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05章 罪证拼图——当十三颗灵魂共同还原一场精密的屠杀（1/2）

（一）十三人会议：为何要在五年后重启记忆

2031年3月，云海市修复中心地下三层，一间没有窗户的圆形会议室。

房间中央是一张直径五米的环形桌，桌上投影着三维时间轴：2019年1月至12月，精确到小时。围绕桌子坐着十三个人——这是五年来第一次，所有与张坚案有直接关联的“知情者”齐聚一堂。

陶成文站在环形桌中央，声音在圆形的空间里产生轻微的回声：

“五年前，韦晖（危暐）被判处无期徒刑。一年前，他通过了‘俄尔甫斯测试’第一阶段，进入日间假释。现在，最高法减刑假释庭要求我们提交一份‘终极案件复盘报告’——不是作为司法证据（审判已经结束），而是作为‘犯罪心理教材’的国家级档案。”

他环视在场的每一张脸：

“在座的各位，从不同角度经历了张坚案的始末。今天，我们需要用集体回忆的方式，将这场持续一年的‘精密心理屠杀’完整还原。因为只有当我们彻底理解罪恶是如何发生的，才可能建立真正有效的预防系统。”

十三个人，十三个视角：

1. 陶成文 - 修复中心主任，案件后期研究者

2. 沈舟 - 心理学教授，心理侧写专家

3. 曹荣荣 - 心理治疗师，受害者心理分析者

4. 鲍玉佳 - 数据科学家，证据链重建者

5. 张帅帅 - 技术分析师，电子痕迹追踪者

6. 程俊杰 - 神经科学家，脑成像数据分析者

7. 梁露 - 行为分析师，行为模式建模者

8. 付书云 - 伦理学者，研究伦理监督者

9. 马文平 - 社会学家，社会影响评估者

10. 魏超 - 前刑侦警官，案件侦查主导者

11. 马强 - 前刑侦警官，跨国追查执行者

12. 林奉超 - 福州刑警队长，危暐背景调查者

13. 张斌 - 受害者张坚之子，唯一家属代表

“我们还有一位‘特殊顾问’。”陶成文按动遥控器，墙面屏幕亮起，显示远程视频连接——是正在日间假释中的韦晖（危暐），他坐在矫正中心的房间里，面前是同样的三维时间轴投影。

“他将在必要时提供‘加害者视角’的说明。”陶成文说，“但这不意味着原谅或妥协。张斌有一票否决权，可以随时终止他的参与。”

张斌点点头，表情平静。五年时间，这个年轻人已经学会了与无法消解的痛楚共存。

“那么，”陶成文说，“我们从最开始回忆。2019年1月7日，危暐以‘省能源局林副组长’身份第一次联系张坚。魏警官，马警官，你们当时在追查什么？”

（二）魏超、马强的刑侦视角：当第一缕烟升起时

魏超站起来，走到时间轴的1月7日节点。他手中拿着一个已经泛黄的笔记本——那是他2019年的侦查日志。

“2019年1月，我和马强在云海市公安局经侦支队，负责电信诈骗案件。”魏超的声音带着老警察特有的沙哑，“那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有张坚这个人，也不知道危暐的存在。我们正在追查一个跨国诈骗集团，代号‘深海’。”

马强接过话：“‘深海’的特点是：专门针对国有企业中层干部，单笔案值巨大，作案周期长，手法极其专业。从2017年到2018年，全国发生了五起类似案件，受害者都是国企的物资、采购、能源部门干部，损失总计超过8000万。”

“但所有案子都断了线索。”魏超指着投影，“诈骗者使用虚拟身份，资金通过复杂渠道流向境外，通讯层层加密。我们只知道有个‘教授’在背后指导，但不知道是谁。”

曹荣荣问：“当时为什么没把这些案子联系起来？”

“因为作案手法在进化。”魏超说，“第一起案件（2017年，山东）还很粗糙，受害者三个月就报警。第二起（2017年，江苏）开始有了心理操控痕迹。到第五起（2018年，广东），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话术体系和心理控制流程。我们当时以为是犯罪集团在‘积累经验’，后来才知道，那是危暐在KK园区培训的不同‘学生’在独立作案——每个学生学到的东西不同，所以呈现出的案件‘成熟度’不同。”

