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98章 解剖课——当罪恶在伦理的注视下自陈其罪（1/2）

（一）上午九点：伦理委员会的虚拟圆桌

修复中心地下三层，全息投影会议室。

一张虚拟的环形圆桌悬浮在房间中央，桌面是半透明的光幕，实时显示着数据流。八个席位环绕圆桌，每个席位前都有身份标识：

陶成文（修复中心总指挥，会议主持）

沈舟（社会心理学专家）

曹荣荣（临床心理学与医学伦理专家）

陈文渊（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心理学教授，视频接入）

丽莎·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区研究教授，视频接入）

付书云（刑侦专家，案件主审）

张斌（受害者家属代表）

V（危暐）（加密视频接入，人像轮廓处理，声音变声）

圆桌外围是观察席：鲍玉佳、张帅帅、马文平、程俊杰、梁露、魏超（视频）、林奉超（视频）。他们只能观看和接收会议记录，不能直接发言。

这是伦理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按照章程，前三次会议将聚焦于“实验设计与伦理审查”，但陶成文在会前与陈文渊、丽莎·杨两位外聘教授沟通后，决定将首次会议的议题调整为：

“张坚案的多学科复盘：当犯罪过程成为研究资料时的伦理边界”

上午九点整，所有席位亮起。危暐的席位显示为一个模糊的灰色轮廓，没有任何细节。

“会议开始。”陶成文的声音在吸音材料包裹的房间里显得格外清晰，“首先，根据章程第3条，请所有与会者确认：本次会议的所有内容将作为研究资料存档，但不得用于刑事起诉的直接证据。这是为保障学术讨论的开放性。有异议吗？”

付书云第一个举手：“我要求补充：如果讨论中暴露出新的犯罪事实或线索，警方保留调查权。”

陈文渊教授（视频中是一位六十余岁、头发花白的新加坡学者）温和地说：“这符合国际通行的研究伦理——研究保护不覆盖未披露的犯罪行为。我同意。”

丽莎·杨教授（四十多岁，干练的华裔女性）点头：“附议。”

陶成文看向危暐的轮廓：“V教授？”

“同意。”变声处理后的声音平静无波，“但我必须声明：我不会在讨论中披露可能直接导致我被捕的信息，如实时位置、当前使用的具体身份等。这是基本的安全边界。”

“可以理解。”陈文渊说，“那么，我们进入正题。今天，我们邀请各位从不同学科角度，复盘张坚案中的一个具体阶段。我建议从诈骗的第一个关键转折点开始——2018年12月7日，张坚完成第一笔30万转账的那个夜晚。”

他调出时间轴：“根据已有的‘手术日志’，那一天发生了什么？”

所有人的目光投向危暐的轮廓。

（二）第一轮复盘：2018年12月7日——愧疚感如何被转化为转账动力

危暐的轮廓微微前倾，声音通过变声器传来，冷静得像在讲解实验：

“2018年12月7日，实验体09（张坚）面临第一个道德决策节点：是否动用家庭医疗备用金完成第一笔30万转账。当天的外部变量控制如下——”

“变量A：家庭压力”

“其妻李淑芬在当天下午的透析后出现并发症，医疗费催缴单送达医院。这是我们通过医院内线安排的时间点——内线提前知晓并发症风险，但未告知主治医生进行预防性干预。”

曹荣荣立刻举手：“等一下。这意味着你们明知患者可能发生并发症，却故意不干预，以制造危机事件？”

“是的。”危暐坦然承认，“在实验设计中，这属于‘压力事件的自然发生时间窗口利用’。我们不做直接伤害，但利用既有医疗风险。”

丽莎·杨教授皱眉：“这已经涉及‘不作为伤害’的伦理问题。如果当时并发症导致患者死亡呢？”

“我们有预案。”危暐说，“内线是护士，可以在必要时进行急救。实际上，并发症是可控的——电解质紊乱，及时处理不会有生命危险。我们需要的只是‘危机感’，不是真正的生命威胁。”

付书云拳头紧握，但强行克制。

“变量B：情感触发设计”

危暐继续：“当天晚上8点，张坚在医院陪护。我们通过监控看到他妻子的痛苦表情，以及他频繁查看手机银行余额的行为。晚上9点17分，‘李主任’发送了一条短信：‘组织了解到你家庭的特殊情况，正在研究特批医疗补助。请坚持。’”

沈舟分析：“这条短信的精妙之处在于：它没有直接要求转账，而是将‘组织关怀’与‘家庭困难’在时间上并置，暗示‘如果你完成组织任务，组织就会帮助你家庭’。”

“变量C：决策环境控制”

“张坚在医院走廊犹豫了40分钟。”危暐调出当时的手机传感器数据，“心率从72升至112，步频数据表明他在小范围反复踱步。期间他搜索‘公款挪用量刑标准’7次，查看家庭账户余额5次。”

“关键干预点在晚上9点58分。”危暐停顿，“我们通过医院Wi-Fi，在他手机浏览器中推送了一条‘软文’——标题是《一位国企老干部的临终忏悔：我最大的遗憾是对组织不够忠诚》。”

