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41章 恭皇帝上（1/1）

雁门郡丞河东人陈孝意和虎贲郎将王智辩一起去收拾刘武周，把刘武周围在了桑干镇。壬寅日，刘武周和突厥合兵攻打王智辩，把王智辩给杀了，陈孝意没办法，只能逃回雁门。三月丁卯日，刘武周又去偷袭，把楼烦郡给拿下了，接着又占领了汾阳宫，还抢到了隋朝的宫女。他把这些宫女送给突厥的始毕可汗当礼物，始毕可汗就送了他不少马作为回礼。这下刘武周的势力更牛了，又把定襄也给攻陷了。突厥一看，觉得刘武周挺厉害，就封他为定杨可汗，还送了他狼头纛。刘武周干脆称帝，把老婆沮氏封为皇后，改年号为天兴。他任命卫士杨伏念当尚书左仆射，妹夫同县的苑君璋当内史令。刘武周又带兵去围攻雁门，陈孝意拼了老命死守，还瞅准机会出城反击刘武周，好几次都把刘武周打败了。但后来外面没救兵了，陈孝意派人偷偷去江都向皇帝报告情况，可都没回音。陈孝意发誓要跟雁门共存亡，每天早晚都对着存放诏敕的仓库趴在地上哭，旁边的人看了都跟着伤心。城被围了一百多天，粮食吃完了，校尉张伦把陈孝意杀了，然后投降了刘武周。

梁师都占领了雕阴、弘化、延安等郡后，也称帝了，国号叫梁，改年号为永隆。始毕可汗也送了他狼头纛，还封他为大度毘伽可汗。梁师都带着突厥人到了黄河以南的地方，把盐川郡也给攻破了。左翊卫蒲城人郭子和因为犯了事，被流放到榆林。正好榆林郡闹大饥荒，郭子和就偷偷联络了十八个敢死的兄弟，去攻打郡门，抓住了郡丞王才，数落他不关心老百姓，然后把他杀了，还开仓放粮救济大家。郭子和自称永乐王，改年号为丑平。他尊奉他爹为太公，任命他弟弟郭子政当尚书令，儿子郭端、郭升当左右仆射。他手下有两千多骑兵，南边和梁师都勾结，北边归附突厥，还分别送儿子去当人质，好让自己的地位更稳。始毕可汗把刘武周封为定杨天子，梁师都封为解事天子，郭子和封为平杨天子，郭子和死活不敢接受，始毕可汗就改封他为屋利设。

汾阴的薛举，住在金城，这人勇猛得没话说，家里还特别有钱。他喜欢结交豪杰，在西边那一片算是老大，当时是金城府校尉。那时候陇右地区土匪强盗到处都是，金城令郝瑗招募了几千人，让薛举带着去讨伐。夏天四月癸未日，正给士兵发盔甲呢，还摆了酒席犒劳大家。结果薛举和他儿子薛仁果，还有十三个同伙，就在酒席上把郝瑗劫持了，然后发动士兵，把郡县的官员都关起来，还开仓放粮救济百姓。薛举自称西秦霸王，改年号为秦兴。他封薛仁果为齐公，小儿子薛仁越为晋公，到处招揽土匪强盗，还抢了官府的牧马。有个叫宗罗睺的土匪头子带着手下归附了他，薛举就封他为义兴公。将军皇甫绾带着一万士兵驻扎在枹罕，薛举挑了两千精锐去偷袭，一下子就把枹罕给拿下了。岷山的羌族首领钟利俗带着两万人也来归附他，这下薛举的势力可就大起来了。他又把薛仁果改封为齐王，让他当东道行军元帅，薛仁越封为晋王，兼任河州刺史，宗罗睺封为兴王，给薛仁果当副手。然后分兵去占领地盘，拿下了西平、浇河二郡。没过多久，陇西这片地都归他了，手下有十三万人。

李密任命孟让为总管，封他为齐郡公。己丑日晚上，孟让带着两千步兵和骑兵偷偷溜进东都外城，把丰都市烧了个遍，抢了一通，天快亮的时候才走。这一下，东京的居民都吓得搬进了宫城，连各个台省府寺都住满了人。巩县县长柴孝和、监察御史郑颋干脆带着巩县城投降了李密，李密就任命柴孝和为护军，郑颋为右长史。