沈舟恍然大悟：“所以张坚案其实是危暐的‘毕业设计’？他吸收了前五个案例的经验教训，设计出了最完美的版本？”

视频里的危暐开口了：“可以这么说。前五个案例是我的‘实验预演’。我在KK园区期间，通过远程指导参与了其中三个案例的设计。每个案例结束后，我都会进行复盘，改进话术、调整心理控制节奏、优化资金转移路径。张坚案是我离开园区后独立设计的‘终极版本’。”

魏超继续说：“2019年1月，我们其实监控到了一些异常通讯——有一个虚拟号码频繁拨打云海市几个国企办公室。但我们当时资源有限，只能重点监控已经被诈骗过的企业类型。油料股不在我们的重点名单里，因为之前没有油料系统干部被骗的先例。”

马强懊悔地说：“如果我们当时扩大监控范围，也许能提前发现。但现实是，直到2019年12月张坚跳楼，我们才知道这个案子的存在。”

陶成文记录：“所以第一个教训是：新型诈骗会针对‘新类型目标’，而警方的预警系统往往基于历史数据，存在滞后性。”

时间轴推进到2019年1月15日，张坚与“林副组长”的第一次见面。

（三）张斌的记忆碎片：父亲开始变化的那个冬天

张斌走到时间轴前。他手中拿着父亲的日记本——那是案发后从张坚办公室抽屉里找到的，记录了从2019年1月到11月的片段。

“2019年1月15日，我爸在日记里写：‘今天见了省里的林组长，人很和气。说有人举报我，但他相信我清白。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但另一块石头又悬起来了。’”

张斌的声音很平稳，但握日记本的手指关节发白：

“那时候我正在准备考研，每天泡在图书馆。我爸每周给我打一次电话，总是说‘好好复习，别担心家里’。我后来才知道，从1月开始，他每个月要为我妈的透析多付3000块自费药钱——医院新引进了一种进口药，效果好但医保不报。”

曹荣荣轻声问：“你当时察觉到他的压力了吗？”

“没有。”张斌摇头，“我爸很擅长隐藏压力。他唯一的变化是……打电话时话变少了。以前他会问我复习进度、食堂伙食、宿舍冷不冷。那段时间，他总是说几句就匆匆挂断，说‘爸爸还有工作要忙’。”

鲍玉佳调出数据：“根据张坚的通话记录，从1月到3月，他给儿子打电话的平均时长从12分钟减少到4分钟。同时，他接听‘林副组长’电话的时长从最初的几分钟，增加到每次30分钟以上。”

沈舟分析：“危暐在系统性地挤占张坚的社会支持时间。当一个人把越来越多的时间花在与诈骗者的‘解决问题’上，他对真实社会关系的投入就会减少。”

张斌翻到日记的下一页：“2月3日，除夕。我爸在日记里写：‘林组长说春节后可能有好消息。儿子考研成绩快出来了，希望都能好。’”

“那时候他已经开始相信‘林组长’能带来‘好消息’。”马文平说，“春节这个时间点很关键——传统节日强化了‘关系’和‘人情’的概念。危暐选择在春节前后加强联系，是在利用文化心理。”

视频里的危暐承认：“是的。春节期间我以‘拜年’为由，给张坚寄了一盒茶叶和一张500元的购物卡。礼物不贵重，但打破了纯粹的公务关系，向‘朋友关系’过渡。张坚后来在日记里写‘林组长这人讲究’，说明这个策略成功了。”

魏超冷冷地说：“用500块钱，撬动了2300万。”

时间轴推进到2019年3月，张坚妻子病情恶化。

（四）曹荣荣、沈舟的心理分析：当软肋被精准刺中

曹荣荣站起来，走到3月的时间节点。墙面上投影出她当年做的心理重建图：

“2019年3月，张坚妻子被建议考虑肾移植。这是整个诈骗案的第一个关键转折点。”

