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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腾了四个月，最后我总算是求爷爷告奶奶的把这个初步审批给过了，接下来中央的部委告诉我们说，预算不足，不能开工。好你说中央没钱，那我们自己干。总算是中央有点良心，给我们拨了一批物资。不管老百姓是不是真的要用这些东西，总算是让我们有的给老百姓发的。这事情我感谢总理。然后呢，中央派了人到工地上督查，比防贼防的都严。他们自己开会的时候还说，家贼难防偷断屋梁我们地方在中央李维斯的眼里就是一群只知道从中央偷东西的贼了”说到这里的时候，安徽省省委书记陈明德已经有点哽咽了。

会场里面的气氛也很是凝重，当一开始气势汹汹的省级干部把具体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拿出来讲述的时候，这种情绪的确让人觉得兄弟们辛苦了。高高在上的部委们的确管的很宽，当这种充满距离感的宽泛感觉是用个人感受来讲述的时候，那其中令人反感的情绪就更加激烈。

一桩桩一件件，前面的铺垫足够之后，陈明德大声疾呼，“如果只是我个人受委屈，我和大家诉诉苦，我要大家给我们撑腰。但是如果现在的制度不改，以后我们时时刻刻刻都要受苦。不管李维斯总理觉得他那套部委管理多正确，但是我必须说，这套东西欺负人”

必须说，这种攻击远比用那些明显有漏洞的各省计划来的更有号召力。阮希浩这几天紧绷着的脸总算是有点解冻的迹象，他明显看到那些中立委员有些被打动的意思。指望部委自己放弃手里的权力并不现实，他们的票是别想了。只有让中立的委员们同情支持省里，才有可能在最后的投票里面出现对省里有利的局面。

五十个省先后发言，对于中央强力的管制都有自己的意见。不过中央委员会也不可能只有省里在说话，五天之后，终于轮到部委们表达自己的意见了。

首先出来的就是教育部长曾大千，“同志们，我们以前看不起那帮读书人，觉得他们的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头去了。跟着都督打天下，我们也逐渐明白，那帮读书人就是和满清和地主站在一起，根本没有和我们这些穷苦出身的人在一起。我们既然看不起以前的读书人，那我们就要比他们强。所以国家制定了强制义务教育法，为的就是要以后的中国人人都读咱们的书，人人都和劳动人民站在一起。我们教育部是个清水衙门，全靠国家拨款。可这笔钱到底到了哪里，我这边有个统计资料，最少有四成的教育资金被省里截留了。我不知道其他的部门省里面能不能惹得起，我们教育部门省里绝对惹得起。所以没钱，就从教育资金里面挪，没钱就先欠着教师的工资。没钱就先把教育资金给停一些。反正么，学校可以等。屋子不够，挤一挤。既然以前很多地方没学校，现在也不用那么着急”

曾大千的语气里面满是嘲讽，有些省经济发达，教育工作自然做得好，不过这些省却是最少反对部委的。起来闹得，都是经济上不够发达，又很想发达的。这帮人的脸色就变得不那么好看。这件事的确狠狠踩在他们的理亏之处。

“我就在想，适合读书的年龄就那么几年，从六七岁到十六七岁。过了这个年龄，就算是想再读书，也得有读书的机会。那时候十几岁的孩子们就要开始成为各行各业的劳动者，他们要生活，要成家，要开始为家里贡献力量。那时候你让他们再去读书，他们也没有学习的习惯了。咱们都当过兵，都督爱讲，除了吃奶之外，小孩子天生什么都不会。所有学会的东西都是后天练成的，所有掌握的技能都是后天培训出来的。所有的习惯都是后天养成的，包括学习的习惯。如果不是组织生活里面三分之一都是各种读书会，给本书，给份文件，大家能读懂么”曾大千火力全开，猛烈的抨击着省里猛卡教育资金的行动。

