许有女朋友，有女儿，有母亲。查，彻底地查。每个人都要问：一月一日凌晨零点到四点，你在哪里？”

“不在场证明？”

“对。铁一般的不在场证明。”

九龙公众殓房，地下二层。

温度常年保持在十六度，空气里有消毒水和某种更隐蔽的气味混合——那是死亡本身的味道，冰冷、微甜、挥之不去。

王平安站在单向玻璃后面，看着认尸房里的情景。

第一个女人走进来。四十出头，茶餐厅女工的制服还没来得及换下，围裙上沾着酱油渍。法医拉开不锈钢抽屉，白布掀开一角，露出黄文强的脸。

女人站在那里，距离尸体三米远。按照规定，家属不能靠得太近。

她看了很久，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巾，不是擦眼泪，而是擦了擦手。她的手指一直在捻着什么——后来王平安才看清，是一枚塑料发夹，廉价的粉红色，边缘已经磨损。

转身离开时，她的嘴角有一个弧度。

不是笑，不是哭。是一种放松，一种解脱，像是终于卸下了肩上扛了多年的重物。

第二个女人，五十岁，穿着银行制服裙。她的丈夫是股票经纪，从二十七楼跳下——但警方在验尸时发现，跳楼前他身上已经有四十二处刀伤。死亡时间，凌晨一点。

这个女人更平静。她甚至掏出口红，对着墙上的不锈钢板反光补了补妆。口红是正红色，涂得很仔细，边缘一丝不苟。

第三个，卡拉oK的妈咪，四十多岁，浓妆。她的丈夫是退休警长，被人发现死在按摩椅上。她双手合十，像是在祈祷，但手指关节用力到发白——那不是祈祷，是在压抑颤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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