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4章 不请自来的记者（1/2）

第三百九十四章：不请自来的记者

1958年的盛夏，日头毒得像要把地里的水汽都烤干。谢文东家的土坯院墙上，爬满了翠绿的豆角藤，紫莹莹的花穗垂在叶间，风一吹就晃出细碎的香。张彩霞正蹲在院角的菜畦里薅草，额前的碎发被汗水黏在脸上，手里的小锄头起落间，杂草就被连根刨了出来。

“彩霞嫂子，歇会儿不？我这儿有刚晾好的绿豆汤！”隔壁的刘桂兰端着个粗瓷大碗跑进来，嗓门亮得能穿透院墙。她身后跟着西头的王秀莲，手里还拿着半块贴饼子，“可不是嘛，这日头太毒了，再干下去该中暑了。”

彩霞直起腰，捶了捶酸胀的腰，笑着接过碗：“还是你们俩细心。快坐，我去给你们倒点水。”

三人坐在院中的老槐树下，刘桂兰喝了口绿豆汤，忽然神秘兮兮地说：“哎，你们听说没？今早村口来了个穿中山装的年轻人，背着个黑盒子，说是从省城来的，问东子哥家在哪儿呢！”

王秀莲眼睛一亮：“省城来的？是干啥的呀？莫非是公社又派来干部了？”

“不像，”刘桂兰摆了摆手，“我瞅他那黑盒子，方方正正的，上面还挂着根带子，看着怪新鲜的。说不定是来考察的？”

彩霞端着水出来，闻言心里也犯了嘀咕：“省城来的人找东子？他今早天不亮就去稻田了，说是看稻子的长势，怕是还得一阵子才回来。”她话音刚落，院门外就传来了脚步声，紧接着是二柱的大嗓门：“东子哥不在家？省城来的李记者找他！”

三人连忙起身，就见二柱领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走进来。那年轻人穿着笔挺的中山装，戴着副黑框眼镜，肩上挎着个牛皮包，手里果然提着个黑色的方盒子——正是当时少见的相机。他脸上带着礼貌的笑，一进门就主动伸出手：“您好，我是省报的记者李为民，专门来采访谢文东同志的。”

彩霞连忙擦了擦手上的泥，有些局促地握了握他的手：“李同志，快请坐。东子去稻田了，我这就去叫他。”

“不用麻烦嫂子，”李为民摆了摆手，目光好奇地打量着院子，“我正好也想看看村里的稻田，咱们一起过去找他吧？顺便也能看看谢同志种的稻子。”

刘桂兰和王秀莲对视一眼，都来了兴致：“我们也跟过去！正好看看记者同志是咋采访的！”

四人往村南的稻田走去，路边的玉米长得比人还高，叶片被风吹得沙沙响。李为民一边走，一边跟刘桂兰二人搭话：“大姐，你们村的稻田都是谢文东同志负责的？他种稻子的本事是不是特别厉害？”

王秀莲抢先开口：“那可不！以前咱村的稻子，一亩地也就收两百多斤，自从东子哥领着咱改了灌溉，又换了稻种，去年一亩地收了三百多斤！”她顿了顿，又补充道：“不光种地厉害，东子哥心也好。前年我家老头子生病，没钱抓药，还是他把家里的积蓄拿出来帮衬我们的。”

刘桂兰也跟着点头：“可不是嘛！之前修晒谷场，他天天带头干，比谁都累，却从没喊过一声苦。而且他以前还抗日呢，听说跟鬼子打了好几仗，可威风了！”

李为民听得眼睛发亮，手里的笔在小本子上飞快地记着，时不时还追问几句：“大姐，他抗日的时候具体发生过啥事儿？能给我讲讲不？”

“那得让东子哥自己说，”刘桂兰笑了，“我们也是听老一辈人讲的，不如他说得细。”说话间，稻田里已经传来了谢文东的声音，他正对着几个年轻村民指点着什么。

远远地，就见谢文东站在田埂上，穿着打了补丁的短褂，裤脚卷到膝盖，脚上的布鞋沾满了泥。他手里拿着一株稻穗，指着上面的谷粒，大声说：“你们看，这稻穗要是太密，通风不好，容易得稻瘟病，得及时疏苗，每株之间得留够空隙。”

“东子哥！”二柱喊了一声，谢文东回头看来，见了李为民，脸上露出疑惑的神色。

彩霞快步走过去，低声跟他说了几句。谢文东恍然大悟，连忙迎上前，伸出手：“李同志，辛苦你跑这么远。”他的手粗糙得全是老茧，掌心的纹路里还嵌着泥，李为民握上去，只觉得格外实在。

“谢同志，我是来采访您的，”李为民笑着说，“早就听说您带领村民修晒谷场、种高产稻，还听说您以前有过抗日的经历，想把您的故事写下来，让更多人学习。”

谢文东愣了一下，有些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我也没做啥大事，都是该做的。”

“怎么不是大事？”李为民摆了摆手，举起相机对着稻田拍了一张，“能实实在在为村民做事，就是最大的事。您先忙，我在旁边看看，不打扰您。”

