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9章 围点打援，逐步肢解（1/2）

天津城的晨雾还未散尽，浆糊湿润的气味便混合着早市的喧嚣弥漫开来。

一张张尺幅宽大、印制规整的告示，被穿着县公署号衣的公人稳稳贴在了城门、码头、官署照壁乃至繁华街口的墙上。

浓黑的宋体字，在微湿的宣纸上显得格外肃穆：

“天津县公民告示

为奉令清丈土地、厘定产权、振兴实业事

照得民国肇建，万象更新。土地乃民生之本，产权为治业之基。奉大总统袁令，为厘清地亩、平均赋税、保障业权、振兴地方实业起见，特于天津地方先行试点土地清丈。

此项清丈工程，由内务部直辖天津土地清丈局全权办理。以核实碑界、验明旧契、确定产权为首务，务求清晰公允。清丈确认之后，即由政府颁给新式地契，永为执业凭证。

所有官产、公产、皇产、民产，均在清丈之列。望各界人等周知，务须配合，不得阻挠。

此布。

中华民国元年六月 xx 日

天津土地清丈局”

每份告示都盖有鲜红的天津县公署官印。

告示前迅速聚拢了人群，识字的大声念诵，不识字的伸长耳朵听。

议论声嗡嗡响起，惊讶、好奇、担忧、揣测，种种情绪在晨光中流动。

这张告示，如同一块巨石投入已然暗流汹涌的天津政商乡绅圈，激起的涟漪瞬间传遍四方。

而真正的波澜，发生在海河下游的郑家庄。

几乎在告示贴出的同一时辰，郑家庄的宁静被彻底打破。

河面上，数条插着清丈局旗帜的篷船靠岸。

码头上，早已有十数辆装载着大量木箱、标桩、帆布帐篷的马车等候。一支规模远超先前王文韶小队的专业清丈队伍，出现在晨雾缭绕的河滩。

队伍约八十余人，井然有序：

前导是四名骑马的清丈局专员，身着笔挺的制服，神情严肃。

核心是十二名专业测绘员及数名学徒，统一着装，携带着大量更为精良、型号统一的经纬仪、水平仪、平板仪、钢卷尺、标尺等工具。

另有专职负责文书登记。

后勤人员忙着从马车和船上卸载物资：成捆的图纸、表格、界碑石坯、搭建临时办公棚屋的材料。

护卫力量也显着增强，除了原有清丈局护卫，明显加入了身着新式军服、装备更为齐整的县公署差役，人数不下十人，沉默而警惕地护送着众人通过码头和通往各皇庄的道路。

为首的，正是赵秉文。

他今日未穿长衫，而是一身利落的藏青色中山装，胸佩清丈局徽章，目光锐利，步履沉稳。

王文韶、赵启明、李顺德、张有福等人皆在码头上等候，神情肃然。

他们不再有任何迂回或试探。

队伍径直开赴郑家庄皇庄的核心区域，在庄头宅院外的空地上，迅速建立起临时指挥部。

帆布棚屋支起，绘图板架设，仪器开箱校验，界碑石坯堆放整齐。穿着号衣的人员进出忙碌，清丈局局因工作需要，向交通部或上级主管部门申请特批，架设临时电话线专用的通讯线路被架设起来。

整个场面专业、高效，带着不容置疑的官方权威和略有现代化工程气息。

郑老鼬早已得到消息，带着一众庄丁管事情急火燎地赶来。看到这阵仗，他脸上的肌肉几不可察地抽搐了一下。先前王文韶等人的到来像是探针，而眼前这支队伍，则分明是开掘的机械。

赵秉文没有给他太多寒暄的时间，直接出示了盖有天津土地清丈局大印的正式公文，声音清晰有力地宣布：“郑庄头，即日起，奉大总统令及清丈局委派，对郑家庄及周边相关皇庄土地进行正式清丈。”

“所有程序，依今日这份张贴的告示办理。请你及庄内人等全力配合，提供一切所需便利及旧有契据凭册。清丈期间，土地四至严禁擅动，一应田土事务，暂依清丈局指令。”

