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4章 臣服的条件（2/2）

白银危机引发了日本货币体系的全面崩溃。原有的银本位制度无法维持，市场上出现了严重的货币短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一些藩国开始尝试发行自己的纸币，但由于缺乏足够的贵金属储备作为支撑，这些纸币很快就贬值甚至变成了废纸。

整个货币体系陷入了混乱状态，正常的商业活动受到了严重影响。

长期以来，日本形成了以沿海城市为中心的商业网络。大阪、江户、京都等大城市都是重要的商业中心，它们通过发达的水路交通网络连接着全国各地。然而，海禁令的实施使得这些商业网络遭受了致命打击。

沿海的商人和运输业者失去了生计，内陆的商业活动也因为缺乏来自沿海的商品供应而受到影响。整个商业体系陷入瘫痪状态，商品的流通变得极其困难。虽然一些商人试图通过建立内陆运输路线来维持商业活动，但由于成本过高、效率低下，这些努力都收效甚微。

海禁政策对不同社会阶层的影响是不均衡的。那些原本就拥有大量土地和财富的封建领主，虽然也会受到一定影响，但他们有足够的资源和能力来适应新的环境。他们可以通过提高地租、增加赋税等方式，将经济困难转嫁给农民。

相比之下，广大农民和普通市民的处境要困难得多。他们失去了工作，失去了收入来源，生活陷入困境。这种贫富差距的扩大，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

面对日益恶化的生存环境，越来越多的农民选择了武装反抗。从1826年开始，各地陆续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这些起义虽然规模不一，但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要求减轻赋税负担，恢复传统的土地使用权。

1825年的秋风尚未吹遍富士山麓，一股比寒风更凛冽的绝望已经席卷了日本列岛漫长的海岸线。中华国的炮舰日夜游弋，沿海十公里的土地被划为死亡禁区。昔日繁忙的渔港沦为鬼域，千帆竞发的景象一去不返；肥沃的沿海平原被勒令荒芜，那些世代以海为生、以田为命的沿海藩族（诸侯），一夜之间成了无根的浮萍。

饥饿像瘟疫一样在这些曾经的富庶之地蔓延。数十万沿海难民背着破烂的行囊，拖家带口，像决堤的洪水般涌向内陆。他们眼中布满血丝，手中紧握着原本用于捕鱼的鱼叉、用于修船的铁锤，甚至只是削尖的木棍。对于他们来说，内陆不再是陌生的他乡，而是唯一的活路。

冲突爆发得比预想中更快，也更惨烈。

在美浓国的山地边境，来自伊势湾沿岸的渔民藩主率领着数千名饿红了眼的流民，试图冲入内陆藩主的领地开垦荒地。内陆藩主早已闻讯集结了军队，挥舞着武士刀严阵以待。然而，令内陆武士震惊的是，这些衣衫褴褛的渔民毫无惧色。他们利用熟悉地形和人数优势，用简陋的陷阱和人体冲锋，硬生生地撞开了防线。

那是我们的海！既然海没了，这山、这地，就是我们的！

这是当时流传最广的一句口号。对于失去海洋的沿海番族而言，土地不再仅仅是财产，而是生存的唯一凭证。他们像疯了一样，用牙齿和指甲撕咬着内陆的每一寸土壤。

起初，这只是局部的摩擦。但随着越来越多的沿海藩族加入战团，这场冲突迅速升级为全面的生存战争。

在本州岛中部，来自大阪湾和纪伊半岛的豪族联合起来，组成了一支庞大的沿海联军。他们装备着原本用于海运贸易的改装船只（在内陆湖泊作战）和缴获的武器，向内陆腹地发动了潮水般的攻势。内陆藩主们惊恐地发现，他们面对的不是零散的流民，而是有组织、有仇恨、且为了一口粮食什么都愿意做的亡命徒。

战火迅速吞噬了琵琶湖周边的肥沃平原。曾经宁静的村庄变成了屠宰场。沿海番族的战术简单而粗暴：烧光、杀光、抢光。他们深知自己没有后勤补给，唯有以战养战。一旦占领一处村落，便立刻将其夷为平地，强迫幸存者为奴，挖掘草根树皮充饥。

视线转到四国岛，情况更加恶劣。这些岛屿面积狭小，内陆资源本就匮乏，根本无法承载数倍于往常的人口。

在四国，高知一带的沿海土佐藩与内陆的长宗我部遗族爆发了激烈的巷战。狭窄的山谷中，尸体堆积如山，堵塞了溪流。为了争夺一片可以种植红薯的坡地，双方往往要进行数日的拉锯，直到最后一方的人马全部倒下。

到了1826年初，整个日本列岛已是一片焦土。

所谓的争地战争并没有产生明确的赢家。沿海的番族虽然成功地将战线推进了几十公里，甚至上百公里，但他们发现，内陆的土地并不如想象中富饶。失去了海洋的调节，内陆的气候更加严酷，贫瘠的山地无法养活如此庞大的人口。

而内陆的番族，在经历了最初的溃败后，开始组织起更有效的游击战。他们利用对地形的熟悉，在山林中伏击沿海的军队，将战火烧回了对方的本土。

最悲惨的是普通百姓。无论是沿海还是内陆，无论属于哪个藩，平民都成了最大的牺牲品。在关东平原，为了争夺一块麦田，两个藩的军队在田间地头进行了整整一个月的厮杀，麦子熟透了，却无人收割，任由其腐烂，而田地里的白骨在阳光下泛着森森冷光。

