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4章 臣服的条件(1/2)
牛野在给西太平洋舰队的信件里,提到了对日本战略和接受日本投降的条件。
八月三日,牛野的密函被飞艇送到大西洋舰队。
“致:陈阿生亲启
发自:牛野
关于对东瀛诸藩实施“沿海骚扰战”及招降事宜
阿生鉴:
见字如晤。
自七月廿九我军舰队抵近江户湾外以来,局势渐趋明朗。彼邦蕞尔小国,内斗百年,实乃天赐我朝一统之良机。然其虽弱,若贸然登陆强攻,必致其举国死战,反增伤亡。故经与参谋部连日推演,我已定下名为“沿海骚扰战”之策。此策精髓在于“扰而不灭,逼其内乱”,现将具体方略详述如下,望兄台即刻着手筹备。
其一,封锁海疆,断其命脉。
即刻下令,我军舰队沿日本列岛全线巡航。凡港口、渔村、商船,一经发现,即刻摧毁或俘获。其赖以生存的海洋贸易与渔业资源,必须予以毁灭性打击。需明确传达一条铁律:自此以后,凡不向我中华俯首称臣之藩主,一律剥夺其涉足海洋之权。 海上之路既绝,则其财富之源亦断。
其二,限期通牒,炮火威慑。
着人携我方文书,沿本州、四国两岛海岸线,向各主要藩主发出“最后通牒”。通牒中明言:限其三日内归顺,若逾期不降,则视为敌对势力。届时,我中华水师将依律行事——炮轰其主城,焚毁其良田! 以雷霆手段,显我天朝之威。
其三,制定投降标准,确立新秩序。
此乃重中之重,投降者须无条件接受以下条款,方得保全性命与基业:
1. 去帝号,正名分: 必须公开宣布,永不承认“天皇”之存在,只尊我中华为正统。
2. 改称谓,定身份: 将“天皇”之称号,贬为“倭寇王”,使其名实皆符。
3. 废武士,缴兵刃: 全面废除其腐朽的武士阶层,所有日本人不得再佩带刀剑。其藩主领地之防务,今后由我中华国海陆军全权负责。
4. 变世业: 藩主一旦身故,其所有土地与人民,即刻收归中华国所有,其家族永世不得继承。若藩主想继续拥有土地,可自购,但须按我中华国国民之标准纳税服役。
5. 行汉制,同教化: 其治下民众之治理,完全参照我中华国现行之制度,不得有异。
6. 书同文,易思想: 废除日本文字,全面推行中华国文字。 此举意在从根本上铲除其旧有文化根基。
总而言之,从此刻起,臣服我中华国之唯一标准,便是彻底斩断其与日本文化圈之联系。 必须发誓抛弃天皇认同,全盘接受我中华国直辖管理。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统一于一个政权之下,此乃不可动摇之铁律!
凡对上述条款有异议者,其领地将被视作敌占区。我军有权随时登陆,沿着大海炮轰其城池,焚烧其土地,掠夺其人口,直至其屈膝屈服为止!
此战略之妙处,在于能诱使沿海藩主为求生存而放弃海洋,被迫向内陆贫瘠之地进军,争夺那本就稀缺的土地资源。如此一来,必能激发其国内更为残酷的内战,使其自相残杀,待其国力耗尽,我朝只需坐收渔利,便可轻易完成对东瀛之全面征服。
相关命令请于明日清晨前下达。
专此布达,并候回音。
中华总长牛野手书”
1825年8月,当中华国的一纸有条件投降令送达日本各藩主手中时,这个岛国还没有意识到这件事的严重,绝大多数藩主都叫嚣着抵抗到底。
然而,中华总长牛野下达的残酷命令,沿海十公里内严禁居住耕作、全面封锁海外贸易与捕鱼权,犹如一把锋利的手术刀,精准地切断了日本经济的命脉。
这道法令的实施,标志着日本从一个相对自给自足的海洋经济体,瞬间沦为一个被严密封锁的内陆型贫困国家。
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日本的经济结构呈现出鲜明的海洋特征。四面环海的地理优势,使其成为天然的渔业大国;有限的海外贸易虽然受限,却是获取贵金属和稀缺物资的重要渠道;沿海平原地带肥沃的土地养育着全国大部分人口。然而,这一切都在1825年的秋天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在19世纪初期的日本,渔业绝不仅仅是一个产业,而是整个社会经济体系的重要支撑。据当时的统计,日本沿海约有200万人口直接或间接从事与渔业相关的职业,包括渔民、鱼贩、制盐工、船舶修造工等。每年捕获的各种海产品总量超过100万吨,其中仅鲱鱼、鲭鱼、沙丁鱼等主要经济鱼类就占总产量的60%以上。
这些海产品不仅满足了日本人的蛋白质需求,更是重要的商品。干制、腌制、熏制的海产品远销内陆各地,成为连接沿海与内陆经济的重要纽带。同时,海产品还是日本传统农业的重要肥料来源,鱼粉、鱼骨等被广泛应用于农田施肥,大大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
当禁止海外捕鱼,沿海十公里内不得从事任何渔业活动的命令下达后,整个日本沿海立即陷入了一片死寂。短短两个月,数以万计的渔船被中华国战舰群强制拖走。
那些世代以海为生的渔民们,眼看着祖辈传下来的生计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
