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52章 张扬的许大茂(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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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提心吊胆,风吹日晒,还要应付偶尔出现的、真正的痞子流氓的骚扰,母女俩身心俱疲。
第一个月算下来,扣除本钱,只赚了不到二十块钱,还搭进去无数时间和心力。
棒梗对母亲和妹妹的“生意”从一开始就嗤之以鼻,甚至带着怒气。
他觉得这是“丢人现眼”,“不踏实”。
他自己虽然扫大街,但好歹是“正经工作”,拿的是“国家发的钱”。
看到母亲和妹妹每天天不亮就鬼鬼祟祟出去,傍晚灰头土脸回来,有时还带着没卖掉的货和沮丧的神情,他心里更添烦躁,回家更晚,话更少。
家庭的氛围并未因这微薄的“创业”而改善,反而因理念分歧和前景黯淡而更加压抑。
院里的风言风语自然不会少。
阎埠贵推着眼镜,对三大妈嘀咕:
“看见没?贾家也开始学人做买卖了。这世道真是变了,什么人都想发财。”
三大妈撇撇嘴:
“就她们家那点底子,能折腾出啥?别把棺材本赔进去。”
许大茂有一次偶遇收摊回来的秦淮茹母女,看着她们手里没卖完的、土气的牛仔裤,脸上露出那种惯常的、居高临下的讥笑:
“秦师傅,也赶时髦哪?这裤子……款式老了点吧?现在流行踩脚裤、健美裤了!要不要我介绍个南方的朋友,给你弄点新潮货?不过……本钱可得厚点。”
秦淮茹低着头,快步走开,当作没听见。
王建国通过李秀芝和家人的日常闲谈,以及自己偶尔的观察,对贾家的情况有所了解。
他对此漠不关心。
秦淮茹母女的选择,是千千万万在改革初期试图抓住一根救命稻草的底层民众的缩影。
成功与否,全靠她们自己的运气、韧性和一点点可怜的商业天赋。他绝不会,也没有义务提供任何帮助。
他甚至认为,以贾家的资源、能力和棒梗那个不稳定因素,这种尝试失败的概率远大于成功,最终很可能徒增债务和痛苦。
但这与他无关。
他只需确保自家不被可能的债务纠纷或极端行为波及即可。
他叮嘱李秀芝,与贾家保持距离,绝不发生任何借贷或担保关系。
就在秦淮茹母女的小摊生意在温饱线上艰难徘徊、且看不到明显起色时。
院里另一家的变化,则呈现出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带着投机与冒险色彩的面貌——
许大茂终于“发达”了,或者说,露出了“发达”的迹象。
许大茂所在的“三产公司”,名义上是厂里为解决职工子弟就业和搞活经济办的,实则成了某些人利用双轨制和政策漏洞进行倒买倒卖、牵线搭桥的舞台。
许大茂如鱼得水。
他凭借早年练就的钻营本事和那张能把死人说话的嘴,很快搭上了一些南方的“关系”,开始倒腾紧俏商品。
最初是电子表、计算器,后来是收录机、折叠伞,再后来,胆子越来越大,开始涉足批文、钢材、化工原料等“大货”。
他不再满足于厂里那点死工资和微薄“分红”,经常“出差”,一消失就是十天半月。
回来时,往往红光满面,穿着挺括的“梦特娇”T恤或“金利来”衬衫,腋下夹着鼓鼓囊囊的公文包,手腕上的手表换成了明晃晃的“雷达”、“西铁城”,嘴里叼着“万宝路”、“三五”烟。
他不再骑自行车,而是开始打“面的”(黄色面包出租车)。
虽然不常,但足以在院里引起轰动。
他不再与阎埠贵之流议论院里鸡毛蒜皮,谈话间充满了“官倒”、“批文”、“外汇额度”、“对缝”等令院里人似懂非懂又莫名敬畏的词汇。
他对王建国的态度,也发生了微妙变化,从过去的嫉恨阴冷,变成了混合着距离感的、隐隐的倨傲,仿佛在说:
你当你的官,我发我的财,咱们各走各的阳关道。
他甚至在一次酒后,对凑上来的刘海中吹嘘:
“老刘,看见没?这年头,光有级别不行,得有关系,有门路,有胆子!守着那点死工资,什么时候能混上四大件?什么时候能住上楼房?我告诉你,用不了两年,我也得搬出这破院子,住进带卫生间、有暖气的楼房去!”
许大茂的暴发,在院里激起了复杂的反响。
阎埠贵羡慕得眼睛发红,背地里算了无数遍许大茂一身行头值多少钱,又懊悔自己当年怎么没那胆子。
刘海中听得一愣一愣,对许大茂更加巴结。
傻柱则不屑一顾,对于海棠说:
“许大茂那钱,来路不正!你看他嘚瑟那样,早晚得出事!”
