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9章 资治通鉴的暗线：司马光为何打包推出三个小人物？（2/2）

尽管司马光并不曾记载主父偃对汉律所提出的8项具体问题，但是我们凭借主父偃对“伐匈奴“的论述，也不难想象，主父偃对于他所提出的汉律问题，一定也给出了详细的解决方案。这才是主父偃撼动汉武帝的关键点所在。

由此可见，主父偃有着极高的政治智慧。他精准切中汉律与匈奴边患两大核心朝政，引经据典、以秦与高祖的前车之鉴立论，献策直击痛点，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人对时局的洞察力极强，极其敏锐。

不过，非常遗憾的事情是，这人的政治情商极低。

主父偃因深受武帝信任宠幸，一年之内被提拔四次，并出任中大夫之职务，完成了从平民到贵族的逆袭。但是当主父偃成为朝廷的大红人之后，其政治情商的短板就暴露无遗。同僚们因畏惧主父偃那张嘴和那一双眼睛，纷纷私底下送礼，但求其嘴下留情。久而久之，就有人正面提醒主父偃“做人不要太嚣张，不要太招摇。“对此，主父偃的回复令人无语：“我如果活着享受不到列五鼎进餐的贵人生活，死时就受五鼎烹的酷刑好了！”

言下之意就是：老子就这样嚣张，活一天，享受一天，赚一天！

主父偃这种嚣张跋扈，不藏拙、不畏树敌的招摇个性在后续的历史情节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也是他最终悲剧收场的唯一原因。

严安的上书则谈了两件事：一是，现在老百姓太攀比奢靡，风气坏了就容易滋生作奸犯科；朝廷现在耗费巨资伐匈奴，这是走秦的老路，历史已经证明，这条路走不通。

徐乐则谈了一则令人耳目一新的“土崩瓦解之论“

所谓的“土崩“是指老百姓活不下去，起来谋反，秦的灭亡就是土崩；所谓的“瓦解”就是汉景帝时期的“七国之乱”，诸侯坐大之后，开始闹事。帝国当前的当务之急就是改善民生，稳住民生，这是防止土崩的要事。匈奴那边的那点事，既算不上“土崩”，也算不上“瓦解”，没必要反复用兵折腾。

我常常固执地认为，司马光的文学造诣远超他的史学根底。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卷十八》中打包安排“主父偃、严安、徐乐”同时出场，实在是一则妙笔。他层层递进地，很隐晦地表达了诸多政治观点：

其一，司马光所裁剪的这一历史切片简直就是在打脸后世帝王：你们都认为自己很牛叉，对吧？你们看看汉武帝牛不牛，汉武帝刘彻牛成那样子了，还一口气将反战的主父偃、严安、徐乐纳入朝堂，虚心接受他们的谏言。

其二，元朔元年（前128）是汉武帝对外用兵（匈奴）、对内加强集权的关键时期。三人上书虽角度不同，但共同指向帝国面临的隐患——过度扩张与民生疲敝。司马光借此凸显武帝时代“雄心与风险并存”的复杂格局。

司马光以此告诫后世帝王和王侯将相们：政治，从来都没那么简单。

其三，主父偃谈匈奴政策，严安论社会风气，徐乐析统治根基（土崩瓦解论），三者构成“军事－社会－政治”的完整警示链条。司马光以三人为棱镜，折射出治世需统筹内外、居安思危的儒家治理哲学。

其四，让主父偃这种政治智慧极高，政治情商极低的历史风云人物如此出场，也是给臣子们树一面旗帜，你们看看主父偃这种人聪明绝顶，最终依然逃不过悲剧收场，警示后世臣子“做人不能太主父偃”；警示后世帝王，别让主父偃这类人钻了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