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52章 张扬的许大茂（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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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项目投资巨大，技术复杂，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都十分重大，被部里列为重点工程，由王建国亲自挂帅负责。
项目的推进，充满了挑战。
与外商的技术谈判、商务谈判异常艰苦；
国内配套资金、土建工程的协调千头万绪；
来自系统内保守力量的质疑和阻力从未间断；
甚至还有一些关于“引进洋设备是崇洋媚外”、“浪费国家宝贵外汇”的杂音。
王建国如同在钢丝上行走，既要顶住压力，坚持引进技术的先进性和必要性，又要精打细算，确保每一分外汇都用在刀刃上，还要做好各方协调，确保项目顺利落地。
他频繁出差，主持会议，审阅如山的技术文件和合同草案，常常连续工作到深夜。
家庭，成了他高压工作中唯一可以放松的港湾。
李秀芝将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默默支持着他的工作。
新民新平新蕊相继考上了大学，虽然学校不是最顶尖的，但在这个恢复高考不久的年代，已属不易，让王建国深感欣慰。
王老汉和陈凤霞身体还算硬朗，享受着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
王建国尽可能地利用有限的休息时间陪伴家人，享受这份难得的安宁与温馨。
至于四合院里的纷纷扰扰，只要不越过他设定的安全线，就任由其自生自灭。
他知道，自己选择的这条路，专注事业，守护家庭，冷眼旁观世事变迁，或许少了些普通人的烟火气与人情味，甚至在某些人看来显得冷漠无情。
但这就是他权衡利弊、洞察人性与时代后，做出的最理性、也最符合自身利益的选择。
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变革年代，守住核心，稳步前行，远比四处伸手、滥施同情要明智得多。
窗外的四九城，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着模样。
新的楼房拔地而起，街上的人和车越来越多，人们的衣着更加鲜艳，谈论的话题也从政治运动逐渐转向了赚钱、物价、电视剧和体育比赛。
四合院在这股洪流中，仿佛一艘逐渐落后于时代的老旧木船，虽然船上的人们也在努力划动着自己的桨，试图跟上潮流，但终究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力不从心。
王建国站在自家窗前，望着暮色中沉寂的院落，目光深远。
他知道，更大的变化还在后面。
而他，将继续以这种冷静、审慎、聚焦核心的方式，驾驭着自己的命运之舟，在时代的惊涛骇浪中，驶向那未知却也充满希望的未来。
无论四合院的结局如何，无论院里众人的命运怎样沉浮，都只会是他人生旅途上，一片渐渐远去的、无关紧要的背景。
时光的指针，在改革开放日益深化的时代旋律中，坚定地划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后半程。
当“万元户”成为街谈巷议中最令人艳羡的新名词。
当“下海”、“摆摊”、“停薪留职”不再是难以启齿的选择。
当“彩电”、“冰箱”、“洗衣机”的购买券在黑市上明码标价、一票难求时。
商品经济的大潮已然漫过计划经济的堤坝，冲刷着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也深刻地重塑着四九城里每个家庭、每个人的生活方式、思维观念与命运轨迹。
王建国身处部委，对这股时代潮流的感知既宏观又具体。
他主导的行业技术改造和管理改革在艰难中持续推进，引进的生产线开始发挥效益，部分试点企业扭亏为盈，职工收入有所提高。
但与此同时，“价格双轨制”带来的原料收购价与调拨价之间的巨大价差，使得许多肉联厂陷入“计划内亏损、计划外寻租”的怪圈；
乡镇企业、个体屠宰户的兴起，凭借灵活机制和低成本的冲击，让国营大厂疲于应对；
外贸体制改革，也让出口任务充满了不确定性和竞争压力。
王建国的工作，从单纯的技术与管理，扩展到研究市场、应对竞争、探索新的经营模式。
