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5章 吝啬（2/2）

“去医馆。”柳庆的声音有些哑。

阿福摇头：“老爷，我没事……”

柳庆不由分说，拽着他往医馆走。老大夫清洗伤口时，阿福疼得冷汗直冒，却一声不吭。柳庆站在旁边，看着那翻开的皮肉，看着大夫撒上药粉，看着阿福苍白的脸。

“为何不辩解？”柳庆忽然问。

阿福低着头：“是我拿了盐。”

“只是一撮盐。”

“老爷的东西，一撮也是偷。”

柳庆说不出话了。他付了诊金，又塞给阿福一些钱：“养好伤再说。”

那晚柳庆的卧房第一次亮灯到深夜。他坐在乱七八糟的杂物中间，看着满屋的东西——三袋米，五罐盐，十斤油，还有各种零零碎碎。他忽然想起，阿福的工钱，一年也不过两袋米的价值。

而他为了一撮盐，差点毁了阿福一只手。

更可怕的是，他发现自己变成了什么样子：像只守着自己谷仓的老鼠，对谁都龇牙咧嘴；像个囚徒，把自己关在这间堆满东西的牢房里。

“我到底在怕什么？”他问空荡荡的房间。

没人回答。只有油灯噼啪响了一声。

第二天，柳庆做了一件让所有仆役惊讶的事：他把卧房里的米粮油盐全部搬到了厨房，只留下一句：“以后公用，按需取用。”

然后他去了阿福的住处。阿福的手裹着厚厚的布，正艰难地生火煮粥。柳庆蹲下身，接过柴火：“我来。”

火生起来了，映着两个人的脸。柳庆看着跳动的火焰，轻声说：“三年前我在边镇，因为粮草被偷，饿死了七个兵。有个才十七岁，死前一直喊娘。”

阿福静静听着。

“我总梦见他们，梦见他们问我：‘柳参军，我们的粮呢？’所以我拼命看着自己的东西，觉得看住了，就不会再丢，就不会再有人饿死。”柳庆苦笑，“可我看住了盐罐，却差点打死一个活生生的人。”

粥煮好了，冒着热气。柳庆盛了一碗，递给阿福：“你说，哪个更值钱？一罐盐，还是一只手？”

阿福捧着碗，热气熏着眼睛：“老爷，都过去了。”

是啊，都过去了。可有些人一直活在过去的阴影里，把现在也过成了牢笼。

柳庆后来慢慢变了。他依然仔细，但不苛刻；依然节俭，但不吝啬。有次衙门仓库丢了一袋米，下属战战兢兢来报，柳庆却摆摆手：“查清楚就好，不必过度责罚。一袋米，总比不上一个人的良心重要。”

这话传开，同僚们都说柳参军转了性。只有阿福知道，老爷不是转了性，是终于从三年前那个饿死人的边镇，走出来了。

年终，柳庆给所有仆役加了工钱。给阿福时，他多放了一小袋盐：“这是赔你那撮盐。”

阿福笑了：“老爷，那撮盐早就不疼了。”

疼的是心里那道坎。好在，迈过去了。

柳庆的卧房后来清爽了许多。除了书籍和必要的用品，再没有堆积如山的食物。有次新来的仆役好奇：“老爷以前真把米盐放屋里？”

柳庆正临窗练字，闻言笔顿了顿，在宣纸上留下一个墨点。他看了看，没扔掉那张纸，反而在旁边题了一行小字：

“囚物者终为物囚，释怀处方得自在。”

窗外阳光正好，照得满室亮堂。那罐曾引发风波的盐，如今就放在厨房最显眼的地方，谁需要，自己取。

这才是它该在的地方——为人所用，而不是把人心变成看守它的狱卒。

我们守护的究竟是身外之物，还是自己内心的恐惧？柳庆用一屋子杂物筑起高墙，防的是想象中的贼，困住的却是真实的自己。当一撮盐的价值被无限放大，人性的温度便随之冰冷。真正的拥有，从不是死死攥在手心，而是学会在适当的时候松开手——松开那些因过往创伤而紧握的拳头，松开那些因莫名恐惧而建立的藩篱。因为人生最珍贵的，从来不是我们守住了多少东西，而是我们释放了多少自己。