谢文东也不再推辞，转身继续给村民们讲解疏苗的技巧。李为民则拿着相机，一会儿拍稻田里的景象，一会儿拍谢文东指点村民的样子，偶尔还会凑过去，记下他说的话。彩霞站在田埂边，看着谢文东认真的模样，眼前忽然晃过多年前的画面——那时候他还是个抗日游击队的小队长，也是这样站在田埂上，不过手里拿的是枪，眼神锐利得像鹰。有一次打完仗，他浑身是伤，却还笑着对她说：“等把鬼子赶跑了，我就带你回村里，种一大片稻田，让你不愁吃不愁穿。”如今，他真的做到了。

中午的时候，几人回到谢文东家。彩霞忙着做饭，刘桂兰和王秀莲也留下来帮忙，厨房里很快就飘出了饭菜香。李为民则坐在院子里，拿出小本子，开始跟谢文东聊起来。

“谢同志，您以前是抗日游击队的？能讲讲当时的经历吗？”李为民问道。

谢文东端着茶，沉默了片刻，像是陷入了回忆。阳光透过槐树叶的缝隙洒在他脸上，映出深浅不一的纹路。“那是1942年的冬天，我才十八岁，跟着队长在山里打游击。有一次为了掩护村民转移，我们跟鬼子在山口打了一仗，队里牺牲了好几个兄弟。”他的声音低沉，“我记得有个叫小石头的兄弟，才十六岁，中了枪，还笑着说要等胜利了，回家种庄稼。”

说到这儿，他顿了顿，眼里闪过一丝痛楚。彩霞端着菜出来，正好听到这话，伸手轻轻拍了拍他的胳膊。她记得那天，谢文东拖着受伤的身体回来，浑身是血，抱着她哭了很久，说自己没保护好兄弟们。那是她第一次见他哭，也是唯一一次。

李为民静静地听着，笔不停地写着，眼眶也有些发红。“那后来呢？您是怎么从游击队转到村里，带领村民种地的？”

“抗战胜利后，我就回村了，”谢文东笑了笑，“队长说，和平年代，种好地、让大伙吃饱饭，也是为国家做贡献。刚开始村里的地收成不好，我就去镇上请教农技员，又领着大伙修水渠、改土地，慢慢就好起来了。”

这时，刘桂兰端着一碗炖土豆出来，插嘴道：“李记者，你是没见那时候的难处！修水渠的时候，冬天特别冷，渠里全是冰，东子哥带头跳进水里挖泥，冻得腿都肿了，也没喊过一声苦！”

“还有去年修晒谷场，石子不够，他就带领大伙去河里捞鹅卵石，天天泡在凉水里，回来就发高烧，还硬撑着上工！”王秀莲也跟着说。

谢文东看着两人，笑着摆手：“都是大伙一起干的，不能只说我。”

午饭过后，李为民又提出要去合作社看看。合作社里，几个村民正在买盐和火柴，负责人见谢文东来了，连忙迎上来。李为民四处看了看，指着货架上的粮食和日用品，问道：“谢同志，合作社的物资都是您负责协调的吗？”

“是大伙一起商量着来，”谢文东说，“以前村里买东西得去镇上，路远又不方便，我就跟公社申请，办了这个合作社，让大伙在家门口就能买到东西。”他说着，看向一个正在买布料的妇人：“三婶，这布料是给丫头做衣裳的？”

那妇人笑着点头：“是啊，东子哥。多亏了合作社，这布料比镇上还便宜点。”

李为民趁机走过去，跟那妇人聊了起来。妇人打开了话匣子，不停地夸谢文东：“东子哥是个实在人，啥都为大伙着想。前年我家丫头考上了镇上的学，没钱交学费，还是他帮衬的。不光是我家，村里谁家有难处，他都伸手帮。”

从合作社出来，李为民又跟着谢文东去了之前修的晒谷场。晒谷场上，几个村民正在翻晒麦子，金灿灿的麦子铺了一大片，看着格外喜人。李为民举起相机，拍了几张照片，然后转头对谢文东说：“谢同志，我听说您以前被人误会过是‘匪首’？因为抗战的时候，有时候为了获取物资，可能会采取一些比较强硬的手段？”

这个问题有点尖锐，旁边的村民们都安静下来，看向谢文东。谢文东却很平静，点了点头：“确实有过。那时候山里缺粮缺枪，为了给兄弟们找吃的、找武器，我们曾经抢过地主的粮仓。后来解放了，有人就误会我们是土匪。”他顿了顿，看向身边的彩霞，“那时候多亏了彩霞，她一直相信我，还帮我跟村民们解释。”

彩霞的脸颊微微发红，想起那时候的日子。村里有人背后说谢文东是“匪首”，她就一个个去解释，说他是为了抗日，是为了保护村民。有人不相信，她就把谢文东受伤的伤疤露出来，说这些都是跟鬼子打仗留下的。那时候虽然难，但她从没想过要放弃他。

李为民看着两人之间的眼神交流，笑着问道：“谢同志，那您觉得，从以前的游击队战士，到现在的村民带头人，从被人误会的‘匪首’到人人称赞的劳模，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谢文东沉默了片刻，目光扫过晒谷场，扫过远处的稻田，最后落在彩霞脸上，露出一个朴实的笑：“以前不管是打仗还是抢物资，都是为了活下去，为自己，也为身边的兄弟。现在不一样了，我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村里的大伙——让他们能吃饱饭，能过上好日子。心里踏实，比啥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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