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庚午新制（中）（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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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商鞅时就已经明了，任何朝廷法制的根本，都在于耕战。换言之，一个国家的富强与否，一在田土，二在户籍。厘清国家的田土，才有粮秣与财赀作为税收，登记各地的丁口，然后才能征调兵员作战，只有如此，国家才有力量削平乱世，安定江山。

而在刘羡称帝前后的这个时期，他难免发现，除去益州这个他已经经营了六年的大本营以外，新得的州郡之中，账簿上的田土和户籍，少到了一个令人发指的地步。

以荆州为例，在司马炎平定东吴以后，也就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当时荆州有二十二郡，一百六十九县，户三十五万七千五百四十八，口两百一十四万八千三十二，等过了二十年，经过人口的自然增长，以及朝廷的大力清查，也就是在永康元年（公元300年），荆州账簿上有户六十一万八千三百二十七，口三百七十二万四千四百一十五。

这本就是一个有待商榷的数字，由于士族与隐户的存在，实际情况肯定比这还多不少。但十年之后，也就是刘羡接手之后，他将荆州与湘州的户籍合计在一起，相当于原荆州的辖区，竟然只得户二十九万，口一百六十二万。

虽荆州前后遭受了李辰刘尼之乱、陈敏之乱、张方之乱以及汉晋战争等四场大规模战事，但由于刘弘的成功治理，中间大体上还是安定的，至少远比历经了好几年鏖战的益州要好上许多，还接收了少二十万巴蜀流民。结果益、宁二州检籍以后，尚有丁口二百二十余万，这肯定是一个不实的数字，还有再清查的空间，但荆、湘二州反而还不如巴蜀，实在是咄咄怪事。

原因倒也不难想，刘羡在巴蜀检籍，主要是利用了天师道的宅录制度。天师道的信徒名单，有时候比郡县府中的户籍统计更准确。但荆湘的情形则完全不同，前些年刘弘为了地方稳定，不至于再生大乱，几乎对本地士人隐户揽民的种种举动听之任之，这使得州郡的秩序是恢复了，但官府掌控的户口大为减少，以致于到当今这个地步。

荆州尚且如此，江州、扬州、广州、交州四州更不用想，陈敏、王机这些人本事更不如刘弘，当地的情形只会更差。

如此下来，刘羡虽然连连胜利，但在数次大战后，除去益州外，各州郡府库多被消耗一空，当地的粮价物价飙升。虽朝中堆满了从各地缴获的金银珠宝，可谓堆积如山，但金银不能当饭吃，甚至发给郡县府吏做俸禄，吏员都大为不满，很多物资已经有价无市。

因此，在过往的几年里，晋廷面对这种困境，想要获得物资人力，基本是靠刘弘留下来的积蓄，或是派兵强征。这也是一个办法，当年光武帝刘秀就是如此筹集军粮，允许将士们四处烧杀掳掠强集物资，从河北一路抢掠到乡梓南阳，甚至逼反了重将邓奉。

但刘羡实在做不出这种事，一是道德不允许，二是条件也不允许。刘秀是在人口富集的河北立国，此前又正值前汉鼎盛时期，全国有六千万人口，承平日久，积蓄良多。而刘羡是在地广人稀的江南立国，天下大乱百年，人口远不如前汉，自不可能靠此做长久之计。若是强行穷兵黩武，反而可能导致国内民生的总崩溃。

在这种情况下，刘羡又要主持推广勋爵制度，要赏赐六军将士，对全军进行授田，并且实军人的特权。而在刘羡屡次筛汰之后，如今南汉全国仍有将士三十一万，一旦将其推广开来，那必是对财政的一记重创。

因此，刘羡要设法解决这些困难，掌握田土与户籍，改善府库的收支，就必须要进行深入改制。而改制就需要强大的武力作为助力，有了坚实的军队制度作为基础，后续改革才能深入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分析商鞅当年推行军功爵制度，其实也是如此，军功爵只是一部份，其存在与商鞅推行的另一制度紧密相连，即什伍连坐制。商鞅禁止父子兄弟同室而居，强制分户独立编户，将民众编为什伍单位，实行相互纠举揭发，未告奸者同罪。如此将秦国政府的权力深入到每一户，才能将军功爵制推广于全国。

因此，相比于军功爵制度，勋爵制表面上看似极为相像，但因为没有波及全民，实际上却全然不同，或者，是一个充满妥协性的制度。在士族盘根错节的当下，刘羡已不可能推行什伍连坐法，民众不乐意，条件也不允许。

刘羡所有的优势，在于他作为全军统帅，一手创立了整个汉军，对军队有足够的掌控力，故而他打算以此为根本，创建一个全新的军坊制度。

简单来，军队通常分为三类，一是禁军，二是镇兵，三是州郡兵。

所谓禁军，便是保卫京畿，守护天子的军队。所谓镇兵，便是军事重镇的常备军。所谓州郡兵，便是由州郡长官从乡县临时征募而得的义务兵。

而汉季军制演变的百年历史，简单来，便是加强禁军与镇兵，逐步废除州郡兵的历史。

这主要是起源于曹氏家族的篡权史。曹操为了尽可能走完篡汉流程，必须得设法加强对军队的控制，便废除广泛的州郡兵，转而建立四征四镇制度，将大量的士家集中于首都或少数军事重镇，这自然能够方便曹氏与夏侯氏掌控，也能对其余反曹势力进行镇压。

当然，一旦皇室缺少军政强人，而外姓中冒出了军政强人，这同样也方便了外姓的篡权。

但从基层治理与经济开支的角度来，这更是一个极为负面的政策。在士族壮大的情况下，地方乡县与中央的联系本就脆弱，再废除州郡兵，两者的军事联系就彻底斩断。而且还大大增加了经济负担，毕竟粮秣从地方上运到首都与军事重镇，是一笔不的负担，而朝廷还要设法置办马匹、甲仗、辎重，又要从京畿和军镇到地方上进行采购，这又是一笔损耗。

卢志对此评价道：“古往今来，朝廷想要在赋税财政上有所作为，无非是四个字——开源节流，而此前的军镇制度无疑是大错特错，走到了反面——开流节源上了。”

刘羡深以为然，他问卢志道：“那以子道之见，我该如何做？”

卢志断然道：“反者道之动，魏晋以兵农分离得天下，又以兵农分离失天下，那我朝便当改弦易张，重新寓兵于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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