7、夏侯彪：被洁净吞噬的人

夏侯彪爱干净，爱到成了病。

他的宅子一尘不染，餐具要用沸水煮三遍，食物稍有变色便整盘倒掉。最奇的是，他吃东西从不动最后一口——他说“案三尺远。

下人们私下叫他“夏侯净”。在他手下当差，第一要义不是勤快，是洁净。有个丫鬟端茶时手指碰到了杯沿，夏侯彪当场摔了杯子，罚她洗了三天庭院。

这年夏天格外炎热。夏侯彪宴请几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厨房准备了上好的炙肉。肉刚端上来，门房来报有急件，夏侯彪起身去前厅处理。

香气飘满花厅。仆人阿贵站在廊下，他已经两天没吃过正经饭了——夏侯彪嫌他前日扫地扬了灰，罚他三餐减半。此刻那盘油光发亮的炙肉就在眼前，阿贵的肚子不争气地叫起来。

他看看四周，没人。鬼使神差地，他飞快地伸手捏起最小的一块肉，塞进嘴里。

肉香在口中炸开。阿贵还没来得及咀嚼，就听见脚步声——夏侯彪回来了。

四目相对。阿贵满嘴是肉，吐也不是咽也不是。夏侯彪的目光从他鼓起的腮帮子移到那盘肉，又移回他脸上。

“你吃了什么？”声音很平静，平静得可怕。

阿贵“噗通”跪下，想说话，肉却卡在喉咙里。他费力地咽下去，磕头如捣蒜：“老爷饶命！小的再也不敢了！”

客人们面面相觑。为了一块肉，至于吗？

夏侯彪没发火。他甚至笑了笑，走到食案前，盯着那盘肉看了会儿，又抬头看看房梁——那里有几只苍蝇在飞。

“去，”他对另一个仆人说，“捉只苍蝇来。”

仆人愣着不动。

“快去！”夏侯彪的声音陡然拔高。

苍蝇捉来了，在纱笼里嗡嗡乱撞。夏侯彪接过笼子，走到阿贵面前：“你不是饿吗？吃了它。”

满堂死寂。阿贵惊恐地瞪大眼睛，以为自己听错了。

“吃下去，让肉和苍蝇一起吐出来。”夏侯彪蹲下身，与阿贵平视，“我的东西，就是喂了虫，也不能进你这种人的肚子。”

有客人想劝：“夏侯兄，不过是一块肉……”

“这是一块肉的事吗？”夏侯彪转头，眼睛发红，“这是规矩！今天他敢偷肉，明天就敢偷银！今天我能忍，明天这家还成什么样子？”

他转回阿贵，打开笼子，捏出那只挣扎的苍蝇：“张嘴。”

阿贵拼命摇头，眼泪鼻涕糊了一脸。

“我数三声。一、二——”

阿贵闭上眼睛，张开了嘴。苍蝇被塞进去，翅膀在喉咙口扑腾。他一阵干呕，早上喝的稀粥混着刚咽下的肉，全吐在了地上。

污秽满地。夏侯彪看着那摊呕吐物，忽然也感到一阵恶心。他后退两步，用手帕捂住口鼻：“收拾干净，滚出去。”

阿贵被拖走了。宴席不欢而散。客人们告辞时，看夏侯彪的眼神都带着疏离。

夏侯彪一个人坐在狼藉的花厅里。仆人正在清洗地面，水声哗哗。他盯着地上那块被吐出来的肉，忽然想起很多年前的事。

那时他还是个孩子，家里穷。有次饿极了，他偷了邻居晒的番薯干，被母亲发现。母亲没有打他，只是带着他去邻居家磕头赔罪。回来后，母亲做了顿野菜粥，说：“彪儿，人穷不能志短。偷来的东西，吃了也不香。”

他记住了。后来他发奋读书，考取功名，有了今天的家业。可不知从何时起，对“洁净”的执着取代了当年的志气，对“规矩”的苛求掩盖了最初的是非。他防着所有人，觉得谁都会偷他的东西，就像当年他偷番薯干一样。

“老爷，”管家小心翼翼地问，“阿贵怎么处置？他烧得厉害，吐完就昏过去了。”

夏侯彪回过神：“请大夫。”

管家以为自己听错了。

“我说，请大夫。”夏侯彪站起来，“用我的钱。”