他指向正在架设的仪器和堆积的材料：“丈量团队将分区同步进行，以确界、核契、绘图、造册为要。旧有界碑需勘验，模糊之处需重定，所有佃耕租约需逐一登记核对。若有异议，可依程序申诉，但不得阻挠清丈进行。”

郑老鼬只觉得嘴里发苦。

告示他听说了，但这般雷厉风行、规模浩大的直接进场，仍超出了他的预期。

他看着那些阳光下反光的精密仪器，那些训练有素、面无表情的工作人员，还有那些荷枪实弹的差役，深知此前种种应付、拖延、糊弄的手段，在这样正式、强硬、成体系的官方行动面前，效力将大打折扣。

他勉强挤出一丝笑容，腰弯得更深：“赵局长、各位上差……这、这自然是应当配合的……只是庄务繁杂，是不是容小人……”

“不必。”赵秉文打断他，语气不容置喙，“清丈局自有章程安排。庄头现在要做的，是立即召集所有庄内管事、账房、庄丁，以及通知各佃户代表，于一个时辰后，在此集合，听候清丈局训示和工作安排。”

“同时，将庄内所有地契、鱼鳞册、佃户名册、历年租账、物料账册等一切文书档案，全部封存，即刻移交清丈局临时档案处点验接收。”

命令一道接一道，清晰果断，没有任何商量余地。

郑老鼬背后渗出冷汗，他意识到，游戏规则彻底变了。这不再是私下里的较量和试探，而是公开的、带着国家政权背书和武力保障的“工程”。

他怕那些藏在暗处的“活账”，即将被暴露在阳光和尺规之下。

海河的风吹过田野，吹动清丈局旗帜猎猎作响。

郑家庄数个皇庄的土地上，第一次出现了如此多与农耕无关的、代表着现代国家测量与治理权力的人和物。

远处与皇庄接壤的乡绅们，也正通过眼线的汇报，不少人急匆匆赶到事发地，惊恐地看着这一幕。告示上的文字，以及往日的传言，化作了眼前实实在在的行动。

以碑界清晰、地契完备为根本的“确权”之战，在初夏的晨光中，于海河湾畔，正式打响。

这一次，主导权似乎已完全掌握在那面崭新的旗帜之下。郑老鼬和他的皇庄，连同其承载的旧日秩序与隐秘利益，都被推到了这道锐利而无情的“清丈”锋刃之前。

天津城警务处的办公室里，电话铃声短促而急骤地响起时，杨以德正用热毛巾敷着后颈——昨夜酒局回来得晚，头有些沉。

从警卫兵手中接过听筒，慵懒的靠近耳边。

当听筒里传来张县知事报出“清丈局大队已开进郑家庄码头”、“赵局长亲自坐镇”、“场面不小，还有差役护送”这些字眼信息时，他那双因宿醉而微红的眼睛陡然一凝，毛巾随手甩在椅背上。

“本处知道了，这就即刻安排。”他声音不高，却透着一股子立刻绷紧的利落，挂断电话。

“传我命令：第一，驻守郑家庄及附近道口的所有巡警弟兄，全部取消轮休，双岗双哨，加强明暗巡逻，尤其是清丈局临时公署周边、各测量队作业地块、以及庄内主要通道，给我把眼睛瞪圆了！”

他一边说，一边已起身，从衣架上扯下那套挺括的警服外套。

“第二，从南市、老城里两个分局，各抽调一个班的得力人手，配足枪械警棍，由巡官带队，半个时辰内赶到郑家庄听从本处长调遣，协助清丈局赵局长。”

“第三，通知沿线各地警务点，今日起凡是通往郑家庄方向的各色人等，尤其是成群结队的、携带非常规物品的，都给老子仔细盘问，有可疑立刻扣下报我！”

“第四，备车！我这就过去。”

各项事宜安排完成，杨以德对着镜子正了正大檐帽，帽檐下的眼神已然没了丝毫慵懒，只剩下惯见风浪的锐利与算计。

他清楚，告示一贴，大队人马一进场，这就从“皇家事务”升级成了“民国公务”，更是袁大总统亲自关注的“试点”。

场面越大，盯着的人越多，出不得半点岔子，但揽权增加势力的机会就越大。赵秉文那书生的安危倒在其次，关键是这“清丈”过程不能乱，一乱，就可能被人借题发挥，他杨以德首当其冲。

