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8章 莱茵十日（2/2）

杨保禄没笑。他感到一种奇怪的情绪：自家庄园里烧出的瓷器，被人隔着千里仿造，哪怕仿得拙劣，也意味着某种东西正在扩散。像水渗进土里，看不见，但确实在移动。

第十天午后，一直阴沉的天裂开一道缝。阳光像熔化的金水，从云层缝隙里浇下来，把河面照得一片碎金。前方，莱茵河拐了一个巨大的弯，地平线上，一片屋舍的轮廓在氤氲水汽中缓缓升起。

那不是小镇，不是大镇。那是城市。

无数屋顶挤在一起，烟囱像树林。教堂的尖顶刺破低垂的云层，最高的那座像要戳进天里。河面上的船只密密麻麻，舳舻相接，帆影蔽水。各种语言、号子、钟声、鞭响混成的声浪，顺着风飘过来，像一锅煮沸的汤。

乔治长长吐了口气，走到杨保禄身边，指着那片庞大的影子：“看，科隆。‘北方的罗马’，查理曼陛下大主教的驻跸之地，莱茵河上最大的宝石……”

他顿了顿，声音低了些：“也是吃钱不吐骨头的大漩涡。”

杨保禄极目远眺。手不自觉握紧了船舷，木头上的寒意透过掌心。家，阿勒河谷的那个庄园，已经在千里之外。眼前这座笼罩在烟霭与水光中的巨城，正张开它沉默而恢弘的怀抱——或者说是巨口——等待着他这个来自山谷的闯入者。

河风浩荡，吹得船帆鼓胀。风里带来远处人烟鼎沸的喧嚣，也带来一股前所未有的、混杂着兴奋与戒备的悸动。像第一次上战场的新兵，听见了战鼓。

“莱茵鸻”号随着密集的船流，缓缓靠近科隆的码头区。还没下船，城市的气息已经扑面而来——不是巴塞尔那种混合着教堂熏香和集市香料的气味，而是更粗粝、更磅礴的味道：鱼腥、马粪、沥青、腐烂的菜叶、人类汗液和牲畜排泄物发酵后的浓烈气息，像一记闷拳打在鼻子上。

杨保禄第一眼看见的，是视野尽头那道沉默的黑色剪影——罗马时代留下的北城墙。巨大方形石块垒砌的基座，巍然耸立的了望塔楼轮廓，虽然后来修补过，但那股跨越千年的厚重与威严，依然压得人喘不过气。

父亲说过：罗马人建城，首先想的是军事征服和永久统治。这城墙就是帝国力量曾经在此达到顶峰的冰冷注解。巴塞尔的罗马遗产融进了后来的主教城堡和街巷，温吞了些。而科隆的城墙，直接、粗暴、不容置疑。

码头本身就是一个喧嚣的王国。规模是巴塞尔的数倍，泊位杂乱却充满活力地挤在一起。一侧停着来自北海的柯克船，水手用陌生而粗嘎的语言呼喝着，卸下毛皮和琥珀；另一侧是莱茵河的平底船，正在装载成桶的葡萄酒和成捆的毛料。搬运工赤裸着上半身，肌肉在汗水下发亮，扛着巨大的货包在跳板和岸上穿梭。监工手持皮鞭，眼神像鹰。

这里没有巴塞尔码头那种在主教目光注视下的、相对收敛的秩序。一切都更原始，更忙碌，也更弱肉强食。

“跟紧我，”乔治低声说，表情是少有的严肃，“别乱看，别乱碰东西，别跟陌生人搭话。”

他熟门熟路地领着众人，在迷宫般的货堆和人群中穿行。偶尔与几个看似头目的人点头致意，或迅速塞过几枚小钱——动作快得几乎看不清。最终，他们离开了最嘈杂的主码头区，拐进一条稍微安静些的巷子。巷子铺着不规则的卵石，被车轮碾出深深的凹槽。

两旁是高大的木石结构房屋，山墙临街，底层是坚固的仓库大门，楼上的窗户狭小如箭孔。在一扇不起眼的橡木门前，乔治有节奏地敲了几下：三短，一长，两短。

门上的小窗打开，一双警惕的眼睛打量片刻。门闩响动，门开了。

门后是个规整的内院，三面都是两层建筑。楼上似乎是住所，窗台上晾着衣服；楼下堆放着不少货箱，箱子上烙着乔治的徽记——交叉的钥匙和船锚。一个精瘦的管事迎上来，与乔治快速交谈，用的是杨保禄听不懂的方言。

“这是我在科隆的落脚点，”乔治转头解释，语气放松了些，“巴塞尔像个大客栈，来来往往。但科隆，是真正做‘大生意’的地方，没个固定的窝，你连门都摸不着。”

他指了指那些货箱：“咱们的烈酒、玻璃器、还有那批精钢工具，主要都在这儿交割。买主嘛……”他压低声音，“有城里富得流油的犹太商人，有圣马丁大教堂的司库，还有替皇帝采买‘稀罕物’的宫廷管事。科隆的主教，阿尔贝德大人，权势比巴塞尔的海多主教大得多。他老人家餐桌上的东西，就是风向标。”

安顿下来后，乔治便带着样品和账目匆匆出门。杨保禄和杨石锁等人留在院里，但他闲不住，征得留守管事的同意后，带着两人走上了科隆的街道。

如果说巴塞尔给人的感觉是一座被主教座堂和商业活力共同撑起的、正在恢复元气的小城，那么科隆，就是一头活了几百年的巨兽——层层叠叠，复杂，混沌，充满自己的力量。

街道比巴塞尔更窄，两旁的房屋楼层更高，有些明显是在罗马时代的石基上搭建的木结构，歪歪扭扭地向上生长，几乎遮住了天空。脚下的排水沟散发着恶臭，但令人惊讶的是，主要街道竟然铺着石板——虽然残破不堪，但依稀能看出罗马人铺设的规整痕迹。沉重的货车驶过时，石板在车轮下震动，发出隆隆的闷响。

