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欧的暗流（1/2）

冬夜的风吹过基辅，此时，是1939年2月末。

第聂伯河的冰面在惨淡的月光下泛着青灰色的寒光，像一条僵死的巨蟒，横亘在这座千年古城之下。河风如刀，刮过圣索菲亚大教堂金色的洋葱顶，钻进狭窄曲折、污水横流的街道，呜咽着，仿佛无数冤魂在哭诉。空气中弥漫着劣质烟草、冻土、未及时清理的垃圾，以及一种更深沉的、源于贫困与绝望的酸腐气味。

城市看似在盖特曼帕夫洛·斯科罗帕茨基 的“秩序”下沉睡，宵禁后的街道空无一人，只有偶尔巡逻的、身着旧沙俄式样军装、袖佩黑黄袖标的“盖特曼卫队”皮靴踩过冰碴的声响，单调而令人不安。

但在这寂静的表象下，另一种力量正在城市的肌理深处，在工厂烟雾弥漫的车间，在郊区拥挤破烂的木板房里，在乡村被冰雪覆盖的、贫瘠的黑土地上，如同地火般奔涌、汇聚。

农村，文尼察州某个被白雪覆盖的村庄。

寒风卷着雪沫，抽打着低矮破败的农舍。窗户里透出的不是温暖的炉火光，而是摇曳如豆的油灯微光。

伊万·彼得连科，一个脸颊被寒风和劳作刻满深沟、双手皲裂如老树皮的农奴后代——不，现在他们被“解放”了，成了“自由佃农”——正蹲在冰冷的灶台边，就着一点浑浊的荞麦粥，吞咽着最后一块又干又硬的黑面包。

他的妻子裹着打满补丁的披肩，默默修补着孩子们破旧的毡靴，三个面黄肌瘦的孩子挤在唯一一张破毯子下，瑟瑟发抖。

“斯科罗帕茨基老爷的‘恩典’……” 伊万对着空碗喃喃自语，声音嘶哑，带着刻骨的恨意，“把我们从舍甫琴科老爷的庄园‘解放’出来，然后呢？把最好的土地分给了那些从柏林回来的容克老爷，还有他那帮吸血的军官！”

“我们呢？给我们这点连鸡都养不活的边角地，还要交比以前多一倍的税！种子是老爷的，农具是老爷的，收成……哈，收成先还老爷的债，剩下的，还不够填饱冬天孩子的肚子！”

他猛地抬起头，浑浊的眼睛里燃烧着火焰：“他们说这是改革！是进步！去他妈的进步！我爷爷给沙皇的贵族当农奴，我父亲给德国佬的容克当佃户，现在，我给我自己国家的‘盖特曼’当奴隶！这就是进步？！”

妻子惊恐地抬起头，看了看漏风的门外，压低声音：“伊万，小声点！当心巡逻队……”

“怕什么？” 伊万的声音反而提高了些，但充满了疲惫的绝望，“大不了把我抓去修路，或者扔进监狱，反正待在这里也是饿死、冻死！听说第聂伯罗那边，已经有村子的人联合起来，抗租抗税，还把派来收粮的税吏打跑了……”

他的话没说完，但黑暗中，一种躁动不安的、混合着仇恨和微弱希望的情绪，如同野火，在无数个像伊万家一样的农舍里悄然蔓延。

斯科罗帕茨基为了巩固权力、讨好柏林和国内大地主而推行的、名为“土地改革”实为“再农奴化”的政策，如同一块巨石，压在已经濒临破产的乌克兰农民背上，裂痕正以惊人的速度扩大。

基辅，波迪尔区，一家早已废弃的皮革作坊地下深处。

这里与地上的寒冷死寂截然不同。空气中弥漫着陈旧皮革、霉菌、汗水以及廉价煤油灯的味道。

狭窄的空间里挤着二十几个人，有男有女，大多穿着工人的工装或农民的粗布衣服，面容被煤油灯跳跃的火光照得忽明忽暗，但每一双眼睛里都闪烁着同样锐利、专注、乃至狂热的光芒。

这里是乌克兰社会革命党（斗士派） 在基辅的一个核心秘密集会点。坐在一个倒扣的木桶上、被众人隐约围在中间的，是斗士派的灵魂人物，米哈伊尔·格鲁舍夫斯基。

这位历史学家出身的革命家，此刻脸上毫无书卷气，只有属于地下工作者的机警和革命领袖的沉毅。他年近五十，鬓角斑白，但目光如鹰隼，扫视着在场的每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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