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4章 稷下学宫风云汇 孟轲墨辩初争鸣（2/2）

齐桓公田午乃至其后继者齐威王、齐宣王，皆对稷下先生礼遇有加。邹衍、淳于髡、田骈、接子、环渊、慎到、宋钘、尹文等七十六人皆被赐列第为上大夫，享受优厚待遇，却不直接处理政务，专职“议政”、“着书”、“辩说”。学宫规模最盛时，达数百千人，临淄城内，“谈说之士，期会于稷下”，其盛况空前。

在这一片喧嚣鼎沸之中，两位至关重要的人物，先后踏入稷下学宫，即将掀起更大的波澜。

首先是一位身着儒服，面容刚毅，目光中充满自信与浩然之气的长者——孟轲（孟子）。他乃孔子之孙孔汲（子思）的门人，深得儒家真传，自视为孔子道统的正宗继承人。其周身文华清气沛然磅礴，隐有麒麟虚影相伴（乃文曲星力感应其浩然正气所化异象），修为已至言出法随、气血贯通的境界。

孟子入稷下，立坛讲学，声如洪钟：“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其倡“仁政”之说，主张“制民之产”，使民有恒产而有恒心，反对霸道与暴政，强调“义利之辨”。其气魄宏大，辩论犀利，咄咄逼人，迅速吸引了大批弟子，儒家声势为之大振。

然而，墨家岂容儒家独大？不久，一位身着粗布黑衣、面容黧黑、目光锐利如鹰的墨者——田鸠（或为墨家重要钜子），亦率众弟子踏入稷下。墨家尚黑，纪律严明，弟子皆刻苦务实，与儒家文雅之风形成鲜明对比。

田鸠登台，直斥儒家：“儒家之道，礼烦扰而不悦，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此乃足以丧天下！” 他大力宣扬墨家“兼爱”、“非攻”、“节用”、“节葬”的主张，强调实用与效率，反对儒家繁文缛节和厚葬久丧。

孟子闻之，勃然大怒，立即反击：“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注：此处杨朱学说亦开始兴起，主张“贵己”、“重生”，被孟子一并批判） 孟子直斥墨家“兼爱”模糊了亲疏尊卑，破坏了人伦纲常，与禽兽无异。

由此，拉开了稷下学宫内儒墨两大显学空前激烈的论战序幕。双方就“爱有差等”还是“兼爱”、“天命”还是“非命”、“仁义”还是“功利”、“厚葬”还是“节葬”等根本性问题，展开了反复的、针锋相对的辩难。辩论往往从学宫之内，延伸至临淄街市，引得士民围观，轰动一时。

孟子气势恢宏，善用譬喻与排比，言词犀利，充满道德优越感；田鸠则逻辑严密，注重实证，以平民视角和现实苦难驳斥儒家的理想化。二者谁也说服不了谁，却使各自学说在激烈的交锋中得以锤炼、传播，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而学宫之内，远不止儒墨之争。

道家学者环渊、接子等，继承老子遗风，宣扬“清静无为”、“逍遥自得”，批评儒墨皆“有为”太过，失道之本。

法家慎到则强调“势治”，认为君主必须掌握权势，利用“势”来推行法令，与儒家“德治”形成对比。

名家尹文则专注于“形名”之辩，讨论名实关系，其思辨往往玄妙却脱离实际。

阴阳家邹衍更是语出惊人，以其“五德终始说”和“大九州说”宏大的想象力和神秘性，吸引了包括齐王在内的众多听众，其说虽荒诞，却为君权提供了新的天命依据。

稷下学宫，真正成为了战国时期的思想熔炉。诸子百家在此自由辩论，相互诘难，又相互吸收。正是在这种激烈的竞争中，各家学说得以不断完善、深化、系统化。许多思想家在此突破了门户之见，如儒家吸收法家某些理念，法家借鉴道家之术，阴阳家糅合五行与政治……

齐王则坐收渔利，不仅博得了“礼贤下士”的美名，更能从这丰富的思想库中汲取治国谋略，或用以内政改革，或用以外交纵横。齐国国力与文化影响力，藉此再度提升，俨然成为东方文明的中心。

洪荒各方势力的目光，亦聚焦于此。天庭“心映司”的灵光、西方“慈悲行者”的低语、地府的秩序感应，皆更加频繁地落于学宫之中的有缘之人身上，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辩论的方向与思想的演变。

百家争鸣的浪潮，在稷下学宫的推波助澜下，达到了第一个高峰。然而，这思想的空前解放与碰撞，在孕育出璀璨文明成果的同时，也必将引动更为剧烈的时代变革与列国纷争。一位主张极端法治、将以铁血手段重塑天下的法家集大成者，已在西方的秦国悄然崛起；而一位继承老子道统，将“无为”发展为“逍遥”的道家至人，亦将于南方的江湖中绽放光芒。时代的洪流，正以不可阻挡之势，奔涌向前！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