大夫来了，说是急火攻心加上惊吓，开了安神的药。夏侯彪去下人房看了一眼——阿贵躺在床上，脸色蜡黄，偶尔抽搐，嘴里还念叨着“苍蝇”。

那晚夏侯彪失眠了。他反复洗手，洗到手都皱了皮，还是觉得脏。不是手上的脏，是心里的脏。

第二天，他去了趟集市，买了只烧鸡，亲自送到阿贵床前。

阿贵吓得直往后缩。

“吃吧。”夏侯彪把烧鸡放在床头，“干净的，我买的。”

阿贵不敢动。

夏侯彪撕下一条鸡腿，自己咬了一口，又递过去：“你看，没毒。”

阿贵颤抖着接过，咬了一小口，眼泪忽然就下来了。

“哭什么？”夏侯彪问。

“老爷……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不是你的错。”夏侯彪看着窗外，“是我的错。我把你们都当成了贼。”

他在阿贵床边坐了很久，久到阳光从东窗移到西窗。出门时，他对管家说：“从今天起，下人的三餐加一成。月钱按时发，不得克扣。”

管家愣住：“老爷，这开销……”

“我省一顿宴席就有了。”夏侯彪摆摆手。

改变是缓慢的。夏侯彪还是会煮餐具，但不再煮三遍；还是会挑剔食物，但不再说“他。

他笑笑：“试试，味道不错。”

那只被强迫吞下的苍蝇，成了宅子里谁也不敢提的禁忌。但阿贵痊愈后，夏侯彪把他调到了书房，做些轻省活计。有次阿贵整理书卷时，发现一本书里夹着张泛黄的纸，上面是稚嫩的笔迹：“人穷不能志短。”

他拿去问夏侯彪。夏侯彪看了很久，轻声说：“这是我娘教我写字时，让我抄的第一句话。”

“那……现在呢？”

“现在？”夏侯彪把纸仔细抚平，夹回书里，“现在我知道了，人富了，更不能心窄。”

阿贵似懂非懂。但他发现，老爷虽然还是爱干净，书房里却多了些烟火气——有时是半块点心，有时是一壶温茶，都是给整理书籍的人备的。

夏去秋来，一场雨后，夏侯彪在庭院散步。看见地上有只湿了翅膀的苍蝇在挣扎，他蹲下身，用树叶轻轻把它拨到干燥处。

管家在一旁看见，惊讶得说不出话。

夏侯彪起身，拍拍手上的灰：“活着都不容易。”

是啊，活着都不容易。无论是人，是苍蝇，还是那个被自己的洁癖困了半生的夏侯彪。好在，他终于开始从那座名为“洁净”的囚笼里，试着走出来了。

虽然每一步，都还带着过去的影子。

执念是最深的牢笼，我们往往在清扫外界时，却让自己的内心落满尘埃。夏侯彪用“洁净”筑起高墙，防的是想象中的污秽，困住的却是真实的人性。当他强迫他人吞下苍蝇时，其实吞下畸形执念的正是他自己。真正的洁净不在碗碟是否煮沸三遍，而在心是否能容下一粒尘埃；真正的体面不在食物是否完美无瑕，而在对待他人时是否留有尊严。人生最大的修行，是学会与不完美和解——包括这个世界，也包括自己。

8、郑仁凯：一双鞋看透的“聪明”

密州刺史郑仁凯，在官场有个雅号：“郑诸葛”。不是夸他神机妙算，是讽他总爱耍些小聪明，还自以为得计。

这日清晨，郑仁凯正在后堂用早饭，小厮阿竹耷拉着脑袋进来：“老爷，鞋……鞋又破了。”

阿竹才十四岁，是郑家老家穷亲戚的孩子，送来当差混口饭吃。脚上那双布鞋早就开了口，大脚趾探头探脑，用麻绳绑了又绑。

郑仁凯瞥了一眼，继续喝粥：“知道了。”

阿竹站着不动，眼里有期盼——前个月老爷也是这么说的，后来赏了双旧鞋，虽然大两号，总比破的强。

“去吧。”郑仁凯摆摆手，“阿翁为你设法。”

阿竹欢天喜地走了。郑仁凯喝完最后一口粥，抹抹嘴，心里开始盘算。买新鞋？一双好布鞋要五十文，够他喝三天好茶了。把旧鞋补补？那还得找鞋匠，工钱另算。

正琢磨着，门房老赵来报，说有客到访。郑仁凯起身时，注意到老赵脚上那双鞋——半新的千层底，鞋帮子还扎实。

他眼珠一转，计上心来。

送客时，郑仁凯特意叫老赵跟着。走到前院那棵老槐树下，郑仁凯忽然驻足，指着树梢：“咦，那啄木鸟窝里，是不是有雏鸟？”