黑色的警务马车在天津街道上疾驰。车里的杨以德已完全进入了状态，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膝头，脑子里飞速盘算着布防细节和可能的风险点。

一到郑家庄地界，气氛果然不同。河滩上帐篷林立，人马喧嚣，与往日田园景象迥异。杨以德跳下马车，目光如鹰隼般扫视全场，随即开始现场指挥：

“你，带两个人，去码头上看着，闲杂船只一律不许靠近清丈局泊位！”

“你们几个，以赵局长的帐篷为中心，五十步为半径，给我拉出警戒线，无关人等不许入内！”

“测量队分了几组？每组配两个弟兄跟着，不用插手他们做事，就负责隔开闲人，遇到纠缠滋事的，先控住再说！”

“庄子里那些庄丁佃农，让他们都聚到打谷场去，没我的话不许乱窜！告诉郑老鼬，他的人，今天都得老老实实。”

杨以德亲自走到赵秉文的临时公署外，对站岗的卫兵点了点头，又对闻讯出来的赵秉文抱了抱拳，声音洪亮：“赵局长放心施为！杨某已调集警力，庄内庄外，水路旱道，都已加派人手。断不容宵小之徒或无知乡民惊扰了清丈大业。您和各位先生的安全，警务处一力承担！”

这话既是保证，也是说给周围所有人听的定心丸和警示。

布置停当，杨以德并未躲进荫凉处，而是按着佩刀，带着一名副官，开始在清丈区域内外逡巡。

他眼神毒辣，经验老到，哪里视野有死角，哪处人群容易聚集，哪个路口需要增设岗哨，都一一指出调整。

见到有佃农好奇张望，他便上前，语气不算严厉，却带着不容置疑的权威：“老乡，看热闹站远些，别妨碍公家人办事。咱们这儿规矩做事，对大家都有好处。”

遇到神色不豫、似乎想往前凑的庄丁或疑似乡绅家仆，他的目光则骤然冷下来，手也似无意地搭在刀柄上，逼得对方悻悻退后。

一时间，郑家庄的田垄阡陌间，除了清丈人员忙碌的身影，便是深色警服的身影穿梭巡视。明岗肃立，暗哨潜伏，巡逻的队列步伐整齐，目光警惕。往日庄头一言九鼎的皇庄，此刻被一层由现代警权编织的、公开而强制的秩序之网笼罩。

杨以德站在一处稍高的土坡上，望着眼前这既嘈杂又被严格规束的场面，点燃一支烟。

他知道，自己这番动作，既是尽责，也是自保，更是向各方展示肌肉。在这新旧交替、利益重划的微妙时刻，他手中这份维持“秩序”的权力，便是他最重要的筹码。

确保赵秉文和清丈过程“万无一失”，就是确保他杨以德在这场波澜中的位置稳如泰山。

烟雾缭绕中，他那张精明的脸上，看不出太多表情，只有一双眼睛，依旧冷冷地扫视着这片突然变得“重要”起来的土地，不放过任何一丝可能扰动这紧绷平衡的涟漪。

郑家庄的土地清丈，如同一块被投入平静水潭的炽热烙铁，激起的远不止皇庄内部的波澜。

当清丈局的测绘队以“厘清皇产边界，避免日后纠纷”为由，将标尺与经纬仪的视线不可避免地投向与皇庄接壤的那些民田时，一场事先早有准备、此刻图穷匕见的“延伸丈量”，便悄然又强硬地展开了。

清丈局对郑家庄周边的土地状况，早已不是初来乍到的茫然。

王文韶、赵启明前期与佃户的有限接触、李顺德等人在勘测皇庄边界时对毗邻地块的有意观察、乃至更早的风声放出后各乡绅的动态，都化为了情报，汇聚在赵秉文的案头。

配合可能从县衙旧档、税契存根中梳理出的矛盾线索，一张关于周边土地“异常”的潜在图谱，已勾勒出七八分。

如今，大队人马和专业仪器在手，行动便有了雷霆之势。

第一步，便是“顺理成章”的边界复核。

测绘员在精确测定皇庄界桩位置后，“依照规程”，会请相邻地块的田主或管事到场，共同确认边界线。

一位登记文书会指着图纸上依据旧档和初步测量画出的红线，客气而坚决地询问：“贵府地契所载四至，与此处实地勘测结果，还请共同核验。若有旧界碑，请指认；若无，则需依测量结果共同设立新界桩，以便备案。”

