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1章 壁垒之间的微光(1/2)
九月中旬,一位名叫罗伯特·沃尔顿的中年美国人,以“太平洋贸易发展公司技术顾问”的身份,经香港飞抵广州,随后转机抵达大连。他身材高大,穿着剪裁得体的深色西装,提着一个看起来沉甸甸的黑色皮质公文包,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边眼镜,眼神锐利而审慎,言谈举止带着一种受过良好技术教育和商业训练的克制感。
李云龙按照既定方案,在机场举行了简短而低调的欢迎仪式。他本人穿着一身半新的中山装,努力收敛起平日的粗豪,用略显生硬的“官方式”热情接待了沃尔顿。陪同的除了老周和一名精选的、政治可靠且英语流利的年轻技术员(兼翻译)小陈,还有两位从外事部门临时借调、不苟言笑的工作人员。
考察行程严格限定在大连第一轻工业品出口加工总厂的服装分厂、罐头分厂以及中心质检室。厂区提前经过了清理,一些涉及敏感工序或设备的区域被临时遮挡或“恰好”安排检修。工人们被告知有“重要外宾”参观,要求保持正常作业状态,但严禁主动交谈或回答未经许可的问题。
第一天,在服装分厂的裁剪和缝制车间,沃尔顿看得非常仔细。他会在某台运转中的高速平缝机前驻足良久,观察工人的操作手法、线迹质量,甚至会拿起废弃的布头,检查针脚密度和断线情况。他询问了布料来源、缩水率控制、颜色牢度标准等细节,小陈按照事先准备好的口径谨慎作答。
“你们对日本重机(Juki)的改造很有意思,”沃尔顿指着一台经过改装、加装了简易光电断线检测装置的缝纫机,用英语对李云龙说(通过小陈翻译),“这显示了实用主义的智慧。设备维护是如何进行的?有定期的预防性保养计划吗?”
李云龙看了老周一眼,老周接过话头,介绍了厂里以老师傅为核心的“片区包干维护制”,并拿出了一本手写的、画着各种符号的简易保养记录本。沃尔顿翻看了一下,点点头,没再追问。
在罐头分厂的实罐车间,沃尔顿对从瑞典引进的那条二手番茄酱灌装线表现出浓厚兴趣。他仔细观察了洗瓶、灌装、封口、巴氏杀菌的全过程,特别注意了温度控制仪表和封口机的状态。他甚至要求查看近三个月的部分产品批次检验记录。
“李部长,你们的卫生控制标准,是参照哪个体系?”沃尔顿问。
李云龙心里咯噔一下,这个问题有点超出预料。“我们主要根据轻工业部颁布的相关规定,并结合实际生产经验,制定了自己的厂内控制点。”老周再次救场,拿出一份盖着厂章、条目清晰但纸张粗糙的《罐头生产关键工序卫生管理守则》。
沃尔顿仔细阅读了中英文对照的关键条款,指了指其中关于“封口紧密度每周抽检”和“杀菌锅温度记录”的条目:“这些记录,可以随机抽查几个批次吗?”
老周示意质检员取来几份对应的记录单。沃尔顿仔细核对了日期、数据、操作员和检验员签名,甚至用手持放大镜检查了签名笔迹的连贯性(以防临时伪造)。整个过程,他面无表情,但眼神如鹰隼般扫过每一个细节。
李云龙在旁边看着,后背微微出汗。他感觉不像是在接待商业伙伴,更像是在接受一场严苛的军事检阅,只不过检阅的不是队列和武器,而是车间、机器和记录本。这个沃尔顿,绝不仅仅是“技术顾问”。
当晚的接待宴会上,气氛稍微松弛。沃尔顿对中国菜表示赞赏,并谈了一些美国食品包装行业的趣闻。但酒过三巡,他看似随意地提道:“李部长,贵厂的生产组织能力和质量意识,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这在我们接触过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工厂中,是罕见的。不知道贵方在更复杂的……比如化工或机械产品的生产管理上,是否也有类似的体系?”
来了!李云龙心中警铃大作。他打了个哈哈,举起酒杯:“沃尔顿先生过奖了。咱们现在就是专心把衣服做好,把罐头封严实,让工人有活干,让国家能换回点需要的东西。化工厂、机械厂,那是别的兄弟单位的事,咱们可不敢瞎打听,也管不了那么宽。来,喝酒喝酒!”