众人抬头，果然看见个树洞，隐约有雏鸟叫声。

“老赵，”郑仁凯和颜悦色，“你上去瞧瞧，若有雏鸟，取下来我瞧瞧——听说啄木鸟雏能入药。”

老赵五十多了，爬树？他看看自己身上的门房长衫，又看看那高耸的槐树，面露难色。

“放心，我给你看着。”郑仁凯拍拍他肩膀，“脱了鞋，好爬些。”

老赵犹豫了一下，还是脱了鞋——那双半新的千层底整整齐齐摆在树下。他笨拙地抱住树干，一点一点往上蹭。

郑仁凯朝阿竹使了个眼色：“去，把鞋拿给老赵，让他放怀里，别掉了。”

阿竹懵懵懂懂，拿起鞋跑到树下，仰头喊：“赵伯，鞋！”

老赵正爬得吃力，低头一看，阿竹举着鞋。他刚想说“放树下就行”，郑仁凯在那边催促：“快些！鸟儿要飞了！”

老赵只好伸手，阿竹踮脚把鞋递上去。接过鞋的瞬间，老赵忽然明白了什么——刺史老爷这是要贪他这双鞋！

可已经晚了。他人在树上，鞋在手里，上不上、下不下。

郑仁凯在底下喊：“把鞋先扔下来，别碍事！”

老赵苦笑，把鞋扔了下去。郑仁凯使个眼色，阿竹赶紧捡起，抱在怀里。

“继续爬啊！”郑仁凯仰着头。

老赵看着光溜溜的脚板，再看看高高的树，忽然没了力气。他慢慢滑下来，脚底板被树皮磨得生疼。

落地时，郑仁凯已经背着手往厅里走了，丢下一句：“既爬不上去就算了。阿竹，鞋你暂且穿着，莫弄脏了。”

阿竹抱着鞋，看看老赵流血的脚，又看看老爷的背影，突然觉得怀里这双鞋烫手。

“赵伯，我……”

“穿上吧。”老赵一瘸一拐地往门房走，背影佝偻，“老爷赏的。”

阿竹穿上鞋，大了不少，但确实暖和。他追上去：“赵伯，您的脚……”

“没事。”老赵坐在门房门槛上，扯块布擦脚，“一双鞋而已。”

可阿竹看见，老人的眼睛红了。

这事很快在府里传开。下人们表面不敢说，背地里都摇头：“老爷这‘聪明’，用得不是地方。”

郑仁凯却浑然不觉。晚上用饭时，他还对夫人得意道：“今日略施小计，便省了五十文。阿竹那孩子，感激得很呢。”

夫人夹菜的手顿了顿：“老爷，门房老赵跟了咱家十年。”

“所以才让他帮忙嘛。”郑仁凯不以为然，“一双旧鞋，换个小厮的忠心，值了。”

值吗？阿竹那晚翻来覆去睡不着。他摸着身上暖和的被子，想起老赵那双流血的光脚；想着老爷许诺“为你设法”时的笑容，又想起老赵蹒跚的背影。

第二天，阿竹偷偷把自己的旧鞋补了补，虽然还是破，但能穿。他把老赵的鞋洗净，晾干了，趁夜放到门房窗外。

清晨，老赵开窗看见鞋，愣了很久。他拿起鞋，走进院子，正遇见晨练的郑仁凯。

“老爷，”老赵深深一躬，“阿竹把鞋还回来了。孩子懂事，知道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能要。”

郑仁凯的脸僵了僵：“这……你穿着便是。”

“谢老爷好意。”老赵把鞋放在石凳上，“只是这鞋，穿着烧脚。”

说完，他光着脚走了。晨光里，那双长满老茧的脚踩在青石板上，一步一个湿印——昨夜下过雨，地还没干透。

郑仁凯盯着石凳上那双鞋，忽然觉得脸上发烫。他以为的“妙计”，在旁人眼里原来是这般不堪；他以为的“赏赐”，在受者心里原来是种侮辱。

早饭后，郑仁凯叫来管家：“去账房支一百文，给老赵买两双新鞋，再给阿竹买一双。剩下的……给下人们添些夏衣。”