于海棠却有些怅然,看看自家依旧清贫的日子,再看看许大茂的气派,心里不是滋味,对傻柱的牢骚更添了几分。
王建国对许大茂的变化,冷眼旁观,心中了然。
他太清楚在价格双轨制和经济转型初期,像许大茂这类人是如何利用信息不对称、体制漏洞和人际关系网络攫取利益的。
这种行为风险极高,游走在法律与政策的灰色地带甚至黑色地带。
许大茂的张扬,在他看来是取祸之道。
但他同样不会去提醒或告发,那会惹来不必要的麻烦,且与他无关。
他只是更加留意与许大茂相关的信息,评估其可能带来的风险,并叮嘱家人,尤其是李秀芝和新民新平新蕊,绝对不要与许大茂有任何经济往来,对其炫耀保持距离,不羡慕,不议论。
院里其他人家,也在时代浪潮中随波逐流。
阎埠贵的小店在经历初期兴奋后,生意一直平平,勉强维持。
他尝试过进一些时髦货,但要么进价高没利润,要么进了假货砸手里,赔了钱后更加谨慎,守着烟酒肥皂过日子,整天算计着微薄的利润,对许大茂的“发达”既羡又妒。
刘海中彻底成了许大茂的跟班和听众,靠着儿子们偶尔寄来的微薄生活费和在阎埠贵店里帮忙打杂混日子,早已没了当年“七级工”、“二大爷”的心气。
傻柱还在食堂,单位效益尚可,工资有所增长,但远远追不上物价。
于海棠工作的街道小厂不景气,发工资都困难,两人常为钱的事龃龉,感情更加淡漠。
傻柱偶尔会接济一点秦淮茹,但杯水车薪。
棒梗依旧在环卫队,沉默,阴郁。
他对母亲的摆摊从反对到漠然,对许大茂的炫耀报以冰冷的眼神,对院里的一切似乎都失去了兴趣,只有每月领到那点微薄工资时,眼神才会有一丝波动,然后大部分交给母亲,自己留一点买最便宜的烟。
他似乎将自己彻底封闭了起来,与这个飞速变化、却似乎与他无关的世界,隔绝开来。
时光,就在王建国的稳步上升、许大茂的投机暴发、秦淮茹的艰难谋生、以及其他人的平淡挣扎中,继续流淌。
四合院更显破败,住户们的心气与境遇,已然天差地别。
往昔那种虽然扭曲却紧密的“邻里共同体”感觉,早已在商品经济的冲击和个人命运的剧烈分化下,荡然无存。
剩下的,只有比邻而居的物理空间,以及偶尔交汇时,那复杂难言的一瞥。
王建国站在自家修缮一新的廊下,望着暮色中沉寂而分化的院落,心中平静无波。
他知道,这个院子,连同里面形形色色的人物和他们的故事,终将成为过去。
他的舞台,在更广阔的世界;他的未来,在更现代化的生活空间;
他的责任,是带领家人,平稳度过这变革的时代,走向更光明的彼岸。
至于院里其他人是沉是浮,是悲是喜,那不过是时代洪流中,各自选择的必然结果。
他,冷眼旁观,足矣。
……
许大茂的“发达”与张扬,如同夏夜池塘边最聒噪的蛙鸣,在四合院沉闷的空气中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
他进出“打的”的频率越来越高,手腕上的表换成了更薄、表盘更复杂的款式,据说是什么“劳力士”。
他家的窗户时常在深夜还亮着灯,传出隐约的、带着南方口音的谈笑声和酒杯碰撞声,有时甚至能闻到高级香烟和廉价香水的混合气味。
他不再满足于在院里炫耀,开始在胡同口那家新开的、装修还算体面的饭馆请客,宴请的多是些穿着时髦、举止油滑、口音各异的人物。
院里其他人,包括曾经羡慕他的阎埠贵,如今看向许大茂家的目光,除了残留的嫉妒,更多了几分难以言说的复杂情绪——
那是一种混合着距离感、隐隐不安、以及某种“迟早要出事”的模糊预感。
王建国对许大茂这种近乎疯狂的“膨胀”,始终保持着一种近乎冷酷的观察与理性评估。
他身处部委,对当时经济领域“整顿流通秩序”、“打击投机倒把”、“惩治官倒”的风声和政策动向,比院里任何人都要敏感和清晰。
他知道,许大茂所从事的,正是那些游走在政策边缘、利用价格双轨制和体制漏洞进行倒买倒卖、甚至可能涉及诈骗、走私的“对缝”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