人口的密集程度远超巴塞尔。各色人等摩肩接踵：穿着佛兰德斯细呢绒的商人，披着锁子甲外罩纹章袍的骑士随从，风尘仆仆的朝圣者（背着行囊，杖头挂着葫芦），大声叫卖的小贩（“热馅饼！刚出炉的热馅饼！”），以及更多面目模糊、为生计奔忙的普通市民——妇女提着水桶，孩子追打跑过，老人坐在门槛上晒太阳。

语言也嘈杂得多。拉丁语（主要是修士和文书在用）、各种日耳曼方言（有些杨保禄能听懂片段，有些完全陌生）、偶尔还能听到几个凯尔特语系的词汇，像石子掉进河里，溅起一点水花就不见了。

杨保禄特意去寻找城市的中心。在巴塞尔，中心无疑是明斯特广场和主教座堂——政治和宗教权威的空间紧密结合。而在科隆，他首先被引到了集市广场。

巨大的广场，地面夯得坚实，人声鼎沸得像开了锅的粥。货物堆积如山：成捆的羊毛、成桶的鲱鱼、堆成小山的陶罐、悬挂起来的皮革、还有香料摊子——肉桂、胡椒、丁香的味道混在一起，浓郁得呛鼻。交易的规模让杨保禄咋舌：他看到一整个车队的葡萄酒桶正在过秤，税吏在羊皮纸上飞快记录；一群佛兰德斯商人围着几匹细呢绒讨价还价，手势比划得激烈。

纯粹的商业力量在这里汹涌澎湃，几乎能感觉到它在空气中振动。

而城市的宗教中心——那座正在扩建的圣彼得大教堂——雄踞在离莱茵河稍远的另一片高地上。教堂的工地上搭着脚手架，石匠的锤击声隐约传来。它与喧嚣的市场保持着一小段距离，那段距离里全是拥挤的民居和小巷，但教堂本身的威严，像山一样压在那里。

政治权威的标志，则是远处隐约可见的“国王行宫”遗迹。乔治提过，查理曼和他的父亲丕平都曾多次驻跸于此。现在那里只剩一部分建筑还在使用，但那种象征意义还在。

这种空间上的分隔与并存，让杨保禄若有所思。在巴塞尔，主教的权威似乎笼罩一切，商业是其羽翼下生长出的藤蔓。而在科隆，商业、宗教（拥有极其重要的圣物和庞大教产）、残留的王权象征以及新兴的市民力量，似乎形成了一种更复杂、更动态也更紧张的平衡。城市像一个多核的蜂巢，每个部分都在剧烈涌动，争夺着空间、资源和话语权。

他在本子上记下观察，画了简图：市场区、教堂区、行宫区、码头区，用虚线标出可能的势力范围。

傍晚，乔治带着微醺的醉意回来了，但眼睛很亮。“成了两笔，”他说着灌了一口水，“还有一笔要等明天去见一位司铎。科隆就是这样，水很深，但机会也真的大。”

他详细说了见闻：一位与宫廷有联系的商人，对“赛里斯”的折叠小刀和铅笔极感兴趣。“他说这不是单纯的实用器，是‘富有哲人巧思’的礼物，适合献给皇帝或大主教。开价比巴塞尔那边高三成。”

乔治顿了顿，看着杨保禄：“你爹弄出来的这些东西……有时候我觉得，他卖的不是货物，是‘想法’。”

杨保禄想起父亲在工坊里反复试验的样子。那些石墨笔，最初只是因为羽毛笔在庄园里不好用——鹅毛不够，墨水容易冻。父亲试过木炭条，但容易断，染一手黑。后来发现后山有种灰黑色的石头（石墨），磨粉混合黏土，烧制，裹木条……前后试了几个月，废品堆了半屋子。

“他只是解决问题。”杨保禄说。

“解决问题，”乔治重复这个词，笑了，“对，就是这个词。但很多人连问题都看不见。”

夜里，躺在比船上安稳得多、但依旧能听到城市隐约嗡鸣的床铺上，杨保禄回顾着白日的观感。

巴塞尔是清晰的——主教座堂、桥梁、市场，脉络分明，像一棵主干清晰的树。而科隆是混沌的——罗马的幽灵、教会的权杖、商人的金币、国王的余威、无数市井的欲望，全部交织在一起，在莱茵河畔发酵、膨胀，形成这座据说人口超过两万的庞大聚落。

黑暗时代里，两万人是什么概念？杨保禄试着想象：阿勒河谷周边所有庄园、村落的人口加起来，恐怕也不过这个数。而这些人，全部挤在这片城墙围起来的区域里，每天要消耗多少粮食、多少水、多少柴火？每天要产生多少粪便、多少垃圾？疾病如何在这样的密度下传播？火灾一旦发生会怎样？

问题一个接一个冒出来。他摸出本子，就着窗缝透进的月光（科隆的夜不像乡下那么黑，远处总有火光），把这些零碎的想法记下来。字迹歪扭，但意思都在。

父亲的告诫在耳边回响：“在这种地方，观察远比急于行动重要。先看清水有多深，再决定怎么趟。”

他合上本子，闭上眼睛。城市的声音从窗外渗进来：打更人的梆子声、远处酒馆的喧哗、狗吠、婴儿啼哭、某个屋里的争吵……这些声音混在一起，像一头巨兽沉睡时的呼吸。

科隆。他在这头巨兽的肚子里。

而他们的旅程，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