裴仁基每次打了胜仗，抢到的军资都拿来犒赏士兵，可监军御史萧怀静不同意，士兵们都恨死他了。而且萧怀静还老是挑裴仁基的毛病，动不动就上奏弹劾他。仓城那一战，裴仁基没按时赶到，听说刘长恭他们战败了，吓得不敢前进，就驻扎在百花谷，加固营垒防守，还担心自己在朝廷会获罪。李密知道他现在很狼狈，就派人去劝他投降，还许了不少好处。贾务本的儿子贾闰甫在裴仁基军中，也劝裴仁基投降李密，裴仁基说：“那萧御史咋办？”贾闰甫说：“萧怀静就像只站在木头上的鸡，要是不懂随机应变，对您来说，一刀的事儿。”裴仁基听了他的，就派贾闰甫去李密那儿请降。李密高兴坏了，任命贾闰甫为元帅府司兵参军，还兼直记室事，让他回去给裴仁基带话，还写了封信给裴仁基，欢迎他来投降。裴仁基就又回到虎牢驻扎。萧怀静偷偷把这事上奏给朝廷，裴仁基知道后，就把萧怀静给杀了，然后带着手下在虎牢投降了李密。李密封裴仁基为上柱国、河东公；裴仁基的儿子裴行俨，打仗特别勇猛，李密也封他为上柱国、绛郡公。

李密得到了秦叔宝和东阿的程咬金，都让他们当骠骑。他还从军队里挑了八千个特别勇猛的士兵，分成四队，分别归四个骠骑统领，用来保护自己，还说：“这八千人顶得上百万大军。”程咬金后来改名叫程知节。罗士信、赵仁基也都带着手下归附了李密，李密任命他们为总管，让他们各自统领自己的部队。

癸巳日，李密派裴仁基、孟让带着两万多人去偷袭回洛东仓，把仓给拿下了，接着又烧了天津桥，还纵容士兵到处抢掠。东都出兵反击，裴仁基他们打不过，就败逃了。李密亲自带着人驻扎在回洛仓。这时候东都城内还有二十多万士兵，他们日夜守城，连盔甲都不敢脱。李密去攻打偃师、金墉，都没打下来。乙未日，李密又回到洛口。东都城内粮食快没了，可布帛却堆得像山一样，甚至用绢来做打水的绳子，烧布来做饭。越王杨侗派人把回洛仓的米运进城，还派了五千士兵驻扎在丰都市，五千士兵驻扎在上春门，五千士兵驻扎在北邙山，一共设了九个营，首尾相互照应，防备李密。丁酉日，房献伯把汝阴给攻陷了，淮阳太守赵陁带着整个郡投降了李密。

己亥日，李密又带着三万人占领了回洛仓，还大搞防御工事，准备逼近东都。段达等人带着七万士兵出来抵抗。辛丑日，双方在回洛仓北边打了一仗，隋朝的军队战败逃跑。丁未日，李密让他的幕府向各个郡县发檄文，列举了隋炀帝十条大罪，还说：“就算把南山的竹子都砍光来写他的罪行，也写不完；就算把东海的水都放干来冲洗他的恶行，也洗不干净。”这檄文是祖君彦写的。

赵王杨侗派太常丞元善达偷偷穿过贼寇的地盘，到江都向皇帝报告说：“李密手下有上百万人，把东都围得死死的，还占了洛口仓，城里已经没吃的了。陛下要是赶紧回去，那帮乌合之众肯定就散了；不然的话，东都肯定得沦陷。”说着说着就哭得稀里哗啦，皇帝听了脸色都变了。虞世基却在旁边说：“越王年纪小，肯定是被这帮人骗了。要是真像他说的那样，元善达怎么可能还能到这儿来！”皇帝一听就火了，大声说：“元善达这个小人，竟敢在朝堂上羞辱我！”然后就让元善达穿过贼寇的地盘去东阳催运物资，结果元善达就被土匪给杀了。从这以后，大家都不敢说话了，没人敢跟皇帝说贼寇的事儿。

