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6章 生根、抽枝与暗影（2/2）
这句话，让程佩珊心中又是一动。苏联人这是在展示肌肉，也是在暗示朝方不要过于依赖中国方法，他们还有更“高级”的技术可以提供。
送走苏联专家，程佩珊立刻将整个经过，尤其是伊万诺夫最后那句话，详细记录并密报沈阳。她知道，苏联人的“关切”不会就此结束，这仅仅是开始。在平壤，她不仅要面对技术移植的困难，还要应对大国博弈投射下的微妙阴影。
就在程佩珊在平壤应对苏联专家时，大连试点也并非风平浪静。援朝项目抽调了骨干，试点车间的生产和管理压力剧增。更重要的是，随着试点名声渐响，尤其是“承接国家援外任务”这面政治正确的旗帜，吸引了一些人的注意，也招致了更多非议。
省里某部门一份内参，以“情况反映”的形式，送到了更高层。内参质疑大连试点“过分强调物质刺激，冲击计划生产秩序”，“管理方式有模仿西方之嫌”，甚至影射试点与香港资本的联系“是否会影响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虽然措辞谨慎，但指向明确。
这股风很快吹到了大连。试点工厂内部，原本就有些嘀咕的老工人和个别中层干部，似乎找到了依据，议论声又起。新招聘的工人则感到不安，担心政策有变。与“大昌”和“联发”的合作洽谈，也暂时停滞——对方似乎也嗅到了不寻常的气氛。
李云龙第一时间拍案而起：“他娘的！老子在前面冲锋陷阵，赚外汇、培养人、接国家任务，后面就有人放冷箭！什么物质刺激？工人们多劳多得，天经地义！计划生产？咱们生产的东西都出口换外汇了，哪冲击国内计划了？模仿西方？咱们这是从实际出发！跟香港合作怎么了？首长都说了，要利用一切有利于建设的因素！”
他直接一个电话打到沈阳赵刚办公室，嗓门震得话筒嗡嗡响：“老赵！这黑状告得邪乎！你得给上面说清楚！咱们大连试点，到底是对是错？还要不要干下去？”
赵刚在电话那头的声音异常冷静：“老李，稍安勿躁。有人议论，是正常的，说明我们做的事触及了一些旧有的观念和利益。内参我看到了，已经按程序做了说明和澄清。中央对援朝项目的支持是明确的，这就是对我们工作方向最大的肯定。你现在要做的，不是跳脚骂娘，而是把试点的工作做得更扎实，用无可辩驳的成绩说话。”
他指示李云龙：“第一，立刻召开试点全体职工大会，公开宣读上级关于援朝项目的批示和表彰，大张旗鼓地宣传我们为国家承担重任的荣誉，把人心稳住，把士气鼓起来。第二，对内部的议论，可以组织学习讨论，就‘什么是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的科学性’、‘如何正确贯彻按劳分配原则’进行正面引导，让事实和道理站出来说话。第三，与港商的合作，照常进行，但要更加规范，所有合同、账目、外汇往来，务必清晰透明，经得起任何检查。第四，也是最重要的，援朝项目需要的任何支持，要人给人，要物给物，不惜代价保证前方成功！前线的胜利，就是后方最有力的辩护！”
李云龙得了赵刚的“尚方宝剑”，心里有了底。他雷厉风行地照办。职工大会上，他声如洪钟，把援朝项目的意义和中央的重视讲得透彻，把试点每个工人为项目所做的贡献（哪怕是间接的）都表扬到位，最后吼道：“有人背后说小话，那是他们鼠目寸光！咱们干的是为国家开拓新路、为兄弟国家雪中送炭的光荣事业！是爷们儿，是真正的革命者，就把活儿干得漂漂亮亮，让那些说闲话的人闭嘴！谁要是三心二意，拖后腿，就别怪老子不讲情面！”
高压与激励并举，试点内部迅速统一了思想。与此同时，李云龙加强了对生产现场的巡查，狠抓质量，确保对港订单按时优质交付。他还主动邀请市里有关部门和怀疑论者来厂参观，展示规范的管理流程、整洁的生产环境、工人饱满的精神状态，以及实实在在的外汇收入账目。
压力之下，大连试点反而运行得更加高效、规范。对港贸易额在短暂的停滞后再创新高，“大昌”的郑裕昌甚至主动提出，希望在大连扩大专线车间规模，并探讨合作开发一些针对欧洲市场的新款式。李云龙一边稳住现有局面，一边开始秘密筹划，待程佩珊在朝鲜打开局面后，如何利用援外项目的“反哺”效应，进一步升级大连的产业能力。
