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9章 母校演讲（1/2）
2000年的秋分，北京的银杏叶刚染出金边，聂红玉就收到了北京农业大学的邀请函。烫金的信封上印着校徽，落款是食品学院的院长——那是小石头的授业恩师，当年小石头做毕业课题“酱菜风味改良”，还是院长亲自指导的。“食品学院百年校庆，邀您回校做演讲。” 沈廷洲帮她念着邀请函，手指拂过“杰出校友家属”几个字，眼里藏着笑意，“石头当年说，要让你以校友身份站在讲台，现在总算实现了。”
出发前一晚，聂红玉翻箱倒柜找出一件藏蓝色西装——这是1995年小石头考上大学时，她特意做的，当年送儿子报到时穿了一次，后来就压在了箱底。“会不会太老气？” 她对着镜子转了圈，领口的盘扣还是柳氏生前绣的，“现在的大学生都爱穿休闲装。” 沈廷洲拿着熨斗帮她熨平衣角，蒸汽氤氲中，西装上的褶皱慢慢舒展开：“不老气，你穿这个精神。当年你就是穿这件，在报到处把欺负石头的高年级学生怼得说不出话。”
第二天一早，一家三口驱车前往学校。小石头开着车，念红坐在副驾驶，手里举着聂红玉的自传，时不时念一段：“‘1968年的黄土坡，土是苦的，风是烈的’——奶奶，这里写的是真的吗？” 聂红玉靠在后排，看着窗外掠过的街景，从胡同里的老槐树到高校区的白杨树，恍惚间就想起1995年的秋天，她背着被褥，和沈廷洲一起送小石头来报到的场景——那时候的校门还是铁栅栏的，现在已经换成了气派的石拱门，上面刻着“勤耕不辍”四个大字。
车刚停稳，就有两个穿校服的学生跑过来：“是聂总吗？我们是学生会的，来接您。” 女孩叫林溪，食品专业大三学生，手里抱着本翻得卷边的自传，扉页上写满了批注；男孩叫张磊，计算机系的，负责演讲的设备调试。“您的书我们全班都传着看了。” 林溪把一瓶温水递给聂红玉，“我妈也是下岗女工，看了您的故事，现在开了家早餐店，说要向您学习。” 聂红玉接过水，瓶身上还贴着张便利贴，写着“演讲厅在图书馆三楼，台阶有点滑，慢走”，字里行间都是细心。
校园里的香樟树长得枝繁叶茂，阳光透过树叶洒下，在地上织成金色的网。小石头指着不远处的实验楼：“娘，当年我就在这儿做酱菜实验，熬坏了三个砂锅，您还特意从家里炖了鸡汤来给我补身子。” 实验楼前的公告栏上，贴着“红玉食品”的招聘启事，红色的海报格外醒目——那是小石头安排的，他说要给学弟学妹们多留条路。聂红玉笑着点头，目光落在公告栏旁的长椅上，那里坐着一对看书的情侣，男孩正帮女孩整理额前的碎发，像极了当年的她和沈廷洲。
演讲厅里早已坐满了人，连过道上都站着不少学生，后排还挤着几个抱着孩子的教职工家属——都是冲着重生逆袭的故事来的。院长亲自在门口迎接，他穿着笔挺的中山装，握着聂红玉的手：“聂总，您可是我们食品学院的‘活教材’。现在的学生总说内卷、说焦虑，您的经历就是最好的解药。” 聂红玉接过院长递来的演讲稿提纲，上面写着“当代大学生的挫折教育”，她摇摇头：“我不讲大道理，就给孩子们说说我的‘倒霉事’。”
沈廷洲和小石头坐在第一排，念红被安排在后台，由学生会的女孩陪着画画。临上场前，沈廷洲帮聂红玉理了理西装领口，把那个红高粱造型的胸针别好：“别紧张，就像当年在公社大会上发言一样。” 聂红玉深吸一口气，握着话筒走上台——聚光灯亮起的瞬间，她忽然想起1978年第一次在公社发言的场景，那时候她腿都在抖，手里攥着的是腌酱菜的配方；现在她站在这里，手里握着的，是半生的岁月与底气。
“同学们好，我叫聂红玉，不是什么成功企业家，就是个腌酱菜的。” 开场白一出，台下就笑了起来，紧张的气氛一下子缓和了。聂红玉抬手示意，笑容温和：“今天来之前，我问我儿子石头，现在的大学生最愁啥？他说‘卷不过同学，怕毕业就失业’。我一听就乐了，这愁事儿，我三十岁那年经历过，三十岁（穿越后）那年又经历了一次。” 她顿了顿，目光扫过台下一张张年轻的脸，“但我想说，内卷不可怕，失业也不可怕，可怕的是你没了‘重新开始’的勇气。”
“1990年，我还是上海一家星级酒店的经理，三十岁，拿着别人羡慕的工资，住着单位分的房子。” 聂红玉的声音低沉下来，带着岁月的质感，“可突然有一天，酒店裁员，我拿着辞退信站在雨里，感觉天塌了。那时候我想，我做了十年酒店，除了管人、做菜，啥也不会，以后该咋活？” 台下安静下来，有女生悄悄攥紧了手里的笔——这正是她们担心的未来。“我蹲在路边哭了两个小时，哭完了，去路边摊买了碗阳春面，吃完就想，天无绝人之路。”