第二步，便是“验契确权”。

这要求直接击中了要害。

当乡绅或他们的管家被要求出示与争议边界相关的地契原件时，场面便开始微妙起来。

有人能拿出盖着前清县衙大印的老契，但上面的“东至河沟、西抵柳树”等模糊描述，在经纬仪测定的精确坐标和标尺拉出的直线面前，往往显得苍白无力，解释空间被急剧压缩。

更多的人，则陷入了窘境：

“黑地”暴露无遗，有些被开垦多年、一直耕种纳税（或避税）的土地，根本从未正式登记入册，无契可验。

面对清丈局“此地据鱼鳞册及税契记录，并非贵府产业，何以耕种至今？”的追问，田主往往支支吾吾，或声称“祖传手耕”，或推说“与前任庄头有约”。这些“黑地”在阳光下无所遁形。

“挂靠”失灵的部分土地实为乡绅所有，但为规避赋税或寻求庇护，历年将田产“挂靠”在皇庄名下，由庄头代管或走个形式。

如今皇庄自身难保，庄头郑老鼬在清丈局高压下，为求自保，或明或暗地推诿、澄清，这些“挂靠”关系迅速崩解，露出底下真实的产权真空或混乱。

“碑界不符”现下是最普遍的形象，是实地界碑（或田垄、水沟等习惯边界）与地契文字描述严重不符，且往往是乡绅田地“侵蚀”皇庄或邻田的结果。

以往靠人情、势力维持的既成事实，在标尺和图纸面前成了确凿的“侵界”证据。

测绘员会平静地指出：“依地契，贵府田地应止于此处老槐树，然现今田垄已越过槐树十五尺又三寸。此间土地，依据何在？”

第三步，是档案与实地的交叉比对。

清丈局不仅要求看地契，还调阅相关年份的税粮记录、过户文书（如有），甚至走访更老的住民询问记忆中的边界变迁。

当一套组合证据摆在面前——地契模糊、实地扩张、税记录可能偏低或缺失、历史知情者证言矛盾——乡绅们种种“历史形成”、“乡俗认可”的辩解，显得愈发无力。

郑家庄四周，往日气定神闲的乡绅们，如今频频被请到地头，面对测绘图纸和官员质询，额角见汗。

他们试图动用关系，却发现清丈局油盐不进，一切以“证据”和“测量数据”说话；他们想拖延塞责，但清丈局进度明确，今日此片，明日彼片，不容拖延；他们甚至试图暗中鼓动佃户或族人制造小规模摩擦，但杨以德布置的警力如影随形，迅速弹压，反而留下妨碍公务的话柄。

“王举人那三十亩‘河滩地’，说是祖上买的，可地契找不着，县里也没底档，这下全露了馅！”

“陈家跟皇庄搭界的那片果园，地契上写着七亩，一量竟然十一亩多！多出来的都是这些年慢慢挪界碑占的！”

“孙二爷更惨，他那些‘寄庄’在皇庄名下的地，郑老鼬现在一口咬定只是代管，收租而已，地权不清，孙二爷拿不出过硬契据，眼看着要打水漂！”

类似的窃窃私语在乡绅圈子里流传，恐慌如同夏日的湿气，无声地蔓延。

他们意识到，清丈局明修栈道（清丈皇庄），暗度陈仓（核查周边），手中那把现代测绘与档案稽核的“尺子”，量的不仅是土地，更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基于模糊与特权的旧有产权秩序。