他巧妙地将话题挡了回去,并用热情的酒桌文化掩盖了其中的机锋。沃尔顿微微一笑,不再深究,转而聊起了大连的海鲜。
第二天的考察在质检室和包装车间进行。沃尔顿对质检室的简陋设备(一些天平、培养箱、滴定管)不置可否,但对他们严格的人工检验流程(如罐头保温检验、服装每批抽检)再次表示了“专业上的认可”。在包装车间,他看到工人们正在将一批准备发往波兰的工装裤按照颜色、尺码分类,装入结实的瓦楞纸箱,箱外刷着清晰的英文唛头。他若有所思地说:“规范的包装和物流,是保证贸易顺畅的重要一环。看来贵方考虑得很周全。”
考察结束前,在厂部会议室,沃尔顿做了一次简短的“技术交流反馈”。他高度评价了工厂的“纪律性”和“对质量的专注”,并“基于观察”提出了几条非常具体的、专业性很强的建议:比如在缝纫车间引入更科学的照明以减少工人视觉疲劳;调整罐头杀菌曲线的某个参数以可能略微提升效率;甚至建议了一种成本更低的封箱胶带替代品。
这些建议让老周和小陈都暗自吃惊,因为切中了一些他们正在摸索或忽略的细节。这个沃尔顿,在短短两天内展现出的观察力和技术功底,远超一个普通贸易公司顾问的水平。
送别沃尔顿时,李云龙握着对方的手,感觉那手掌坚定有力。“沃尔顿先生,感谢您的宝贵意见。希望我们生产的产品,能继续让您的客户满意。”
沃尔顿镜片后的目光深邃:“我相信会的,李部长。贵方的潜力和……决心,令人印象深刻。期待我们后续关于设备事宜的进一步沟通。”
飞机引擎的轰鸣声远去,李云龙站在机场,点燃一支烟,长长地吐出一口雾气。“娘的,这家伙,是条深水里的鱼。老周,把这两天他说的每句话、看的每样东西,都给我详细记下来,一个字不漏,报给赵政委!”
这场精心策划的“展示”,如同一场在无形战线上进行的、没有硝烟的侦察与反侦察。对方看到了想看的,或许也看到了些不该看的,而李云龙他们也从中嗅到了更复杂的气息。考察结束了,但由此引发的涟漪,才刚刚开始扩散。
北大荒的田野在秋风中迅速变幻着颜色。金黄色成为主调,那是成熟的小麦和玉米;深褐色的是等待收割的大豆田;点缀其间的是已经枯萎的马铃薯秧。空气里弥漫着谷物干燥的香气和泥土被霜打过的清冷。
然而,这丰收的景象背后,是丁伟和农建一师指战员们紧绷的神经和精打细算的“算盘”。水灾和虫害造成的损失是实实在在的。各团的估产数据陆续报上来,汇总到师部后,数字让人心情沉重。
孙振标拿着初步统计报告向丁伟汇报:“师长,根据各团实地测产和估产汇总,今年全师实际可收获面积约二十八万亩,比播种面积少了近两万五千亩(绝收)。预计总产量:小麦约两千八百万斤,大豆约九百万斤,玉米约一千五百万斤,马铃薯折粮约五百万斤。合计粮食总产约五千七百万斤。”
丁伟沉默地看着报告。这个数字,勉强超过了春播时定下的五千万斤“保底目标”,但距离最初的期望值相去甚远,而且是在付出了巨大艰辛和部分土地绝收的代价下取得的。平均亩产低得可怜,尤其是大豆和玉米。
“种子、口粮、饲料、上交国家征购……一笔一笔算清楚。”丁伟声音低沉,“首先要留足明年需要的种子,这是命根子,一颗不能动!其次是全师人员(包括家属)到明年秋收前的口粮,按最低标准算。再次是必要的牲畜饲料。最后,看看还能有多少余粮上交,或者……能有多少可以用来跟地方交换急需物资的。”
算盘珠子噼啪作响,结果令人沮丧:在留足种子和基本口粮后,能用于上交和交换的余粮所剩无几。这意味着,农建一师今年不仅无法为大连的轻工业提供多少原料(大豆等经济作物产量也低),甚至还需要国家继续调拨部分粮食才能度过冬春。
“另外,”孙振标补充道,“孟教授和技术组评估,今年受灾和低产的地块,土壤肥力消耗很大,如果明年没有足够的肥料补充,产量可能会进一步下滑。还有,水利建设的需求,比之前预想的还要急迫。今年秋涝暴露的问题太多了。”
丁伟走到窗前,望着外面堆积如山、正在抓紧晾晒的粮垛。金色的谷物在阳光下闪烁,但这光芒此刻却显得有些沉重。他知道,第一年的成绩单,虽然勉强及格,但远不足以支撑起他心中那个现代化大农业基地的蓝图,更难以成为赵刚和李云龙对外谈判中强有力的“筹码”。农业的见效慢、受制于天的特性,在这一刻显露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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