管家惊讶地抬头。

“去吧。”郑仁凯摆摆手，像是累了。

鞋买回来了，老赵收下了，道了谢，但那份恭敬里多了层疏离。阿竹得了新鞋，欢天喜地，可每次看见郑仁凯，眼神总有些躲闪。

郑仁凯开始注意到很多以前忽略的事：老赵守夜时，总是就着凉水啃干粮；阿竹洗衣裳，用的是最便宜的皂角，手都搓红了；厨娘的儿子病了，请假时战战兢兢，怕扣工钱。

原来他的“小聪明”，省下的每一文钱，都是从这些人牙缝里抠出来的。

那年中秋，郑仁凯破例给所有下人发了赏钱，还办了顿像样的团圆饭。席间，老赵敬酒时说了句：“谢老爷体恤。”

郑仁凯端着酒杯，忽然问：“老赵，你跟了我十年，觉得我这人如何？”

满桌安静下来。老赵沉默良久，缓缓道：“老爷聪明，小的们都知道。”

就这一句，再没下文。

郑仁凯一口饮尽杯中酒，辣得他眼睛发酸。他明白了，在老赵心里，他永远都是那个为了一双鞋耍心眼的“聪明老爷”。

有些印象，一旦落下，就擦不掉了。

后来郑仁凯调任他处，走时，老赵还是来送行。老人穿了双新鞋，是郑仁凯后来给他买的，但他坚持自己付了一半钱。

“老爷保重。”老赵躬身。

郑仁凯扶起他，往他手里塞了个钱袋：“这些年，辛苦了。”

车马启动，郑仁凯回头看去，老赵还站在门口，身影渐渐变小。他忽然想起那双被算计来的鞋，想起老赵光脚踩在雨地上的湿印子。

“停车。”他叫住车夫，掀开车帘，对随从说，“回去告诉老赵，他那双鞋……是我对不住他。”

随从去了又回，说：“赵伯说，老爷言重了。他还说，阿竹那孩子后来学认字了，现在在学堂帮工。”

郑仁凯点点头，靠回车壁。车轮滚滚，他闭上眼睛。

一双鞋，他失去了一个老仆的敬重，得到了一个孩子畏惧的眼神，换来了满府下人的疏离。这买卖，真是聪明吗？

很多年后，郑仁凯致仕回乡。整理旧物时，翻出一双小孩的虎头鞋，是孙儿幼时穿的。他摩挲着鞋面上粗糙的绣线，忽然泪流满面。

他终于懂了：这世上有种“聪明”，算得清铜板，算不清人心；省得下钱财，省不下人情。而真正的智慧，是知道什么时候该“糊涂”，什么时候该把那双鞋，堂堂正正地递到需要的人手里，说一句：“穿上，暖和。”

可惜，他明白得太晚。那双算计来的鞋，终究成了他一生的鞋——不大不小，刚好让他行走人间时，总觉得脚下有刺，步步不安。

小聪明算得了一时利益，算不了一世人心。郑仁凯用计谋换来一双鞋，失去的却是十年主仆情谊与做人应有的厚道。真正的智慧从来不在占尽便宜，而在甘愿“吃亏”；不在机关算尽，而在心怀悲悯。人生路上，那些自以为是的“妙计”，往往成为日后硌脚的沙石；而那些笨拙的真诚，才是让我们行走安稳的鞋。因为最终，能陪我们走过漫漫长路的，从来不是算计来的寸利，而是积攒下的寸心。

9、王锷：散给自家人的财

王锷做了一辈子封疆大吏，从岭南到淮南，历任的都是富庶大镇。他有个习惯：每到一个地方，就在后院挖个地窖。不是藏酒，是藏钱——铜钱、银锭、绢帛，还有各地官员“孝敬”的奇珍。几十年下来，地窖挖了七八个，个个填得满满当当。

这日，一位早年教过他书的旧客来访。老先生已经八十多岁了，拄着拐杖，在王锷奢华的后花园里走了一圈，摇头叹气。

“明公，”老先生说话还是当年的语气，“老朽记得教你读过《礼记》——‘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财富这东西，就像水，积着会臭，流动才是活水。”

王锷恭敬地听着：“先生教诲的是。”

