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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2章 设立“转型基金”:支持企业技术改造(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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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玉明把签字笔扔在桌上。

“沈主任,不是我不支持您的工作。”这位省财政厅厅长推了推眼镜,语气平静得像在讨论天气,“十个亿的转型基金,需要省长办公会通过。现在王省长在国外考察,刘常务副省长说了——等王省长回来再议。”

沈墨坐在对面,手里翻着基金方案。

窗外是永川的秋雨,敲在玻璃上噼啪作响。会议室里只有他们两个人,空气里弥漫着文件发霉的味道——财政厅这栋老楼的通风系统,和它的办事效率一样糟糕。

“等多久?”沈墨问。

“王省长下周三回国,最快周五上会。”邵玉明看了眼日历,“还有九天。”

“永钢等不了九天。”沈墨合上方案,“他们的新设备装到一半,永昌断供配件,全省九十七家企业都在看——如果永钢倒了,这场转型就完了。”

邵玉明不说话,只是看着他。

沈墨知道这个表情——官场老油条的经典款: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转型基金搞成了,是沈墨的政绩;搞砸了,是他沈墨冒进。财政厅只需要按程序办事,错了也是程序的问题。

“邵厅长,”沈墨把方案往前推了推,“您知道永钢的工人现在在干什么吗?”

“上班?”

“他们在车间里,用三十年前的老机床,手工打磨配件。”沈墨打开手机,调出一段视频,“您看。”

视频里,刘大锤蹲在机床旁,手里拿着游标卡尺,额头上的汗珠滴在零件上。他身边围着十几个年轻工人,每个人都灰头土脸,但眼睛亮得吓人。

“这个轴承,永昌卖一万二。”刘大锤在视频里说,声音嘶哑,“我们自己做,成本八百。不是我们多厉害,是他们太黑。”

视频结束。

邵玉明沉默片刻,又推了推眼镜:“沈主任,我同情工人。但财政有财政的规矩,十个亿不是小数,需要集体决策。”

“规矩。”沈墨笑了,“邵厅长,2018年永川化工技改项目,财政特批三个亿,从申请到拨款只用三天——那时候讲规矩了吗?”

邵玉明的脸色变了。

“那个项目的负责人,是您大学同学吧?”沈墨从包里抽出一份复印件,“项目竣工报告我看了,实际投资两个亿,剩下一个亿——去了哪儿?”

会议室里的空气凝固了。

窗外的雨下得更急。

邵玉明盯着那份复印件,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击,一下,两下,三下。然后他笑了,笑得很难看。

“沈主任,您这是……”

“我不是纪委。”沈墨把复印件推过去,“这份东西,是我从永钢的废档案里翻出来的——永川化工当年买的生产线,是从永钢拆走的二手设备,翻新后当新的卖。永钢的老厂长临死前留了证据,一直没人敢动。”

他顿了顿:“我不关心那一个亿去了哪儿,我只关心现在的十个亿能不能到位。”

邵玉明站起来,走到窗边。雨点打在玻璃上,模糊了外面的世界。

“三天。”他说,背对着沈墨,“给我三天时间协调。”

“一天。”沈墨也站起来,“明天下午五点前,我要看到拨款流程启动。”

“沈主任,您这是逼我……”

“我是在救您。”沈墨拿起外套,“永川化工那个事,纪委早就盯上了。之所以没动,是因为牵扯面太广。但如果转型基金因为您卡着出问题,您猜猜,会不会有人拿旧账出来算?”

邵玉明转过身,脸色苍白。

沈墨走到门口,又回头:“邵厅长,改革是要流血的。但流的可以是敌人的血,也可以是同志的血——看您怎么选。”

门关上。

邵玉明瘫坐在椅子上,盯着那份复印件,很久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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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晚上,沈墨在办公室接到刘大锤的电话。

“沈省长!成了!”老头儿在电话那头吼,背景音是车间的机器轰鸣,“第三个配件做出来了!精度比永昌的高两个等级!成本——您猜多少?”

“多少?”

“五百!”刘大锤笑得像个孩子,“那群小兔崽子厉害!有个娃才二十三岁,自己编了个数控程序,把老机床改成了半自动!”

沈墨靠在椅背上,终于松了口气。

“工人们怎么说?”

“说什么?干呗!”刘大锤声音低下来,“就是……就是永昌那边放话了,说谁买我们的配件,以后就别想从他们那儿拿货。今天有三家采购商来看货,看了半天,最后都没下单。”

垄断的威力,不在于产品质量,而在于生态控制。

永昌垄断市场四十年,早就编织了一张庞大的利益网——采购商、供应商、甚至监管部门,都是网上的一环。你想单点突破?整张网都会收紧,勒死你。

“我知道了。”沈墨说,“你们继续生产,库存我来想办法。”

挂了电话,他打给顾晓梦。

“沈大主任,深夜来电,有何指示?”顾晓梦那边很安静,应该在办公室。

“省金控能不能做个‘供应链金融’产品?”沈墨开门见山,“采购商买永钢的配件,我们提供低息贷款,贴息部分省里补。”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沈墨,你是要跟整个建材行业为敌吗?”顾晓梦声音严肃,“永昌不是一家企业,是一个利益集团。你动他们的蛋糕,他们会拼命。”

“他们已经拼命了。”沈墨调出邮箱,里面是今天收到的七封匿名举报信——全是关于他“滥用职权”“插手企业”的,“但我没有退路。”

顾晓梦叹了口气。

“好,我明天组织团队研究方案。但沈墨,你得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

“如果压力太大,告诉我。”她说,“别一个人扛。”

通话结束。

沈墨看着电脑屏幕,上面是转型基金的详细架构。十个亿,分三年拨付,第一年三个亿。钱从哪里来?省级财政出一半,央企配套一半。但现在央企那边也卡住了——对接的负责人,是那位“李主任”的老部下。

园丁长的根系,比他想象的更深。

手机震动,是许半夏发来的微信:“睡了没?永川这边有情况。”

沈墨拨回去。

“永昌起诉永钢的案子,虽然撤诉了,但他们换了打法。”许半夏语速很快,“今天下午,永昌的法务团队联系了全省十七家律所,要求他们不得代理永钢的法律事务。同时,他们向省律师协会投诉,说我‘违规执业’。”

“理由呢?”

“说我同时代理政府和企业的法律事务,违反利益冲突原则。”许半夏冷笑,“我早就把政府法律顾问的职务辞了,但他们不管,就是要制造压力。”

沈墨握紧手机。

“还有,”许半夏顿了顿,“我查到点东西。永昌的实控人,不是明面上的董事长,而是一个离岸信托。信托的受益人名单里……有邵玉明的儿子。”

邵玉明。

下午还在会议室跟他讲规矩的财政厅长。

沈墨闭上眼睛,所有碎片瞬间拼成完整的图景——为什么转型基金卡在财政厅?为什么邵玉明那么害怕永川化工的旧账?为什么他最终妥协了?

不是怕纪委,是怕拔出萝卜带出泥。

“证据确凿吗?”

“信托文件是加密的,但我通过海外渠道拿到了受益人编号的关联信息。”许半夏说,“邵玉明的儿子在澳大利亚留学,每年的学费和生活费一百二十万澳元,钱就是从那个信托出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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