更严重的是,各个藩主不投降,导致沿海十公里内的所有渔村都被炮击,藩主只能强制迁移日本人口,甚至迁移主城。
从北海道的函馆到九州的博多,从本州的函馆到四国的高知,无数个有着数百年历史的渔村在短短几个月内变成了一片废墟。据不完全统计,这次强制迁移涉及的人口超过50万,相当于当时日本总人口的2%。
沿海的经济崩塌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
首先是制盐业的衰落,因为传统的制盐方法需要大量的海水,而海禁令使得制盐工场无法获得原料。制盐业是日本重要的基础工业,不仅关系到食品保存,更是许多化学工业的重要原料。制盐业的衰败,直接影响了食品加工、纺织、冶金等多个行业。
其次是船舶修造业的萎缩。没有了渔业船只的维护需求,以及海外贸易的中断,日本传统的造船业迅速走向没落。那些技艺精湛的船匠、木匠、铁匠们纷纷失业,他们的技能在缺乏实践的情况下逐渐失传。
第三是相关服务业的凋敝。沿海地区的客栈、酒楼、杂货店等,原本依靠往来商旅和渔民维生,现在也随着人流的减少而纷纷关门。整个沿海经济带,从北到南,形成了一条长达数千公里的萧条带。
当海外贸易被彻底切断后,日本的白银危机立即显现。虽然日本有银矿,但没有了海外新的白银流入,市场上的货币供应量急剧下降。物价的下跌表面上看起来有利于消费者,但实际上反映了市场需求的严重不足和经济活力的丧失。
更严重的问题是通货紧缩的恶性循环。随着货币供应量的减少,商品价格下跌,商人们的利润空间被压缩,投资意愿下降。投资不足导致生产萎缩,生产萎缩又进一步加剧了通货紧缩的压力。这种恶性循环最终导致整个经济体系陷入停滞状态。
首先,因为海外贸易的中断,使得日本无法获得许多必需的稀缺物资。首先是高质量的生丝,日本虽然有蚕丝业,但质量和产量都无法满足国内纺织业的需求。生丝的短缺直接导致纺织品产量的下降和质量的恶化,影响了民众的衣着需求和对外贸易的价值。
其次是药材的严重短缺。日本传统医学高度依赖从中国进口的药材,包括人参、当归、黄芪、茯苓等。这些药材不仅是治病救人的必需品,也是许多传统工艺品的原料。药材的短缺使得医疗费用急剧上升,普通民众看不起病,健康状况恶化。
第三是各种工业原料的匮乏。日本的冶金业需要进口的煤炭和铁矿石,造纸业需要进口的优质纸张,陶瓷业需要进口的颜料和釉料等。这些原料的短缺严重制约了日本手工业的发展,导致产品质量下降,市场竞争力减弱。
沿海十公里的土地,历来是日本最肥沃的农田所在地。这里地势平坦,水源充足,土壤肥沃,是日本粮食生产的重要基地。据统计,这片区域内的耕地面积约占日本全国耕地总面积的15%,年产粮食约占全国总产量的12%。
当这道禁令实施后,所有这些肥沃的土地都被强制抛荒。不仅如此,为了防止民众偷偷返回耕种遭受炮火袭击,藩主还在这些土地上设置了了望塔和巡逻队,一旦发现有人试图开垦,立即予以严惩。这种做法虽然在短期内达到了威慑效果,但他们解决不了粮食供给问题。
失去土地的农民面临着生死存亡的抉择。他们要么选择饿死在原居住地,要么冒险向内陆迁移寻找新的生存机会。于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人口迁移开始了。
据估计,大约有300万人口被迫离开沿海地区,向内陆的深山老林迁移。这些人中有经验丰富的农民,有手艺精湛的手工业者,也有善于经营的商业人士。他们的到来,给原本就拥挤不堪的内陆地区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内陆地区的村庄和城市根本无法容纳如此庞大的人口。住房短缺、食物不足、就业机会稀少等问题迅速显现。许多人只能在山林中搭建简陋的棚屋,靠采集野果、狩猎小动物勉强维持生计。疾病和饥饿夺走了无数人的生命。
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不仅带来了社会问题,也对内陆地区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为了建造房屋和开垦农田,人们大量砍伐森林,破坏了原有的生态平衡。水土流失加剧,河流泥沙含量增加,洪涝灾害频发。
同时,由于失去了沿海地区的天然屏障,内陆地区更容易受到台风、暴雨等自然灾害的影响。原本可以在沿海地区化解的自然灾害,现在全部转移到了内陆,给当地民众带来了更大的痛苦。
1825年之前的日本经济,虽然受到锁国政策的限制,但仍然保持着一定的外向型特征。渔业产品和有限的农产品出口,以及与中国的贸易往来,都为日本经济注入了活力。然而,海禁令的实施彻底改变了这一格局。
日本被迫转向完全内向型的经济模式,所有的生产和消费都必须在国内完成。这种模式对于一个岛国来说是非常不利的,因为它无法通过国际贸易来弥补国内资源的不足和生产能力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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