每一寸“黑地”的暴露，每一处“碑界不符”的确认，都意味着潜在的土地流失、赋税追缴乃至名誉扫地。

海河湾畔，测绘仪器的镜头冷静地旋转，标尺一次次拉直落下。

在这片土地上，一场由技术官僚主导的、旨在确立清晰、合法、可登记产权的“去模糊化”革命，正以皇庄为支点，撬动着整个区域盘根错节的土地利益格局。

阳光炙热，田垄间的气氛却如临深渊，往日模糊的边界地带，此刻成了照见真实与谎言、合规与侵占的审判台。

乡绅们藏于田土之下的隐秘，如同被潮水褪去后的礁石，嶙峋而突兀地暴露在民国新政的视野之下。

郑家庄清丈指挥部的帆布棚下，气氛肃穆而凝重。

临时拼起的长条桌上，铺开了大幅的测绘草图、一摞摞初步填写的《土地清丈勘验单》，以及那两份墨迹似乎还未干透的文件——《天津土地丈量转呈》（由清丈局、天津县公署、醇亲王代表共同签章确认的补充修订版）和早已贴遍天津的 《天津县公民告示》。

赵秉文立于桌首，身姿笔挺，目光扫过在场的清丈局骨干、受邀见证的乡绅代表（神色各异）、以及垂手侍立却眼神游移的庄头郑老鼬。

他手中拿起一份刚刚汇总的、关于郑家庄某块争议边角的勘验单，清了清嗓子，声音不高，却足以让棚内棚外竖起耳朵的人都听得清楚：

“诸位，依据《天津土地丈量转呈》第一款、第三条，及《天津县公民告示》所示‘以碑界清晰，租约地契完备为清丈确认根本’之原则，现对郑家庄南区，编号‘丈字柒号’地块，作出初步归属确认。”

他示意了一下，李顺德立刻上前，将对应的测绘详图举起。图上线条精确，标注着与相邻地块（一块属于皇庄，另一块属于乡绅陈某某）的距离、角度数据，并特别用红笔圈出了界碑实测位置与陈姓乡绅所持道光地契文字描述的偏差区域。

“经实地勘测，反复核验，”赵秉文继续，语速平稳，不容置疑，“此地块现行界碑位置，向陈府方向延伸达十六尺七寸，该延伸部分，于陈府所持地契四至记载中并无依据，亦无合法过户文书佐证。而皇庄方面，对此延伸部分历年来亦无主张契据。故依据上述文件原则，此十六尺七寸土地，产权暂属不明，不予即时确认归属。”

他顿了顿，目光掠过脸色瞬间涨红的陈姓乡绅代表：“依据《转呈》第五款之争议处理流程，及《告示》‘如有疑虑，即刻上报’之精神，本局现将此地块列为‘存疑待决’。相关勘验图、数据、陈府地契影本、及皇庄方面无主张说明，将即刻封档，呈报天津县公署，由张县知事会同相关方，依民国相关律例与前清有效契例，进行最终裁断。”

“在县公署裁定之前，该地块维持现状，不得耕种、交易、亦不得有任何破坏现有测量标志之行为。”

这番话，如同一套精心演练的组合拳。首先，确立权威依据，抬出三方共签的《转呈》和公开《告示》，表明此举非个人独断，而是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的公共行为。

其次，展示技术确证，用无可辩驳的测量数据说话，将争议量化、客观化。

最后，明确处置路径，将“皮球”和最终裁决责任，按照既定程序，“转呈”给县公署。

这既恪守了行政程序，避免清丈局越权独断招致非议，又将压力传导给了地方行政长官张维新，迫使其必须在旧绅情面与新政法理之间作出公开表态。

紧接着，赵秉文又连续宣布了几项确认：

对一片确系皇庄原始鱼鳞册记载、界碑尚存、且与周边无契据纠纷的土地，确认归清室所有，将按程序换发新式地契。

对几处查实为“黑地”（无任何原始契据、历年也未纳入正规税赋记录）的小块田亩，暂定为“无主官地”，清册上报，建议日后招标放垦或收归公用。

对一桩典型的“挂靠”案（孙姓乡绅土地挂皇庄名纳税），因双方均无法提供具有法律效力的委托契约，且皇庄方面否认拥有产权，裁定该地块产权悬置，相关卷宗一并移送县公署，并建议由县署传唤双方及可能的中人，进行司法质证。