他频繁参加各种关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的研讨会。
研读东欧改革和西方企业管理理论，感觉肩上的担子更重，面对的局面也更为复杂诡谲。
在部里，他资历渐深，威望日隆，已成为食品工业局实际上的业务核心，郑局长临近退休，许多工作已交由他主持。
家庭方面，李秀芝将全部精力投入家庭，将二老照料得细致周到。
新民新平在研究所工作踏实，新蕊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了一家报社，孩子们都走上了正轨。
王家的生活水平随着王建国职务提升和时代整体改善而稳步提高，添置了进口彩电、双门冰箱，屋里铺上了地毯，饭桌上荤腥常见，已然是院里乃至胡同里令人羡慕的“小康之家”。
王建国对此感到欣慰，这是他多年谨慎经营、专注核心目标应得的回报。
他将家庭视为事业奋斗的坚实后盾和最终归宿，投入了相当的感情与资源予以维护。
与王建国家稳步上升、从容应对时代变化的态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四合院里其他人家在改革开放大潮冲击下的剧烈分化、挣扎与沉浮。
这座古老的院落，如同一面多棱镜，折射出转型初期中国城市普通百姓面对机遇、风险与不确定性的千姿百态。
变化最大、也最引人议论的，是秦淮茹一家。
这个长期在贫困线上挣扎的家庭，在商品经济意识苏醒的初期，被求生本能和改善生活的微弱希望驱使，进行了一次悲壮而又充满辛酸的尝试。
事情的起因是小当。
这个在贫困、歧视和母亲泪水浸泡中长大的姑娘，初中毕业后没考上高中，也不愿像母亲那样去街道糊纸盒。
她偷偷跟着胡同里几个同样没考上学的女孩，去当时刚刚兴起、鱼龙混杂的“秀水街”、“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练摊”，从给老板看摊、跑腿开始，渐渐摸到了一点门道。
她发现，从南方进来的那些色彩鲜艳、款式新颖的“牛仔裤”、“蝙蝠衫”、“连衣裙”，哪怕价格比国营商店贵不少，依然被年轻人，尤其是像她这样爱美却囊中羞涩的姑娘们疯狂追捧。
巨大的价差和旺盛的需求，刺激着她那颗年轻而渴望改变命运的心。
她将观察到的信息和内心蠢蠢欲动的念头，小心翼翼地告诉了母亲秦淮茹。
彼时的秦淮茹，正为棒梗那点微薄的清洁工工资根本不够他自己开销、小当槐花日渐增长的花销以及自家那摇摇欲坠的经济状况愁得夜不能寐。
听到女儿的描述，尤其是听到一件进价十几块的衬衫转手就能卖二三十甚至更多时，她枯寂已久的心里，仿佛被投入了一颗火种。
摆摊？
做生意？
这在她过去的认知里，是“投机倒把”，是“不务正业”，是“丢人现眼”。
但如今，报纸上不再一味批判，街上摆摊的人越来越多，甚至一些国营单位的职工也“停薪留职”干起了这个。
最重要的是，这是眼下唯一能看到一点“活钱”希望的途径。
巨大的生存压力，最终压倒了犹豫和恐惧。
在一个辗转反侧的不眠之夜后，秦淮茹做出了决定：
干！
她拿出了家里仅有的、压箱底的一百多块钱。
包括棒梗偶尔挤出来的一点、小当攒的零花钱、以及她多年来从牙缝里省下的，又硬着头皮，避开于海棠，偷偷找傻柱借了五十块。
这是她最后能想到的、或许还有点希望借到钱的人。
傻柱看着秦淮茹哭肿的眼睛和手里那皱巴巴的欠条，叹了口气，没说什么，把钱塞给了她。
秦淮茹千恩万谢，承诺一定尽快还。
启动资金凑齐了。
小当通过“练摊”认识的一个“姐们儿”，联系上了一个常跑南边的“倒爷”。
母女俩揣着全家的希望和全部积蓄，战战兢兢地跟着“倒爷”介绍的人，在深夜去到一个偏僻的仓库，像做贼一样，进了第一批货——
三十条牛仔裤，二十件印花T恤，还有一些廉价的丝袜、发卡。
货拿回家，藏在床底下，秦淮茹好几个晚上没睡着，既怕被查，又怕卖不出去砸在手里。
摊位是没资格去正规市场的。
她们只能在离家稍远、但人流相对多一些的一个街角，趁清晨城管还没上班、傍晚下班高峰的时间，铺开一块塑料布，将衣服摆出来。
小当负责叫卖，秦淮茹则紧张地望风，一有戴红袖箍的影子或感觉不对，就手忙脚乱地打包逃跑。
生意比想象中还要艰难。
竞争激烈，同样的货，隔几条街就有人卖。
她们本钱小，不敢进太多款式，货品单一。
更重要的是，她们不懂“门道”，不会看人下菜碟地讲价，常常被人狠杀价，利润微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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