平壤方面，程佩珊顶住了苏联专家带来的干扰，示范车间终于建成投产。崭新的设备、明亮的灯光、清晰的区域划分、流水线上紧张而有序的女工，这一切都与旧车间形成了鲜明对比。投产仪式上，朝方轻工业省副相亲自出席，金永哲厂长的脸上也露出了难得的笑容。首批生产的干部制服和民用夹克，质量赢得了朝方上下的一致好评。
更重要的是，通过扎实的工作和真诚的态度，程佩珊逐渐赢得了朝方技术人员，特别是年轻一代技术员的信任。他们开始主动向中国专家请教技术问题，甚至私下交流对一些管理方法的看法。程佩珊谨记赵刚的指示，在专业领域倾囊相授，同时谨慎地、不经意地分享一些从香港渠道获得的、关于国际纺织面料流行趋势和新型服装设备的公开信息，这些信息对朝方技术人员而言，如同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
一天，那位曾留学东德、在谈判期间与程佩珊有过交流的朝方技术官员朴成浩（化名），借讨论工艺之机，避开旁人，用极低的声音对程佩珊说：“程同志，你们的方法，确实很有效。伊万诺夫专家上次提到的苏联化纤技术，我们很感兴趣，但他们提供的资料总是很概略，具体的工艺参数和设备型号从不透露。我们听说，民主德国和捷克的一些工厂，在引进西欧的二手染整设备方面，有一些渠道……”
他没有把话说完，但眼神中的期盼和无奈显而易见。程佩珊心中了然，这是朝方技术人员在寻求突破苏联技术封锁的替代信息渠道。她同样低声回应：“技术信息的交流是相互的。我们也非常关注国际轻工设备的发展。如果朴同志有机会接触到一些公开的、非敏感的东欧技术资料或设备样本信息，我们很愿意与贵方分享我们通过其他途径了解到的相关市场行情和供应商评价。”
这是一种心照不宣的约定。程佩珊知道，这座“桥梁”，已经开始在技术层面，悄然架设。
几乎与此同时，沈阳的赵刚收到了程佩珊关于苏联专家到访及后续进展的详细报告，也收到了李云龙关于大连试点顶住压力、稳步前进的汇报。他站在地图前，目光在平壤、大连、莫斯科之间逡巡。
朝鲜这条“明线”，开局良好，不仅输出了技术和管理经验，更开始触及信息交换的层面，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苏联直接施加的意识形态压力。程佩珊的表现堪称出色。
而“北风计划”那条“暗线”，“安德烈”方面再次伸出触角，显示出对方内部的某种持续需求或躁动。赵刚判断，经过几个月的冷却和朝鲜项目的铺垫，或许可以尝试进行一次极其谨慎、规模更小、目的更单纯的二次接触，不是为了换取设备，而是为了验证对方信息渠道的可靠性和广度。比如，可以让霍启明以“信天翁”名义，向“安德烈”试探性地询问某种特定型号（非敏感）的西欧产工业轴承或电机在苏联远东地区的“潜在调剂可能性”，并愿意用紧俏的中国特色轻工品（如高级茶叶、丝绸制品，而非大连产品）进行小规模交换。这既能测试对方反应和能力，又不直接牵扯大连和重工业需求，风险相对可控。
他将这个想法形成绝密指令，发给霍启明。同时，他给程佩珊回信，除了肯定和鼓励，还特别指示：“与朝方技术人员建立的信任关系极为宝贵。可顺势提议，建立定期的‘技术资料交换清单’制度，双方每月列出希望对方协助留意或提供的公开技术信息领域（如特定行业期刊、产品样本、展会报告等），由专人负责传递。以此将信息交流常态化、机制化，并逐步扩大范围。”
赵刚的棋盘上，东边的门已然推开，种子在异国土壤中生根抽枝，并为搭建更隐蔽的信息桥梁提供了可能。北风的缝隙，则在严密的控制下，被尝试着用来测试风向和获取特定情报。两条线，一明一暗，相互策应，共同服务于那个最终的目标——突破封锁，壮大自身。
他知道，每一步都如履薄冰，但历史的机遇往往就蕴藏在这看似微小的裂隙与不懈的探索之中。他拿起笔，在日历上圈出了一个日期——那是程佩珊预计从朝鲜发回第一期全面总结报告的时间。他期待着，那枚东行的棋子，能带来更多关于土壤、种子和可能嫁接的“新枝”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