“有人给我说读书无用，种地读那么多书做什么，做个小买卖会算账就行了。读书不仅起不到作用，还要花那么多钱。对这种说法，我的回答是，要是觉得读书无用，那只有一个原因，读书读的不够多，读书读的没学会读书的方法。很多老同志老兄弟从广西打到南京，从南京打到安徽，从安徽打到河北，再从河北杀回安徽，再杀到广东，又从广东杀到全中国。这几万里的征程是一步步走出来的，少一步，就停在那里走不动。省里的同志说部委的问题，我作为教育部很多问题并不清楚，我不做评判。我只想问几个问题，这些被省里截留的资金怎么办因为被截留了资金而停顿的教育工作什么时候能够继续推动以后还会发生多少类似的事情这几个问题，我希望省里面能够给我做出回答”

光复党一直比较重视教育，曾大千身为教育部长又死死扣住各省亏理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教育部本身也不是什么实权单位，不可能去影响省里的工作，教育资金还是国家支出的，并不需要省里单独承担。这个发言立刻让省里就显得被动起来。

曾大千却也没有到此为止，他手里挥舞着一叠文件，“这是最近三年来省里挪用教育资金的清单，我可以说这些清单不完整，因为我只收集到了已经能够确定的挪用。不包括挪用之后三年内又给补上的部分。如果把那些内容给补上，这清单就得厚上好多。这件事省里必须给我们教育部一个说话。”

中央委员每个成员都很快得到了一份这样的文件，阮希浩脸色又变得难看起来。曾大千是胡成何的亲家，阮希浩自己托过人，也曾经希望胡成何能够出来帮忙说服一下这个颇有风骨的同志。在诸多部委能够攻击省里的罪行中，挪用教育资金是阮希浩也真正觉得不合适的行动。但是曾大千根本不为所动。阮希浩最不希望出来发言的就是曾大千，可他也实在是无力阻止曾大千出来发言。

中央委员们翻看着资料，被点名批评的省份对此暂时不敢吭声。曾大千也不去看那些人，他等待着提问。提问的委员不多，问题倒是很集中，“教育部怎么收集到这些情况的，而且挪用的去处也比较清楚。”

对这个问题，曾大千答道：“我们是通过银行体系来收集情况，这些都是银行直接账目的问题。我们在里面写的清楚，钱拨下去了，最后的教育部验收中这些钱没有到账。银行能够提供的是这些钱到底被谁取走了，到底走的是什么样的转账。这些问题可以让银行的同志来解释一下。”

这套组合拳是部委们精心策划的，见到曾大千把皮球踢到自己脚下，王明山起来发言了。

“为了能够提高效率，减少现金流通的麻烦，现在银行在很多单位支出上都是采用定点服务的方法。也就是说，在城市里面到哪个银行取钱是专门的规定。这样也好追踪资金的动向，不至于说出了问题之后没办法追查。按照流程，不出问题的话，这些钱每一步到了什么银行，什么账户，都可以找到。教育部提出要求，我们就按照预先设定的路线来走。然后我们就发现，有些资金流动不明，有些资金出现了不合乎规定的事情。再针对这些不合规定的当事经手人进行调查，这些钱的去向就能够确定。”

王明山的发言一出，以前对于银行没什么感觉的委员倒是来了兴趣。在不少人的印象中，工资发放大概是取钱，发钱。可实际上这些东西有很多门道在里面呢。

“现在的问题就在于，一旦没有足够的监管，譬如说省里想动用教育资金，他们就会先和省里面的教委谈好，让教委同意拿出资金来。然后教委就同意以正常的名义取出钱来，但是这些钱并没有像正常的规定那样进入下一个环节，而是被转而用在其他途径上。这些资料是那些挪用的单位做事不够细，直接用银行的支票向其他项目注入资金，我们可以拿到支票的单号，所以能够确定这些钱被挪用了。对于那些支取现金之后再挪用的，我们并没有写在上面。”王明山虽然想用完全公事公办的态度来说话，可他的语气里面又忍不住带出了一点蔑视。干坏事都干不利索，让人直接抓住了把柄。省里面的水平，至少是一些人的水平实在是令人感到遗憾。

“省里面觉得我们管的太狠，可在我们银行看来，很多管理其实太松，里头有太多空子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