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72章 朋党重事君臣忧（八）（1/1）

在朱载坖两这两份奏疏下达之后，朝廷上下自然是开始就此事争论起来了，大明朝廷对于此事的争论还是非常之大的，因为对于言路，大明一向是极为重视的，从传统上来说，言路通畅被视为政治清明的一种象征，所以历代皇帝都对于言路持相对宽容的政策，所以朝廷之上对于李贽和王锡爵的奏疏反响是极大的。

李贽和王锡爵都快被言官冲烂了，不过朱载坖却没有理会这些事情，毕竟这些重臣的任免权始终都是在朱载坖手中的，科道的这些议论对于王锡爵、李贽来说不算什么，他们要是连这个都没办法应对的话，那还干什么朝廷重臣。

朱载坖现在主要是在西苑内听取太孙的奏报，这次皇太孙奉诏出巡，对于大明南北都进行了考察，毕竟是亲自去考察的，所以很多东西远比奏疏来的实际，所以朱载坖和太子在西苑听取皇太孙的奏报。

皇太孙奉旨出巡，还是有不少的收获的，这次他向朱载坖首先提出来的就是大明南北之间经济发展差异的问题，这点确实是现在大明最大的问题，东南等地本就在经济上远远好于北方，而在开海之后，东南的经济更是加速发展，闽粤的经济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但是反观北方，经济上的起色并没有那么大，并不是北方的经济没有发展，事实上现在在北方，朝廷也兴办了一系列的工场，并且在京畿、辽东等地建立了朝廷的重工业基地，这些重工业工场，为大明朝廷和官军提供了大量的军器、装备、物资等，但是民间经济和轻工业上，北方确实是远远不如南方的。

朱载坖于是问道：“那太子、太孙以为，其中的缘由何在啊？”

这点确实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南北方的经济差异，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朱载坖和朝廷也是很清楚的，但是要想解决此事，却是十分之困难，首先就是搞清楚的其中的原因，才能够对于这些问题加以解决。

对于皇太孙能够看到南北方的经济差异问题，朱载坖还是很高兴的，太孙一向尚武，但是对于政务和经济问题，却没有那么重视，朱载坖认为皇帝必须要重视经济问题，对于朝廷来说，钱粮始终是最大的问题，作为皇帝，必须时刻关注钱粮赋税问题。

太子自然也是看出了朱载坖的考校之意，所以并没有发言，等待太孙来说，太孙这次确实是长了见识，一路上自然也是在思考这个问题，他认为首先就是交通和基础设施的问题，不管是东南还是闽粤，主要都是利用水运，效率比北方的陆运要明显高的多。

虽然朝廷也在大兴基础设施的建设，但是陆路长途运输大宗物资，运费仍然是非常之可观的，所以交通对于南北方经济的影响是很大的。

除此之外就是劳动力的问题，东南人口密集，能够为发展工商业提供充足的劳动力，北方人口本来就少于南方，而且北方的粮食亩产也远远低于南方，这就使得北方必须要将更多的劳动力投入到农业中，使得北方能够用于发展工商业的劳动力就更少了。

除此之外，朝廷在北直、京畿等地部署了大量的卫所，以保证朝廷的武力，这些卫所也控制了大量的人口，使得能够用于工商业发展的劳动力更加少了，再加上朝廷的各种工场在北方占据很大的地位，这些都使得北方的工商业是很难和南方相比的。

对于太孙能够看到这些，朱载坖还是很欣慰的，这些见地已经超过了大明朝廷上一大半的科道言官了，太子也认为皇太孙的这些看法是很重要的。

当然，太子也进行了补充，南北方现在的经济差异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工商业基础的差距，尽管东南和闽粤确实是因为朝廷开海才得以迅速发展的，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之前，作为大明的经济发达地区，东南和闽粤的工商业就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而且拥有了一大批技艺精湛的熟练工人，这点也是必不可少的。

没有这些熟练工人，东南的闽粤不可能发展的如此之快的，这点也得到了朱载坖的认同，要发展工商业，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以朱载坖在北直发展棉纺织业为例，司农院从苏松聘请熟悉棉花种植的老农，同时选育能够抗寒的良种，经过十多年才使得棉花在北直能够适应环境。

然后就是从苏松聘请相应的工匠，制造纺织机械，教授北直的百姓纺纱织布，就是这样，现在北直隶所出产的布匹，在质量上也仍旧是不如苏松的，但是这些布匹，主要都是朝廷予以收购，用作军需的，朱载坖也很清楚，如果将北直的布匹放到市场上去和苏松等地的布匹竞争的话，北直是绝对竞争不过苏松的。

这还是在朝廷的一路扶持之下所进行的，可见发展工商业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但是朱载坖很清楚，南北方的经济差异过大的话，对于大明来说绝对不是好事，所以在战事告一段落之后，发展经济，平衡大明的南北方的经济发展就是朝廷下一步的主要任务。

朱载坖将此事交给了太子，命令太子带领太孙和内阁、部院一道商量此事。

而朱载坖本人则是将重心放在了现在朝廷上的争论之中，对于王锡爵、李贽的奏疏，朝廷上的议论是很多的，很多官员认为士林清议是很重要的，认为通过士大夫群体力量来对朝廷尤其是行政衙门施加压力是必要的，这是防范行政机构权力无限扩大的重要措施。

朝廷应该将主意的精力放在抑制朋党而不是过分的抑制议论上来了，他们希望通过士林清议和学校这一制度化轨道来扩大士人的政治参与，并使其作为合法的表达机构，这在官僚体系之外对朝廷又增加了一道制度性约束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