“我听说你的地窖，”老先生拐杖顿了顿地，“比州府的粮仓还满。明公啊，你已经七十有三了，要这么多钱财做什么？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古人说积而能散，才是真智慧。”

王锷沉默良久，深深一揖：“谢先生指点。”

送走老先生，王锷在书房坐了一下午。他看着墙上那幅《江帆图》——是三十年前刚做刺史时买的，当时觉得贵，心疼了半个月。现在呢？这样的画他有几十幅，堆在库房里蒙尘。

“散……”他喃喃自语。

十天后，老先生再次登门。这次王锷满面红光，亲自到大门迎接。

“先生，您的话我想通了！”王锷拉着老先生的手，“已经散了，大散特散！”

老先生眼睛一亮：“哦？如何散的？”

“我那些儿子，”王锷掰着手指头数，“长子给了两万贯，次子一万八千贯，三子……”他一口气说了五个儿子，“每人至少一万贯！还有女婿们，六个女婿，每人一千贯！”

老先生脸上的笑容渐渐凝固。

“您看，”王锷没察觉，还在兴奋地说，“这一散就是十几万贯！我王锷不是守财之人吧？”

老先生张了张嘴，最终什么也没说。他拄着拐杖站起来，颤巍巍地往外走。走到门口时，回头看了王锷一眼，那眼神复杂得像一口深井——有失望，有怜悯，还有一种深深的疲惫。

“明公保重。”老先生说完这三个字，头也不回地走了。

王锷站在门口，忽然觉得心里空了一下。他叫来管家：“先生……好像不高兴？”

管家低着头：“老爷，先生可能以为……您会把钱财散给百姓，或者修桥铺路、办学济贫……”

“百姓？”王锷愣了愣，“我给百姓做什么？我辛苦一辈子赚的钱，当然要给自家人！儿子女婿，那都是骨肉至亲，给他们不就是‘散’吗？”

管家不敢再说。王锷挥挥手让他退下，自己慢慢走回后院。夕阳西下，照在那些地窖的入口上。他已经打开过几个，取出了十几万贯，但剩下的……他看着那些地窖口，像一张张咧开的嘴，在嘲笑他。

那晚，王锷做了个梦。梦见自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钱柜，手脚都是铜钱串成的，肚子是空的，却沉得走不动路。无数双手伸向他，有陌生的，有熟悉的，都喊着：“散给我！散给我！”他拼命护着身上的铜钱，可铜钱还是哗啦啦往下掉，掉进一个无底洞。

醒来时冷汗涔涔。他披衣起身，走到长子院外。院里灯火通明，丝竹声声——长子正在宴客，庆祝得了两万贯的“赏赐”。他从窗缝看进去，看见儿子举着酒杯，对宾客夸口：“我家老爷子，那真是大方！”

大方。王锷咀嚼着这两个字，忽然想起老先生离去的背影。如果这就叫大方，为什么先生的眼神那样失望？

第二天，王锷悄悄上街。他换了身普通衣裳，像个老员外。走到城西贫民窟，他看见一个妇人抱着孩子在哭，孩子饿得皮包骨头。他下意识摸了摸钱袋——里面有一锭银子，十两重。

给吗？他犹豫了。这一锭银子，够这母子吃半年饱饭。可给了他们，儿子们会不会觉得不公平？已经给了儿子们那么多……

最终他还是走了过去，把银子塞进妇人手里，转身就走。妇人愣了半天，追上来要磕头，他已经拐进了巷子。

回到府里，王锷心里有种奇怪的感觉——不是心疼那十两银子，而是一种……轻松？像是心里那块沉甸甸的大石头，被凿下了一小块。

那之后，王锷开始偷偷地“散”。有时是给路上遇到的乞丐，有时是托人捐给寺庙的粥棚，不多，每次就几两银子。但他做得很隐秘，像做贼——怕儿子们知道，怕女婿们议论：“老爷子是不是老糊涂了？把钱给外人？”

有次管家忍不住问：“老爷，您既然要行善，何不光明正大？修个义庄，建个学堂，也是功德。”

王锷苦笑：“修义庄？那得花多少钱？儿子们会怎么想？他们会说：‘我们的钱拿去给外人了！’”

“可那是您的钱啊。”

“我的钱……”王锷重复着这三个字，忽然觉得很陌生。这些钱真的是“他的”吗？他赚来的，没错。可为什么花的时候，却像在偷别人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