张帅帅立刻操作设备，调出了那篇文章的缓存记录：“文章是伪造的，但用了真实的国企老干部讣告模板，情感渲染极强。核心论点是：‘有时候，对组织的小小违规，反而是对组织信任的证明，因为那意味着你愿意为组织承担风险。’”

陈文渊教授摘下眼镜，揉了揉眉心：“这是典型的‘认知重构’技巧。将‘挪用公款’重新框架为‘为组织承担风险’，减轻道德认知失调。”

“变量D：最终决策触发”

危暐最后说：“晚上10点20分，张坚离开医院，在停车场完成转账。位置数据显示，转账后他在车里坐了47分钟。期间没有打电话，只是呆坐。”

“我们有当时的车内音频片段——如果他打电话求助，我们会干扰信号。但他没有。他只是反复播放‘李主任’那条短信，然后开车回家。”

数据展示完毕。圆桌陷入短暂沉默。

张斌第一个开口，声音发颤：“所以那天晚上……我爸在医院看着我妈妈受苦，同时被你们的短信和文章轰炸，最后在停车场一个人完成转账，然后在车里崩溃？”

“从数据上看，是的。”危暐回答，“转账后的心率数据显示，他在车里经历了剧烈的情绪波动，然后进入一种麻木状态。这是道德底线首次突破后的典型反应。”

曹荣荣记录：“第一次突破最为艰难，因为要克服的是长期内化的道德准则。一旦突破，后续的突破会变得更容易——这在心理学上称为‘道德滑梯效应’。”

丽莎·杨教授转向危暐：“在你的实验设计中，这次突破的意义是什么？”

“验证‘愧疚感转化模型’。”危暐说，“我的假设是：当个体的愧疚感（对家人）与责任感（对组织）被捆绑时，愧疚感不会导致反抗，反而会成为服从的动力。因为服从组织任务被框架为‘解决愧疚的途径’——只要完成任务，组织就会帮助家庭，愧疚就解除了。”

“实验结果呢？”沈舟问。

“假设成立。”危暐说，“第一次突破后，张坚的后续决策明显加速。第二次转账（80万）的犹豫期从三天缩短到36小时，第三次（200万）缩短到28小时。愧疚感确实成为了燃料，而不是刹车。”

陶成文看着数据，轻声说：“所以张坚的善良——他对家人的爱和责任——反而成了害死他的东西。”

“在特定的操纵框架下，是的。”危暐平静地回答，“这也是我研究中最具讽刺性的发现之一：人性中最美好的部分，在系统性的心理操控下，可能成为最致命的弱点。”

会议室里一片死寂。

（三）第二轮复盘：2019年3月——社会支持系统的系统性剥离

陈文渊教授调整了议题：“我们进入第二阶段。根据日志，2019年3月开始，你们开始系统性地剥离张坚的社会支持网络。请从社会心理学角度解释这一阶段的设计。”

危暐的轮廓再次前倾：“这一阶段的核心目标是：制造‘孤岛效应’。当一个人失去外部参照和情感支持时，他对信息的判断会高度依赖单一来源——在我们的案例中，就是‘李主任’。”

他调出社会关系网络图：

“剥离层一：工作关系”

“2019年3月，我们通过中间人在能源局散布模糊谣言：‘老张最近神秘兮兮，是不是家里出事了？’‘听说他到处借钱。’这些谣言不具体，但足以让同事产生疑虑。”

鲍玉佳在外围观察席举手申请发言，获准后说：“我在社区工作中见过类似现象——当一个人开始表现出异常时，如果周围有模糊的负面传闻，人们会本能地‘保持距离’，而不是上前关心。这是社会自我保护机制。”

“正是利用这种机制。”危暐继续说，“我们监控到，3月之后，张坚在单位食堂独自用餐的比例从25%上升到73%，同事主动与他交谈的次数下降了58%。”

“剥离层二：朋友关系”

“张坚有三位长期好友。我们采取了差异化策略——”

“对A（正直的老工程师）：制造‘恰巧联系不上’。当他给A打电话时，我们通过基站信号干扰，让电话显示‘无法接通’。连续三次后，他放弃了。”

“对B（心软但易受影响）：通过中间人传话‘老张最近可能涉及麻烦事，你少掺和’。B选择了回避。”

“对C（关系较淡）：不做干预，因为影响力有限。”

付书云忍不住说：“你们连他打电话求救的路都堵死了！”

“实验需要控制变量。”危暐的回答冰冷依旧，“如果他在崩溃前向朋友倾诉，可能会获得不同的认知框架，从而提前终止实验。我们需要观察的是：在完全孤立的条件下，一个人的道德决策中枢会如何工作。”

“剥离层三：家庭关系”

“这是最精细的部分。”危暐调出家庭监控数据，“张坚对家人的愧疚感极强，这既是操控的杠杆，也是潜在风险——他可能向家人坦白。我们的策略是：强化愧疚感，同时切断坦诚沟通的可能性。”

