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7章 烟火散（2/2）

另一方面，每次看到有面色不正的人鬼鬼祟祟上门，或者我半夜被叫出去“办事”后带着一身香火纸灰味、脸色苍白地回来，他那双被岁月和煤灰侵蚀的眼睛里，总会翻涌起深沉的担忧和欲言又止的烦躁。

父子间的对话依旧不多，常常是沉默地吃饭，间或几句关于天气、菜价、厂里闲话的交流。

但有些东西，在沉默中悄然改变。

比如，他不再轻易提起“别搞那些神神叨叨”，比如，他会在冬天给我留门厅炉子上温着的饭菜，即使我回来再晚。

王墩儿的腿伤养了小半年，总算能撇开拐杖瘸着走了，落下了点微跛的后遗症，但人精神头回来了。

他不再提去南方的事，就在筒子楼附近支了个简陋的修鞋补胎摊子，手艺居然还不错，养活自己之余还能偶尔给我和老姜捎点卤煮熟食。

关于县医院那晚的事，我们默契地很少提及，仿佛那只是一场共同经历的、荒诞而危险的噩梦。

只有喝多了的时候，王墩儿会红着眼眶，拍着我肩膀含混地说：“九儿…哥欠你一条命…”

我则用酒杯碰碰他的，把话题岔开：“墩儿哥，你那卤煮，下次多放点豆腐，少肥肠。”

时光就在这略显平淡、偶有波澜的节奏里，滑过了2000年的夏与秋。

当第一场像样的冬雪，悄无声息地覆盖了筒子楼斑驳的屋顶和楼前坑洼的空地时，一个传闻，像寒风中的雪花般，先是细碎，然后逐渐密集，最终凝结成实实在在的冰坨子，砸在了每家每户的门板上——

筒子楼，要拆了。

正式的红头文件还没贴出来，但消息已经通过厂里干部、街道办工作人员、还有那些嗅觉灵敏的“包打听”们，确凿无疑地传播开来。

县里要搞城市改造，这片建于五六十年代、早就被列为危房的老旧国营厂家属区，终于要被推平。

据说原地要建商品楼，或者街心公园，版本不一，但“拆迁”二字，板上钉钉。

最初的震惊过后，筒子楼里迅速发酵出各种情绪。

有欢呼雀跃的，多是家里人口多、住房拥挤的年轻夫妇，盼着能分到新房，改善居住环境；

有焦虑不安的，多是像老姜同志这样的老住户，愁着拆迁补偿是否公平，搬去哪里过渡，未来的生计如何维系；

也有茫然无措的，是那些在这里住了大半辈子、几乎与筒子楼融为一体的老人，离开这里，仿佛要剥离他们半生的记忆与习惯。

楼道里，公共水房，煤棚子旁，各种议论、猜测、争执甚至哭骂声，取代了往日炖酸菜和炒土豆丝的香味，成了空气里最主要的气息。

“听说了吗？补偿标准是按户口本上人头算！一家补多少平！”

“屁！我二舅家表侄在规划局，说是按房屋面积！咱这破筒子间，能算几个钱？”

“过渡房安排在哪？听说在城北那片荒地盖活动板房，冬天能冻死人！”

“咱这老邻居，散了可就真散了…”

“拆了好！早该拆了！这破地方，夏天漏雨冬天灌风，老子受够了！”

老姜同志变得异常沉默。

下班回来，常常一个人坐在窗前，对着外面被雪覆盖的、熟悉又破败的景色，一坐就是半天。

手里的烟一根接一根，眉头锁成深深的“川”字。

厂里关于买断工龄、提前退休的风声也越刮越烈，与拆迁的消息搅在一起，像两股冰冷的绳子，勒得这个大半生都与厂子和这栋楼捆绑在一起的东北汉子，有些喘不过气。

我知道他在愁什么。

补偿款多少未知，但肯定不会多到让我们无忧。

搬去过渡房是肯定的，未来在哪里安家，是个沉重的问题。

他年纪大了，技术虽然过硬，但在这个下岗潮汹涌的年代，离开熟悉的锅炉和车间，还能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