到了这一年的深秋，日本列岛的硝烟依然未散。

此时的日本，人口锐减，经济崩溃，社会秩序荡然无存。沿海的番族发现，他们虽然抢到了土地，却种不出粮食；内陆的番族发现，他们虽然守住了家园，却也满目疮痍，遍地哀鸿。

陈阿生在中华国的战舰上，通过望远镜冷冷地注视着这片燃烧的土地。他预想中的驱虎吞狼之计大获成功。日本列岛上的各个番族，为了争夺那本就不存在的生存空间，已经自相残杀到了精疲力竭的地步。

海面上，中华国的军舰依旧在游弋，炮口低垂，仿佛在等待着最后的收割时刻。而在陆地上，幸存的日本人无论是沿海的渔民还是内陆的农夫，都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大混战中，变成了一具具空洞的躯壳，眼神麻木地望着这片被鲜血浸透的土地。

日本，这个曾经的东方岛国，此刻正如一头受了重伤的野兽，在无尽的痛苦与内耗中，奄奄一息。

时间来到1826年深冬，日本列岛的内战已进入了最为惨烈的相持阶段。在四国岛的崇山峻岭间，曾经不可一世的争地战争已演变成了一场零和博弈的消耗战。

对于那些在战争初期就失去沿海平原、退守山地的小番族（如土佐南部的安艺氏旁支、阿波东部的小笠原系分支等）而言，生存的希望已经彻底断绝。他们手中的刀剑卷刃，储粮告罄，而内陆的强藩（如长宗我部旧部、三好氏残党）依托着险要地形，将他们死死压制在贫瘠的半山腰。

与其在山里饿死，不如向海神（指中华国）求生。

1826年1月，在四国岛东南部的牟岐浦和日和佐一带，几个濒临灭绝的小番族首领做出了一个改变命运的决定。他们秘密派出使者，划着仅存的小舢板，冒着被中华国水师击沉的风险，向停泊在远海的大清战舰递交了第一份《归化请降书》。

中华国大统领陈阿生，对于这种驱虎吞狼的战略成果感到十分满意。他没有将这些小番族赶尽杀绝，而是展现出了一种居高临下的文明包容。

在中华国特使的监督下，一场庄重的受降与归化仪式在军舰甲板上举行。小番族的首领们被要求剃去头顶的月代头（日本传统发型），改留中华发髻；他们必须亲手写下誓词，宣誓永弃天皇神国谬论，只尊中华天子，认祖归宗。

1. 粮食救济： 立即发放三个月的救济粮，确保归化者不饿死。

2. 兵器换装： 收缴其粗劣的日本刀剑，换发精良的中华火枪、腰刀及藤牌。

3. 身份赋予： 授予中华国四国道府县编外团练的身份，虽非正式编制，但享有中华国民待遇。

这些小番族的首领们欣喜若狂。对于他们来说，这不仅仅是活命的机会，更是从野蛮的日本文化圈跃升为文明中华体系的天赐良机。他们彻底抛弃了象征日本文化的服饰和文字，开始学说官话，学习中华礼仪。

有了中华国的背书和资源倾斜，这些归化番族的战斗力发生了质的飞跃。他们不再是拿着鱼叉的流民，而是装备着火器、受过基本队列训练的武装力量。

1826年3月，春寒料峭之际，一支由归化番族组成的先锋讨逆军在中华国水师的掩护下，于四国岛西部的宿毛湾登陆。

这一次，他们不再是抢夺土地以求温饱的饥民，而是代表着中华正统平定叛乱、推行王化的使者。面对内陆藩主那引以为傲的武士刀阵，归化番族们排成整齐的横队，在火器的齐射中从容推进。

跪下！你们这些不知礼数的蛮夷！归化后的番族军官用生硬的汉语呵斥着惊恐的日本武士。

曾经在内战中让小番族闻风丧胆的内陆防线，在装备精良、士气高昂且怀揣着正统优越感的归化军团面前，如同朽木般脆弱。

1827年上半年，成为了四国岛历史上最黑暗也最屈辱的时刻。

归化番族采取了经典的蛙跳战术，不与内陆强藩进行正面的阵地消耗战，而是利用其熟悉地形的优势，配合中华国海军的舰炮支援，逐个击破内陆据点。

四月，攻陷阿波藩的核心补给站日和佐城。

五月，截断土佐藩主力与内陆的联系，迫使其投降。

六月，长宗我部氏的最后堡垒在内外夹击下陷落。

短短半年时间，整个四国岛完成了乾坤倒转。那些曾经高高在上、视沿海渔民为贱民的内陆大名和武士阶层，如今要么被杀，要么剖腹自杀，要么沦为归化番族的奴隶。

随着军事行动的结束，真正的开始了。

在中华国派遣的民政官员指导下，四国岛上竖起了一座座崭新的石碑，上面用汉字刻写着：奉中华正朔，此地已归王化。

曾经供奉着天皇画像的神社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供奉孔子和关帝君的庙宇。所有学校的教学内容被彻底改写，日语被禁止使用，孩童们开始学习《三字经》和汉字书写。

而那些归化的小番族首领们，则成为了新政权的第一批代理人。他们穿着丝绸长袍，坐着轿子巡视领地，享受着昔日做梦都不敢想的荣华富贵。每当有顽固的日本人试图反抗或怀念天皇时，迎接他们的往往是归化番族士兵毫不留情的子弹。

至此，除九州外，四国岛率先完成了从日本文化圈中华文明圈的蜕变。这片土地上的居民，虽然在血缘上还流淌着日本人的血液，但在文化认同上，已经彻底成为了中华帝国的子民。而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