她调出张坚那段时间的日记内容：

“3月12日：医生说要尽快做移植，等不起。费用至少50万。”

“3月15日：林组长说他认识省医院的专家，可以帮忙排队。”

“3月20日：林组长说肾源有着落了。老天保佑。”

沈舟补充医学背景：“尿毒症患者的家庭通常处于长期的经济和精神压力中。当出现肾移植这种‘一次性解决希望’时，患者家属会产生强烈的‘孤注一掷’心理。这时理性判断力会大幅下降。”

“危暐精准地抓住了这个时间窗口。”曹荣荣说，“他先给希望（有肾源），再设门槛（需要预付款），最后提供‘解决方案’（可以通过‘特殊渠道’申请补助）。三步下来，张坚已经被完全套牢。”

视频中，危暐沉默了几秒，然后说：“这是我从KK园区一个案例中学到的。那个案例中，诈骗者假装是‘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向一个白血病患儿的家长承诺‘国际医疗援助’，骗走了60万。我改进了这个方法：不直接要钱，而是先建立权威和信任，再让受害者‘主动求助’。”

付书云问：“你当时有想过张坚妻子的生死吗？”

长时间的沉默。

“没有。”危暐最终说，“在我的认知框架里，那是‘实验条件’的一部分。我需要一个持续的压力源来观察张坚的决策模式变化。他妻子的病情是完美的压力源。”

张斌闭上眼睛。五年了，听到这些话依然会让他胃部痉挛。

程俊杰调出当时的通讯分析：“在3月的通话中，危暐使用了大量‘我们’‘一起想办法’‘组织上会关怀’等词语，强化了‘共同体’错觉。同时，他故意让对话显得‘艰难’——比如假装需要‘向上级争取’‘走特殊流程’，这让张坚感到自己是被‘特殊照顾’的，从而产生感激和依赖。”

梁露补充行为数据：“从3月开始，张坚搜索‘肾移植’‘医疗贷款’‘快速筹钱’的频率急剧上升。同时，他停止搜索‘诈骗识别’‘公务人员核实方法’等信息。危暐成功地让他的认知资源全部集中在‘如何弄到钱’上，而不再质疑‘林副组长’的真实性。”

时间轴推进到2019年6月，“同事举报”事件。

（五）鲍玉佳、张帅帅的数据追踪：信息茧房的构建术

鲍玉佳和张帅帅合作展示了一组复杂的数据可视化图。

“2019年6月，危暐制造了‘同事举报’事件，这是社会剥离的关键一步。”鲍玉佳说，“我们通过数据回溯发现，这个事件不是孤立发生的，而是一套组合拳。”

张帅帅调出通讯记录：“6月3日，张坚收到一封匿名举报信的扫描件（危暐伪造），内容是指控他‘泄露油料数据给外部人员’。6月5日，张坚的单位领导‘偶然’发现这封信（其实是危暐通过内线安排的）。6月6日，领导找张坚谈话。”

“同时，”鲍玉佳接上，“危暐在6月4日到6月10日期间，密集地与张坚通话，每次通话都强调‘这事我会帮你压下去’‘你们单位内部不干净’‘你现在只能相信我’。七天时间里，他们通话了23次，总时长超过14小时。”

沈舟计算：“平均每天3次通话，每次超过30分钟。这已经构成了信息轰炸。张坚的认知完全被危暐的叙事占据。”

“更阴险的是这个。”张帅帅调出一封邮件，“6月8日，危暐以‘省能源局’的名义给张坚的单位发了一份‘公函’，内容是‘关于张坚同志涉嫌泄密问题的初步核查情况说明’，结论是‘举报内容不实，但建议内部加强管理’。这份公函是伪造的，但格式、公章、文号都极其逼真。”

林奉超感叹：“有了这份‘官方文件’，张坚的领导自然不会深究，但会对张坚产生怀疑。张坚则因为‘组织上已经澄清’而更加信任‘林副组长’。一箭双雕。”