“可我没想到，老天爷给我安排了更难的活法。” 聂红玉笑了笑，抬手擦了擦眼角，“再次睁开眼，我就到了1968年的黄土坡，成了个地主成分的穷媳妇。身上穿的是补丁摞补丁的粗布褂子，怀里抱着个三岁的娃，婆婆指着鼻子骂我‘扫把星’，家里连顿饱饭都吃不上。” 台下发出一阵惊呼，有学生拿出手机拍照，想把这传奇的经历记下来。“那时候我才知道，失业算啥？连命都快保不住的时候，才是真的难。”
她讲起穿越后的第一顿“创业饭”——用半瓢玉米面掺野菜做的菜团子，柳氏只给她留了个最小的，她却把菜团子掰了一半给小石头。“夜里我抱着娃在灶台前坐了一夜，把酒店后厨的菜谱在脑子里过了一遍。” 聂红玉的声音带着笑意，“红烧肉的做法、酱肘子的秘方，那些曾经招待贵宾的手艺，成了我活下去的底气。第二天一早，我就顶着‘地主婆’的骂名，去生产队的菜园子找野菜，琢磨着怎么把野菜腌成酱菜换粮食。”
“有人说我痴心妄想，说地主家的小姐哪会腌酱菜。” 聂红玉提高了声音，眼里闪着光，“我偏不信这个邪。没有坛子，我用腌菜的粗瓷碗；没有调料，我去山里挖甘草、采野果；别人说我搞资产阶级享受，我就把酱菜送给社员们尝，用味道说话。就这么着，我靠着一坛坛酱菜，不仅让全家吃上了饱饭，还帮着生产队改善了伙食。” 台下响起掌声，林溪用力鼓掌，眼眶都红了——这和她妈开早餐店的经历何其相似。
“同学们，你们现在愁的内卷，顶多是熬夜赶论文、竞争奖学金；你们怕的失业，顶多是找不到对口的工作。” 聂红玉的目光变得锐利，“可你们想想，我当年在黄土坡，愁的是能不能活过冬天，怕的是被红卫兵批斗、被社员排挤。我连字都不敢写，怕被人说‘搞反动宣传’，只能在脑子里记菜谱；我连门都不敢随便出，却敢顶着风险去救被批斗的陈教授——因为我知道，人活着，就得有股子不服输的劲。”
她讲起1975年搞集体养猪场的事——那时候她顶着“成分问题”的压力，把家里仅有的积蓄都投了进去，结果钟守刚暗中破坏，猪崽死了一半。“我站在猪圈前哭了整整一天，柳氏抱着我劝，说‘算了，咱们认命吧’。” 聂红玉的声音哽咽了，“可我不认命。我带着沈廷洲去山里挖草药，给剩下的猪崽治病；我挨家挨户去社员家借粮食，给猪崽做饲料。三个月后，养猪场不仅活了过来，还成了公社的模范副业点。”
台下的沈廷洲悄悄抹了把眼泪，那三个月，聂红玉每天只睡三个小时，眼睛熬得通红，手上全是喂猪时被咬伤的口子。小石头握住父亲的手，他还记得小时候听母亲讲这段经历，母亲总说“熬过去就好了”——这四个字，成了他后来创业路上的座右铭。
“1978年，我第一次背着酱菜去西安送货，在火车站被查票的拦住，身上的钱被偷了，连回家的路费都没了。” 聂红玉的声音又变得轻松起来，“我没哭，就在火车站的角落里摆了个小摊，卖酱菜换路费。有个穿军大衣的小伙子帮我解了围，后来他成了我西安食品铺的第一个老顾客。现在你们看，西安的‘红玉食品铺’，已经开成了连锁，店长就是当年跟着我洗酱缸的黄土坡娃。”
讲到这里，聂红玉走下讲台，走到学生中间：“我知道现在的你们压力大。食品专业的同学说，毕业只能去超市当导购；计算机专业的同学说，内卷到要靠熬夜写代码抢工作；中文系的同学说，想当作家却连稿子都卖不出去。” 她指着后排一个戴眼镜的男生，“这位同学，你是不是在愁论文没思路？” 男生愣了愣，点点头。聂红玉笑了：“我当年腌酱菜，第一次做坏了二十坛，第二次才成功。论文也是一样，改十遍八遍，总会有思路的。”
互动环节，学生们的问题像潮水一样涌来。“聂总，我想创业做健康食品，可我没资金没经验，怎么办？” 一个扎马尾的女生站起来，手里握着创业计划书。聂红玉接过计划书，翻了两页：“我1985年开第一家食品铺，启动资金是卖酱菜攒的三百块，经验是一次次试错试出来的。你可以先从校园摆摊开始，用最低的成本试错，比如周末去校门口卖你做的健康沙拉，看看大家喜欢什么口味。” 她顿了顿，“我当年就是在公社门口摆小摊，才把酱菜卖出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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