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0集 老渡口的“铁锚桩”（2/2）

章先生长舒一口气，对贺船公拱了拱手：“老掌柜，往后这渡口，安稳了。您多保重。”

他挑着空木箱，头也不回地走了，从此再没出现在老牛窝。

贺船公在原地站了很久，手还扶着桩头。有人看见他站起来时，腰明显弯了一些，那年他才五十六岁。

铁桩打进地里的第二年，老牛窝渡口破天荒没出任何事故。第三年、第四年，都没有。从前那些邪性的漩涡、无端翻的船、淹死的人，统统成了回忆。

贺船公撑船撑到七十二岁，实在撑不动了，把竹篙传给儿子。他每天傍晚还要拄着拐棍到江边，坐在铁桩旁边，抽一袋烟，望着江水出神。逢初一十五，他从不忘记带一碗江米，放在桩头，再点三根香。

有人问过他：“贺老爹，当年那章先生说的是真是假？这桩子底下真有条龙？”

贺船公不答话，只是把烟袋锅在桩身上磕磕，磕出一蓬火星。

一九五六年，松花江发生特大洪水。老牛窝地势低，整个渡口被淹成一片汪洋，房屋倒了大半，唯独那根铁桩还在。水退后，人们发现桩身上的铁锈被冲得干干净净，露出底下青黑色的铁胎，錾刻的云水纹清晰如新。更奇的是，铁桩周围三十步内，淤泥里竟然刨出几十条死鱼，每条都有一尺多长，身上没有伤口，像是被活活震死的。

有人说，那是龙翻身时，铁桩把它压回去了，水里的鱼是替它挡了灾。

也有人说，那是贺船公在底下护着。

洪水那年，贺船公已经八十四岁，病在床上起不来。家人不敢告诉他渡口被淹，他却像有感应似的，那天下午忽然清醒过来，让人扶他坐起身，望着窗外说：“江退了，桩还在。”

当晚，他安静地走了。

贺船公死后，老牛窝渡口日渐萧条。新修的公路通了车，江运没落，船家一条一条转行，码头也一年一年淤浅。到七十年代末，最后一艘渡船被拖上岸，卖给收木料的，劈成了柴。

但铁桩还在。

八十年代有单位想开发江边旅游，嫌铁桩碍事，派人来拔。挖掘机钩子拴着钢丝绳，扯了半天，铁桩纹丝不动，挖掘机自己倒憋熄了火。司机跳下来检查，发现钢丝绳崩断了好几股，断口齐刷刷的，像被利刃切的。

后来又有人动过气割枪，就是岳父说的那个收废铁的。那人回去发烧说胡话，到江边烧了纸才好转。

从此再没人敢打铁桩的主意。

岳父说，他小时候常在江边玩，最喜欢蹲在那根桩子旁边看船。老辈人叮嘱孩子，桩子可以摸，可以靠，但不能踢，不能用石头砸，更不能往上撒尿。谁不听话，贺老爹的烟袋锅敲头。

“贺老爹不是死了吗？”他问。

老人瞪他一眼：“死了也得敬着。”

岳父后来参了军，转业进工厂，在城里安了家。八十年代末他回老家，专门去江边看那根桩子。渡口早没了，江边新修了水泥堤坝，但那根铁桩还在，孤零零立在水泥地中央，像个被遗忘的老兵。

他走近去看，桩身上的云水纹依然清晰，只是锈迹又厚了一层。锚爪朝天，四指张开，像在攥着什么，又像在等着什么。

他在桩前站了很久，摸出一根烟，放在桩顶。

“贺老爹，”他在心里说，“渡口没了，船也没了，就剩您和这根桩子了。您爷俩好好守着吧。”

一阵江风吹过，铁桩发出一声极轻的嗡鸣，像老船公的一声叹息。

这个故事，岳父讲过很多遍。每次讲到最后，他都会沉默一会儿，然后说：“有些东西，你看着是铁疙瘩，是废料，可在另一些人心里，那是命换来的，是几十年的香火供着的。这样的物件，不能动，也动不了。”

我后来专门查过一些资料，民间确实有“镇水铁桩”“镇水铁牛”的遗存，大多是明清时期为镇压水患、稳固河堤所设。它们既是水利工程的一部分，也承载着那个时代人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抗争。

老牛窝的这根铁桩，没有县志记载，没有文物编号，只有一个老船公用后半生健康换来的传说。它立在那里，像一个沉默的问号，也像一个坚定的句号。

前两年，听说当地要建江滨公园，规划图上，铁桩的位置被画成了一座凉亭。岳父打电话给老家的人，托他们去打听。反馈说，铁桩还在，规划的凉亭改了位置，绕着它。

“算他们识相。”岳父放下电话，难得笑了笑。

那根铁桩，应该还会继续立下去。立在水泥地中央，立在江水与大地之间，立在一个渡口早已湮灭、船只早已腐朽的时代里，等待永远不会再来的初一十五，等待那碗早已无人供奉的江米。

也等待偶尔有人驻足，摸摸它冰凉的锈迹，想起那个用命给江龙套上笼头的老船公。

在东北辽阔的黑土地上，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它们附着在老宅的房梁上、老树的根须下、老井的砖壁间、老渡口的铁桩里，沉默地见证着一代代人与脚下这片土地的谈判与和解。风水，或许从来不是什么玄妙的术数，而是一种朴素的契约，我敬你三分，你护我一世；我取了你的，必还你一些；我惊扰了你，必设法安抚。

这根拔不出的铁桩，就是老牛窝渡口与松花江之间，那份持续了一百多年的契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