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土地变商楼 村民进高层（一八三）（1/2）

不得不说，春节这个古老的传统节日越来越变得让人捉摸不透。

小时候，春节是一场从腊月二十三就开始酝酿的宏大工程：扫房要掀开每一块地板，蒸馒头要守着灶火通宵，窗花是奶奶一剪一剪雕出的凤凰，守岁要听爷爷讲完三遍“年兽”的故事，放鞭炮得在大年初一凌晨五点准时点燃，拜年则要穿上最体面的新衣，走街串巷，磕头作揖，换来一把糖果和一句“长命百岁”。每一个环节都像仪式般庄重，连空气中都飘着“年味儿”——那是柴火、腊肉、爆竹、墨香混合成的独特气息，是时间沉淀下来的人间烟火。可如今，春节越来越像一场“强制停机”——人回来了，心还在加班；饭吃了，味同嚼蜡；红包发了，转头就忘；春联是打印的，窗花是塑料的，年夜饭是外卖的，春晚是背景音。我们不禁要问：那个曾经让全中国人“总动员”的节日，怎么就成了“赶紧过完好上班”的七天假期？那个曾让游子千里归乡、老少翘首以盼的“年”，为何如今只剩下疲惫与应付？

过去的春节，是物质匮乏年代里一年一次的“奢侈”。新衣要穿到正月十五才舍得换下，糖果要藏在柜子最深处，每天只准吃一颗，肉馅饺子是年夜饭的压轴大戏，连酱油都要省着用。当稀缺成为仪式，期待自然高涨，连等待都成了幸福的一部分。可如今，网购24小时送达，新衣随时买，火锅周周吃，进口水果、海鲜大餐早已不是年节专属，春节的“物质buff”被日常消解，剩下的只有流程：抢票、返乡、被催婚、聚餐、返程、抢初七的高铁。年，不再是“盼来的”，而是“赶完的”。

更尴尬的是，仪式本身也在“内卷”。过去贴个“福”字、挂串红灯笼就是年味，现在没个手写春联、非遗窗花、故宫文创红包、定制家宴、全家福写真，仿佛就不够“讲究”。当仪式感需要“拍照出片”才能成立，春节就成了社交平台的“年终KPI”，而不是内心的情感需求。于是，很多人干脆“躺平”：不串门、不拜年、不抢头香，甚至不回家——既然做不到“精致过年”，那就“敷衍”保平安。有人调侃：“过年不是过给祖宗看的，是过给朋友圈看的。”可当所有人都在演，谁还愿意真？

春节的核心是团圆，但“团圆”正在变成一种“物理同框”。一家人围坐，却各自刷手机；年夜饭桌上，长辈努力找话题，问“工作累不累”“有没有对象”，晚辈礼貌性微笑，心里盘算着初八的会议；拜年时，孩子鞠躬像打卡，老人发红包像完成任务，连祝福语都成了复制粘贴的模板。亲情没有消失，只是被“代际时差”稀释了。年轻人在大城市习惯了独立与边界，回家却要面对“你怎么还不结婚”“你表妹孩子都会打酱油了”的连环追问；长辈则委屈：“一年就见一次，还说不得？”双方都在“尽义务”，而非“享天伦”。当团圆变成“社交压力容器”，敷衍就成了自我保护：早点吃完、早点散场、早点回房刷剧，成了新一代的“春节三件套”。有人苦笑：“回家七天，心理恢复三个月。”