虞世基这人看起来稳重深沉，说的话又总能让皇帝开心，所以特别受皇帝宠爱，朝廷里没人能比得上他。他的亲戚朋友都靠着他，卖官鬻爵，收受贿赂，公然在他家里交易，门庭若市。所以朝廷上下都特别恨他。内史舍人封德彝攀附虞世基，因为虞世基不太懂处理政务，封德彝就偷偷给他出主意，怎么传达诏命才能讨好皇帝。大臣们上奏的表疏要是不符合皇帝心意的，封德彝都扣下来不奏给皇帝。审理案件的时候，封德彝总是用严厉苛刻的法律条文，想尽办法给人定罪；论功行赏的时候，却尽量压低赏赐标准。所以虞世基越来越受宠，可隋朝的朝政却越来越糟糕，这都是封德彝搞的鬼。

“内核解读”

这段记载生动勾勒出隋末天下大乱的众生相，字里行间满是王朝崩塌前的撕裂与挣扎，从中能清晰看到隋朝灭亡的多重推手，也折射出乱世中权力博弈的残酷逻辑。

地方势力的崛起，几乎都是“借势”的产物

刘武周、梁师都、郭子和等人，本质上是抓住了隋末边疆管控松弛的漏洞，一边用粮食、人口讨好突厥，一边借助突厥的“狼头纛”（象征认可）提升号召力。这种“引外族壮己势”的操作，暴露了隋朝中央权威的彻底崩塌——当地方豪强需要靠外部势力背书才能立足时，王朝的统治根基早已烂透。薛举的崛起则更直接：利用陇右饥荒，以“开仓赈施”为诱饵，瞬间聚众数万，这说明“吃饭问题”才是乱世最硬核的动员力。隋末的民变，本质上是饥饿与绝望倒逼出的反抗，而地方官的无能（如金城令郝瑗被轻易劫持），则让这种反抗有了可乘之机。

李密集团的扩张，堪称“乱世成功学”的典型案例

他的策略精准到可怕：先控粮仓（洛口仓、回洛仓），用粮食卡住东都的脖子；再收人心，吸纳裴仁基、秦叔宝、程咬金等名将，组建“八千当百万”的精锐内军，靠人才优势形成战斗力；最后打舆论战，让祖君彦写下“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的檄文，把隋炀帝钉在道德耻辱柱上。这套“粮食+人才+舆论”的组合拳，把乱世中“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逻辑玩到了极致。但李密也暴露了短板：攻偃师、金墉不克，袭回洛仓后又被东都兵击退，说明他虽善造势，却缺乏彻底摧毁隋朝核心据点的硬实力，这为他后来的失败埋下伏笔。

隋朝内部的溃烂则更具警示性

裴仁基的投降堪称典型：监军萧怀静作威作福，一边克扣军饷，一边罗织罪名，逼得将领“不反也得反”。这种“自毁长城”的操作，暴露了隋朝军制的致命缺陷——监军制度本是为了制衡将领，却成了宦官、文吏掣肘功臣的工具，最终把军队推向对立面。而隋炀帝对元善达的处理，则把帝王的昏聩演绎到了极致：面对东都被围的急报，他非但不反思，反而怒斥报信人“廷辱我”，甚至故意派其穿越贼境送死。这种“鸵鸟式执政”直接导致信息堵塞——“人人杜口，莫敢以贼闻”，当统治者连真实的危机都不敢面对时，灭亡只是时间问题。

更致命的是中央官僚体系的腐烂。虞世基、封德彝之流，靠“言多合意”哄骗皇帝，靠“鬻官卖狱”中饱私囊，把朝廷变成了利益交换的市场。他们压制直谏、扭曲律法、克扣赏罚，本质上是在系统性地摧毁隋朝的执政根基。这种“奸臣当道”的背后，其实是隋炀帝“喜谀恶直”的性格缺陷被无限放大——当帝王只爱听顺耳话，官僚体系必然滋生腐败，因为“讨好上级”比“治理民生”更划算。

总的来说，这段历史就是隋末乱世的一个切片：中央失德、地方崛起、外族介入、民心离散，多重因素交织下，庞大的隋帝国像一栋被蛀空的大厦，只需轻轻一推便轰然倒塌。而那些在乱世中崛起的群雄，无论是借外族之势的刘武周，还是靠粮仓立足的李密，本质上都是在隋朝崩溃的废墟上争夺权力真空。他们的兴衰荣辱，最终都成了唐朝崛起的背景板，但这段历史留下的教训却无比清晰：民心是最大的政治，而一个拒绝倾听、纵容腐败的政权，注定会被时代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