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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 凡是(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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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匡胤点头附和:“杨坚陛下所言极是。朕当年‘杯酒释兵权’,建立‘重文抑武’的制度,本意是防止藩镇割据,却没想到后世子孙过于削弱武将,导致大宋‘积贫积弱’。制度改革,不仅要考虑当下,更要为后世留下‘调整空间’,不可一蹴而就、一成不变。”

朱棣则结合自己完善内阁制度的经历,说道:“朕设立内阁时,特意规定‘内阁仅掌票拟,最终决策权归皇帝’,同时允许内阁大臣‘封驳’皇帝的不当诏令——这便是为了留下调整空间。后来朕发现,内阁权力过大,便又设立东厂,形成相互监督之势。制度改革,就像治水,既要疏通,也要堤防,才能避免泛滥。”

康熙听得入神,结合自己编撰《历代帝王治国方略》的体会,说道:“诸位陛下所言,让朕深受启发。朕认为,制度改革要把握三个关键:其一,‘立足现实’,解决当下最紧迫的问题,如朕当年平三藩后,完善中央集权制度;其二,‘预留弹性’,避免制度过于僵化,如朕在科举制度中增设‘博学鸿词科’,就是为了应对特殊人才的选拔;其三,‘注重传承’,将改革的理念与经验记录下来,供后世参考,朕编撰《历代帝王治国方略》,便是为此。”

李煜此时开口,语气中带着几分感慨:“朕当年在南唐,未能建立完善的制度,导致朝政混乱、国力衰退。如今听诸位陛下讨论,才明白制度对国家的重要性。若朕当年能像杨坚陛下这般,设计‘分权制衡’的制度,像康熙陛下这般‘预留弹性’,南唐或许不会落得国破家亡的下场。”

刘邦则从大汉的兴衰中总结道:“朕当年推行‘郡国并行制’,本意是兼顾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却因制度设计缺陷,导致七国之乱。后来汉武帝推行‘推恩令’,才逐步解决了王国问题。这说明,制度改革不是一劳永逸的,需要后世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调整——这便是‘预留弹性’的重要性。”

讨论到正午时分,康熙命人摆上御膳,帝王们边吃边聊,话题从“制度改革”延伸到“皇位传承”——这是每个帝王都关心的问题,也是许多王朝由盛转衰的关键。

刘邦率先说起自己的遗憾:“朕当年立刘盈为太子,却因吕后专权,导致太子继位后大权旁落,吕氏家族作乱。朕悟到,皇位传承不仅要选对继承人,还要建立‘辅政大臣监督’‘外戚不得干政’的制度,才能确保皇权稳固。”

杨坚闻言,眼中闪过一丝痛苦:“朕当年废黜杨勇,立杨广为太子,本以为杨广有才能,能继承大隋基业,却没想到他残暴不仁,断送了隋朝。朕后来才明白,选拔继承人,不能只看才能,更要看品德——这是朕最大的失误。”

赵匡胤则说道:“朕当年传位给光义,而非自己的儿子,是担心儿子年幼,无法掌控朝政,导致大宋重蹈五代乱局的覆辙。如今看来,光义虽非完美,却也能听取意见、推行新政,守住了大宋的江山。皇位传承,要‘公私兼顾’——既要考虑个人亲情,更要考虑国家安危。”

康熙听到此处,心中一动。他想起自己晚年诸子争储的困境,开口道:“朕有二十四个儿子,其中胤礽、胤禔、胤禛等人都有才能,却也各有缺陷。朕此前一直未能确定继承人,正是担心重蹈杨坚陛下的覆辙。今日听诸位陛下讨论,朕明白,皇位传承不仅要选对人,还要建立‘秘密立储’‘辅政大臣制度’,避免皇子争储、外戚专权。”

朱棣则分享了自己的经验:“朕当年通过‘靖难之役’继位,深知皇位传承不稳定对国家的危害。因此,朕早早确立朱高炽为太子,同时培养朱高煦、朱高燧的能力,让他们各司其职,避免争储。同时,朕任命杨荣、杨士奇等贤臣为太子少傅,教导太子治国之道。皇位传承,既要‘早定储君’,也要‘培养辅佐力量’。”

帝王们的讨论从正午持续到黄昏,乾清宫内的烛火再次点亮。他们不仅讨论制度与传承,还分享了各自时代的民生细节——刘邦说起大汉的“休养生息”如何让百姓从战乱中恢复,杨坚说起隋朝的“均田制”如何让农民有田可种,赵匡胤说起大宋的“市舶司”如何促进海外贸易,康熙说起大清的“摊丁入亩”如何减轻百姓负担。这些看似琐碎的细节,却共同构成了中华王朝治国的核心——以民为本。

当金光再次亮起时,帝王们都明白,分别的时刻又到了。杨坚握着康熙的手,郑重地说:“康熙陛下,你编撰《历代帝王治国方略》是件大好事,一定要将‘制度弹性’‘传承监督’的理念写进去,让后世帝王少走弯路。”康熙点头道:“杨坚陛下放心,朕定当不负所托。”

赵匡胤则对刘邦说:“汉高祖陛下,你‘以民为本’的理念,是所有帝王都该坚守的。若有机会,朕还想与你探讨大汉与大宋的民生政策差异。”刘邦哈哈一笑:“好!朕在大汉等着你来!”

随着金光散去,乾清宫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康熙站在殿中,看着案上《历代帝王治国方略》的初稿,心中充满了力量。他知道,这场跨世相聚不仅解决了自己对“制度改革”“皇位传承”的困惑,更让《历代帝王治国方略》有了更深刻的内核——那是历代帝王用兴衰换来的智慧,是中华王朝延续千年的根基。

此后,康熙加快了《历代帝王治国方略》的编撰进度,不仅收录了秦、汉、唐、宋、元、明、清各朝的制度改革经验,还加入了“制度弹性”“传承监督”“以民为本”等核心理念,并亲自撰写序言,强调“帝王治国,当以史为鉴,兼顾当下与长远”。这部方略后来成为大清历代帝王的必读书籍,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而在其他时代,帝王们也将跨世相聚的智慧融入治国实践:赵光义在收复瀛州、莫州后,没有急于继续北伐,而是完善边疆制度,让大宋北部边境保持了数十年的稳定;朱棣在蒙古鞑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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