传统春节不仅是家庭仪式，更是社区狂欢。腊月里，街坊一起杀年猪、写春联、蒸年糕，谁家蒸坏了就互相送一锅；除夕夜，全村守岁、放鞭炮，鞭炮声此起彼伏，像一场盛大的交响乐；初一早晨，挨家挨户拜年，小孩兜里塞满糖果、瓜子、花生，笑声在巷子里回荡。这种“集体欢腾”让春节有了公共性，有了温度，有了人情味。可城市生活把人们打成了“原子”。你对门姓什么都不知道，更别提交换饺子馅。禁放令让鞭炮声消失，高楼让祠堂消失，物业让“扫房”变成保洁阿姨的“钟点工订单”，连贴春联都得看物业是否允许。春节退回到“防盗门”以内，只剩一家人“干瞪眼”。当节日失去公共空间的托举，再热闹的春晚也填不满“窗外寂静”的落差。有人感慨：“小时候过年是全村的事，现在过年是全家人的事，再后来，成了一个人的事。”

在“效率至上”的时代，春节越来越像“带薪停机”。很多人腊月二十八还在加班，正月初六就返程抢票，真正休息不过三四天。路上两天，应酬两天，剩下一天“躺平回血”，年就算“过完了”。更现实的是，春节成了“高成本低收益”的代名词：来回机票几千块，红包支出上万，饭局酒局轮番轰炸，年货、新衣、礼物、孝敬长辈、打点亲戚，算下来，存款直接“腰斩”。最后换来的是“腰围+3，存款-3w，情绪-100”。当“过年”变成“过钱”，敷衍就成了理性选择：能不回就不回，能视频拜年就不上门，能发微信红包就绝不现金——不是不想隆重，而是“隆重不起”。有人算过账：“回家一趟，够我在三亚住五天海景房。”当经济账算得比情感账清楚，年，自然就轻了。

说到底，春节的敷衍，是我们对整个“传统生活”的敷衍。过去的人，能把二十四节气过成诗：清明踏青，端午插艾，七夕乞巧，中秋拜月，重阳登高，冬至数九。现在，节气只是朋友圈的“官方提醒”，节日只剩“放不放假”。我们不再亲手包饺子，而是超市买速冻；不再写春联，而是淘宝“手写体打印”；不再教小孩祭祖，而是怕“迷信”；不再守岁，而是“跨年看晚会，十二点发朋友圈”。当传统不再被“身体力行”，它就退化成“文化符号”，只剩“拍照打卡”的价值。敷衍的不是春节，而是我们对“慢下来”的恐惧——怕麻烦、怕尴尬、怕“没效率”。我们习惯了快，却忘了慢也是一种能力。忘了，有些事，本就不为结果，只为过程。

春节并没有“失效”，它只是“掉线”了。就像一台老电脑，硬件还在，系统需要升级。也许未来的春节，不再强求“全员返乡”，而是“云团圆”+“小团聚”的混合模式：一家人视频守岁，孩子们线上抢红包，长辈们晒出自己包的饺子；不再比拼红包厚度，而是“一起线上打游戏、做年夜饭”；不再靠“催婚催生”维系亲情，而是“你开心就好”的边界感。我们可以在城市阳台放电子鞭炮，在客厅贴手绘窗花，在饭后一起玩桌游，把“仪式”重新变成“乐趣”，而不是“任务”。

敷衍的背后，不是不爱，而是“不会爱了”。当我们学会在快节奏里重新为情感“手动减速”，春节就会回来——不一定轰轰烈烈，但足够温暖。它可以是一碗妈妈煮的阳春面，可以是一段和爷爷视频时的沉默，可以是独自在出租屋里贴的一张小福字。年，从不挑剔形式，它只等一颗愿意停留的心。

毕竟，节日从不缺意义，缺的是“愿意认真过它的人”。而只要还有人记得那缕年味，年，就永远不会走远。

柳琦鎏的外孙女李墨倒是在这个春节给柳绮鎏一家增添了一场虚惊。有惊就有喜，如今赵慧已经到了预产期。

过了大年初二、初三、初四这几天紧张的走亲访友，赵慧的预产期就在这两天。年味还没散尽，空气中还飘着零星的鞭炮味，街边的红灯笼在风中轻轻摇晃，家家户户的窗花映着暖光，而赵慧的肚子却一天比一天紧绷，像一张拉满的弓，只等那一声弦响。为了不出意外，初五一大早，天还蒙着灰，晨晓便早早起床，轻手轻脚地帮赵慧收拾好待产包，又仔细检查了一遍证件、医保卡、婴儿衣物，确认无误后，才轻轻扶她下楼。外面寒气逼人，晨晓把车里的暖气开到最大，又在副驾驶座上垫了厚厚的靠垫，一边系安全带一边叮嘱：“慢点，别着急，咱们不赶时间，安全第一。”