视频中的危暐说：“这个手法来自我在KK园区培训时的一个案例。一个骗子伪装成‘纪委工作人员’，同时向一个官员和他的竞争对手发送伪造的举报材料和澄清文件，成功离间了两人，然后以‘保护者’身份接近那个官员，骗走了300万。我改进的地方是加入了时间差——先给受害者看举报信，让他恐慌；再给领导看澄清文件，制造‘组织已经介入’的假象；最后以‘保护者’身份收割信任。”

魏超咬牙：“你在教那些骗子怎么拆解一个正常人的社会支持系统。”

“是的。”危暐承认，“而且我教得很成功。根据后续追踪，至少有四个我培训过的骗子使用了这个手法，成功率100%。”

时间轴推进到2019年8月，张坚妻子肾移植手术失败。

（六）梁露、程俊杰的行为与神经分析：崩溃点的精密计算

梁露展示了一组行为模式图：“2019年8月，张坚妻子的肾移植手术失败，这是第二个关键转折点。从行为数据看，张坚在这个时间点后出现了明显的认知功能下降。”

程俊杰调出基于通讯记录的“语言复杂度分析”：“8月之前，张坚在通话中的语言还保持着较高的逻辑性和丰富性。8月之后，他的语言开始碎片化，重复词增多，逻辑连接词减少。这是长期高压下的认知资源耗竭表现。”

“危暐没有减轻压力，反而加大了。”梁露说，“从8月到10月，他要求张坚提供的‘油料数据’越来越敏感，要求的‘资金周转’频率越来越高。同时，他开始使用‘最后的翻身机会’‘这是组织上最后一次照顾’等话术，制造‘机会窗口即将关闭’的紧迫感。”

程俊杰展示了一张神经科学示意图：“根据我们对类似压力情境下大脑活动的研究，当一个人长期处于高压、高不确定性、高恐惧状态时，他的前额叶皮层（负责理性决策）功能会受损，而杏仁核（恐惧中枢）会过度激活。这会导致决策越来越依赖情绪和直觉，而失去理性判断力。”

曹荣荣补充心理学视角：“这就是‘习得性无助’的升级版——‘习得性依赖’。当一个人反复经历‘只有听从A才能解决问题’的情境后，他会形成心理捷径：一遇到问题就找A，不再考虑其他选项。危暐花了8个月时间，让张坚形成了‘只有林副组长能救我’的深度心理依赖。”

张斌翻到父亲8月的日记，声音有些颤抖：

“8月15日：手术失败了。医生说还有机会，但需要新方案。钱怎么办？”

“8月20日：林组长说可以联系北京专家。老天还是给了条路。”

“8月25日：把老家的房子抵押了。这是最后的路了。”

马文平沉重地说：“当一个人抵押祖产时，他已经在心理上切断了退路。这之后，他会更加死死抓住那根‘救命稻草’，因为一旦放手，就意味着承认自己失去了祖产也救不了妻子——这种认知太痛苦，大脑会本能回避。”

视频里，危暐第一次出现了较长的停顿。监控数据显示他的心率在上升。

“8月的时候……”他缓缓说，“我其实有过一次犹豫。当时张坚在电话里哭了，说他妻子的手术失败，他觉得对不起她。那是我第一次听到他哭。”

“你当时怎么想？”陶成文问。

“我当时的记录是：‘实验对象出现情绪崩溃迹象，需观察是否影响后续数据收集。’”危暐的声音低了下去，“我在想，如果他这时候崩溃退出实验，我的数据链就断了。所以我加快了节奏，用‘北京专家’的希望把他拉回来。我担心他失去希望后会放弃，那样我就得不到完整的数据。”

会议室里一片死寂。

“完整的数据。”张斌重复这四个字，像是第一次理解它们的重量，“所以你用‘北京专家’的谎言，让我爸又坚持了三个月，多借了300万，最后跳楼。就为了你的‘完整数据’。”

“是的。”危暐说，“这是我最不可原谅的部分。不是骗钱，而是用虚假的希望延长一个人的痛苦，就为了观察他从希望到绝望的全过程。”

魏超一拳砸在桌子上：“你他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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