每一项确认或存疑的宣布，都伴随着相应地块编号、依据条款、处置决定的清晰说明，并有书记官当场记录在案，由相关方（清丈局、涉及田主或代表）签字画押。

整个过程，公开、按章、留痕，堵死了私下运作和事后反悔的空间。

郑老鼬听着，后背的冷汗湿了又干。

他看到自己熟悉的那些“模糊地带”被一件件拎到阳光下，用他无法反驳的尺规和条文进行剖析。

赵秉文没有当场剥夺什么，但这种“确认”与“存疑”的区分，尤其是将大量棘手问题打包扔给县公署，本身就是一种凌厉的攻势。

这意味着，皇庄和他个人，再也无法利用产权模糊来左右逢源，每一个问题都必须经受公开程序的检验。

而周围的乡绅代表们，更是面色如土。

他们原本或许指望清丈局只针对皇庄，或许指望能在私下里“勾兑”。

如今，赵秉文却以皇庄为支点，用一份三方认可的文件和一套看似公允的程序，将清查的锋芒毫不留情地延伸到了他们头上。

那些“黑地”、“挂靠”、“侵界”，不再是台面下的默契，而是变成了记录在案、等待上级裁决的“案子”。

他们突然发现，自己面对的，不再是可以讨价还价的胥吏，而是一台冰冷、精确、按章办事的“确权机器”。

海河的风吹进棚内，翻动着桌上的文件。赵秉文最后总结道：“所有今日确认及存疑事项，清丈局将出具正式文书，除上报县公署外，亦将依照《转呈》规定，抄送天津醇亲王宅邸备案，并择要在天津城通要处公示，以昭公信。清丈继续进行，望各位继续依法依规配合。”

棚外，阳光刺眼。

测绘仪器的镜头依旧在转动，标尺仍在拉直。但在郑家庄的土地上，一场基于新规则和新技术的“产权界定”，已经不再仅仅是测量土地，更是在测量人心、测量旧日秩序的边界，并将测量的结果，一丝不苟地记录在案，推向了更广阔的公共裁决舞台。

那份《转呈》和《告示》，仿佛为这片土地悬起了一面明镜，照出了所有隐藏在模糊之下的真实轮廓，也照出了即将到来的、更为深刻的利益重整。

晨光再次洒满海河湾时，郑家庄的清丈现场已不复前几日的试探与拉锯，转而呈现出一种外科手术般精准、高效且不容置喙的推进态势。

清丈局的大队人马分区作业，而王文韶、赵启明与李顺德、张有福这四位来自紫禁城内务府会计司的“旧朝专家”，此刻已完全嵌入新机构的运转核心，成为这场“确权手术”中最锋利的手术刀。

他们不再置身事外或仅从旁观察，而是全程协同，紧紧跟随在清丈局各测绘小组之后。

王文韶手中捧着内务府存档的、关于这几个皇庄最原始也最权威的土地档案副本（鱼鳞图册、赏赐诏书附件、历代边界勘验记录），赵启明则拿着他们前期暗访摸排时整理的、标注了种种疑点的笔记草图。

李顺德与张有福，则携带着最初几日“非正式”勘测时留下的详细数据与疑点标记图。

每当清丈局测绘员依据现场情况标定一个界点、拉直一段标尺、或依据庄头提供的“现行”田图进行划分时，王文韶或赵启明便会适时上前，声音平静却极具穿透力地开口：

“且慢。请对照内务府光绪二十二年定界原图，”王文韶展开一份颜色陈旧的图纸，指向上面用朱笔勾勒的边界线，“此处应以老河汊中心为界，而非现今的北岸堤脚。按原界，现属皇庄的这片芦苇滩，约有五亩三分，实应归入河道官地，或为对岸民田所有。”

或如赵启明，指着测绘员正在登记的一片“皇庄熟地”：“依据会计司存档同光年间庄田佃租细册，及前期走访所得，此区域编号‘甲七’地块，在光绪二十年后，租佃记录便与邻近陈姓佃户名下田产混淆，疑有置换或侵并。需立即核对陈姓佃户家传地契，并追溯二十五年以来此地块的完粮户名。”

李顺德和张有福则直接使用仪器进行现场复核。

李顺德会架起经纬仪，依据旧档记载的方位角进行复测：“图纸记载，自此处了望塔（已坍）旧址，正西偏南两度，至独柳树为界。现今测量，柳树位置已向西偏移三十余尺。此间土地何时、以何原因划入皇庄，需庄头即刻提供文书依据。”

几相对比，铁证如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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