“我没事，”赵慧摸着高高隆起的肚子，微微一笑，“就是感觉这小家伙在里头翻跟头呢，估计也想早点出来看这个世界。”

“那也得等咱们到了医院再说。”晨晓笑着捏了捏她的手，发动了车子。

原来，因为是年关，妇幼医院有个特别规定：凡是在初六夜里十二点前出生的婴幼儿，医院免费赠送一辆儿童小推车，粉蓝色相间，带遮阳棚和减震轮，是许多新手父母眼中的“新年好礼”。柳琦鎏和沈佳两口子得知这个消息后，像捡了宝似的，当天晚上就拉着晨晓和赵慧开了个“家庭会议”。

“你们算算，”柳琦鎏戴着老花镜，手指在手机日历上划来划去，“初六十二点前，还剩不到两天，赵慧这情况，随时可能发动，咱们得盯紧点。”

沈佳也凑过来，眼睛亮亮的：“是啊，那小推车可不便宜，网上都要八九百呢！要是白送，多划算！正好可以和墨宝一起用，俩孩子并排推着，多可爱。”

“妈，”赵慧笑着摇头，“您就为这小推车这么上心啊？”

“这哪是小推车的事？”沈佳一拍大腿，“这是福气！年关出生，医院送礼，说明咱孙女有福气！”

“就是，”柳琦鎏点点头，煞有介事地说，“这叫‘开门红’，新年头一个好兆头！”

一家人说得热火朝天，连墨宝都好像听懂了，拍着手咿咿呀呀的笑着，喊着。

初六上午十点，赵慧正靠在病床上喝红糖水，突然“哎哟”一声，手猛地按住肚子。晨晓立刻警觉：“怎么了？是不是阵痛？”

“嗯……一阵一阵的，越来越紧……”赵慧皱着眉，呼吸开始急促。

晨晓立刻按了呼叫铃。不一会儿，护士推门进来，检查后说：“宫口才开了一指，还得等，别着急，初产妇都慢。”

医生也过来查了房，语气平静：“正常节奏，回去休息，保存体力。”

一家人顿时紧张起来。回到产房外的等候区，沈佳像上了发条似的来回踱步，嘴里念念有词：“怎么还没动静呢？这孩子怎么这么慢？别是憋坏了啊……”

柳琦鎏坐在长椅上，手指不停敲着膝盖，眉头拧成一个“川”字。

晨晓递了杯热水给母亲：“妈，别太担心了，医生说了，这是正常现象，要慢慢来。急也没用。”

“我怎么能不急？”沈佳一跺脚，“我当年生你，十几分钟就生了！赵慧这都疼了一上午了，还没进展，我这心啊，像被猫抓了一样。”

到了下午三点，赵慧又被推进产房检查，疼得满头大汗，可宫口依旧没怎么开。医生摇头：“还得等，别急。”

“疼死我了……”赵慧躺在床上，指甲深深掐进晨晓的手背，眼泪混着汗水流下来，“我……我撑不住了……”

“再坚持一下，亲爱的，很快就会好的。”晨晓紧紧握着她的手，声音沙哑，“想想咱们的小宝贝，她正等着见你呢，你要是放弃了，她可要委屈了。”

赵慧咬着牙，点了点头，又一阵剧痛袭来，她忍不住低吼出声。

夜里十点，赵慧疼得实在受不了，脸色发白，呼吸急促，护士紧急检查后说：“可以进产房了！”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