他展示了几条关键记录：

2019年3月15日：张坚儿子张斌再次求职失败，情绪低落。当晚，“李主任”来电：“组织正在推进你儿子的工作安排，已有初步意向单位。”

2019年3月22日：张坚妻子因费用问题被迫减少一次透析。两天后，医院“恰巧”通知有一种新疗法，但费用昂贵。“李主任”同步告知：“特需药品审批已进入最后阶段。”

2019年4月5日：张坚尝试向妻子透露“最近工作压力大”，妻子因病痛只是敷衍回应。监控显示，他之后三天都处于自责中，认为“连家人都帮不上，还让他们担心”。

丽莎·杨教授敏锐地指出：“你们在制造一个恶性循环：家庭困难→张坚愧疚→‘组织’承诺帮助→张坚更依赖‘组织’→为完成‘组织任务’进一步损害家庭→更深的愧疚。这个循环一旦启动，就会自我强化。”

“是的。”危暐说，“我们称之为‘愧疚-依赖循环’。设计精妙之处在于：每一次‘组织帮助’的承诺都模糊而延迟，永远不会真正兑现，但又总在家庭危机时出现，制造‘希望’。”

沈舟补充社会心理学视角：“这实际上是一种‘情感绑架’。张坚陷入了一种思维困境：如果现在退出，‘组织’承诺的帮助就会消失，家庭困境会恶化；只有继续，才可能‘兑现’那些承诺。这种困境会让人丧失理性判断能力。”

陈文渊教授转向危暐：“在这个过程中，你们是否考虑过这种剥离对张坚心理健康的影响？数据显示，2019年4月，他的焦虑指数已经达到临床诊断标准。”

“考虑过，并持续监测。”危暐说，“实验伦理允许在知情同意前提下造成可控的心理压力。当然，张坚并未知情同意，这是伦理违规。但从纯研究角度，我们需要观察在持续高压和孤立下，个体的心理韧性极限。”

曹荣荣在纸上快速写下：“他将‘伦理违规’轻描淡写为‘纯研究角度’，说明他的道德脱钩已经完成。”

张斌突然举手：“我想问一个问题。”

所有人都看向他。

“你们监控了我爸这么久，”张斌的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清晰，“有没有一次……哪怕一次，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觉得他可怜？觉得不该再继续了？”

圆桌陷入长久的沉默。

最终，危暐回答：“在我的实验团队中，有三名成员在中期提出过伦理疑虑。其中一人于2019年6月退出，我支付了封口费。另外两人被我说服——我向他们展示了实验的‘科学意义’，以及‘个体牺牲为集体知识进步做贡献’的宏大叙事。”

他顿了顿：“至于我个人……在实验进行中，我将张坚视为‘实验体09’，不是一个人。这种认知重构是必要的，否则无法进行如此精密而冷酷的操作。”

“实验结束后呢？”张斌追问，“我爸死后，你看那些数据时，有没有一瞬间，想起那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危暐的轮廓静止了。

十秒。二十秒。

“有一次。”他终于说，“在整理‘术后观察’笔记时，我看到一张照片——张坚办公桌抽屉里的那枚纽扣，旁边是他儿子的照片。我意识到，这枚纽扣承载着一个父亲对儿子的爱，而这种爱，在我的评分模型里只是一个‘家庭情感连接强度：9.2/10’的数据点。”

“那一刻，”危暐的声音似乎有了一丝极细微的波动，“我意识到我的模型遗漏了什么。但我不确定那是什么。直到我看到他喂狗的照片，直到现在坐在这里，听你们称他为‘张坚’而不是‘实验体09’，我才开始……隐约明白。”

陈文渊教授轻声说：“你遗漏的是‘人的不可还原性’。无论多少数据点，都无法完全捕捉一个活生生的人的全部——他的爱、他的恐惧、他的尊严、他在绝望中依然选择分一半面包给流浪狗的那种无法被量量的东西。”

危暐没有回应。但监控数据显示，他那一端的音频输入有极其轻微的呼吸变化。

（四）第三轮复盘：2019年7月——终极压力测试的设计逻辑

丽莎·杨教授推进议程：“我们进入第三阶段。2019年7月，当张坚已经挪用超过1000万、处于崩溃边缘时，你们反而加大了压力，提出了最后三笔总计1000万的转账要求。为什么？从实验设计角度，这不是风险过高吗？”

危暐恢复了冷静的叙述语气：“这是‘终极压力测试’的必要环节。我们需要观察：当个体的道德资源几乎耗尽、退路几乎被封死时，是选择彻底崩溃，还是选择‘最后一搏’的疯狂。”

他调出2019年7月的关键操作记录：

“操作一：虚假希望注入”

“7月10日，我们伪造了‘部委特批文件’，显示‘张坚同志之子张斌的工作编制已进入最终审批流程’。文件细节极其真实，包括具体的部门、文号、甚至审批领导的签名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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