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6章 抉择与变革（2/2）

就在河套整顿马场时，北京城传来了令人不安的消息：崇祯任命御马监太监李名臣提督京城巡捕，太监王之俊为副。

消息是情报组在京师的密信传来的。信中详细描述了京城巡捕营的现状：兵额三千，实存不足一千五，多是老弱；军械朽坏，马匹瘦弱；更严重的是，军官吃空饷、克扣粮饷已成惯例。

崇祯派太监监军，本意是整顿京营，收回兵权。但太监懂什么练兵？李名臣到任后，第一件事不是整军经武，而是清查账目——实则是搜刮钱财。不到半月，就有三个千户“因贪墨下狱”，家产抄没，实则入了太监私囊。

王之俊更过分，他将巡捕营的校场租给商人做货场，每月收租银五百两；又把营中健壮士兵调去给自家修建别院。剩下的老弱每日不是操练，而是给太监们搬运货物、修缮宅院。

“如此下去，京营将彻底糜烂。”

顾炎武忧心忡忡，“太监监军，自古就是取祸之道。东汉十常侍、唐末宦官典兵，殷鉴不远。”

李健沉吟良久，忽然问：“我们军中，可有类似弊端？”

这一问，让众人警觉。仔细清查，还真发现了问题：虽然大面上军纪严明，但底层仍有吃空饷、喝兵血的现象。有个把总虚报兵额十人，月贪饷银十五两；有个仓吏在粮米中掺沙，克扣斤两；更普遍的是，老兵欺压新兵，军官体罚士卒。

“问题不在于有没有弊，”李健一针见血，“而在于如何防止。太监监军之所以败坏军政，是因为他们只对皇帝负责，不对军队负责；只知搜刮，不知建设。”

他站起身，做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决定：“我们要建立政治思想教育制度。侯先生安排成立专门的教导队，全面加强军队的思想教育。”

正月初十，都督府根据侯方域所提议的建议，颁布了《教导队设立章程》。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创举：

教导队不隶属于作战序列，而是独立系统。每百人设教导员一人，每千人有教导长，每万人设教导监。教导员从识字的士兵中选拔，经过三个月培训方可任职。

他们的职责很特殊：不指挥作战，不管军械粮饷，而是负责“宣贯思想、调解矛盾、教授识字、监督军纪”。用李健的话说：“教导队是军队的魂魄，要让每个士兵知道为谁而战、为何而战。”

第一期教导员培训班正月十五开学，学员八十人，由顾炎武、黄宗羲、侯方域亲自授课。课程包括：《士兵识字课本》《军律详解》《战史战例》《家国大义》等。

开学第一课，李健亲自讲授。他站在简陋的讲台上，看着

“你们可能会问：当兵吃粮，打仗立功，天经地义，何必学这些？那我问你们：为什么蒙古骑兵骁勇善战，却被我们打败？”

台下寂静。

“不是因为我们的刀更利，甲更坚，火器更猛。而是因为——”

他顿了顿，“我们知道为何而战。我们身后是父母妻儿，是刚刚开垦的田地，是能安稳睡觉的夜晚。而蒙古人，只是为了抢一口吃的。”

“这就是思想的力量。”他提高声音，“一支知道自己为何而战的军队，可以一当十；一支只为粮饷而战的军队，十不敌一。”

“教导员的任务，就是让每个士兵明白：我们不是谁的私兵，不是流寇土匪。我们是保境安民的子弟兵，是让老人能终老、让孩子能成长、让妻子能安心的守护者。”

这番话，如惊雷般在学员心中炸响。一个叫王二狗的年轻士兵站起来，激动地说：“大人，我懂了！我爹就是被蒙古人杀死的，我当兵就是为了不让别的孩子没爹！我要让每个人都记住这个！”

培训班如火如荼地进行。同时，教导队开始下派到各营。起初，军官们不以为然——这些不掌权、不管钱的“教书先生”能干什么？但很快，变化发生了。

教导员组织士兵识字，晚上在营中点燃油灯，教那些大字不识的粗汉写自己的名字、认简单的字句；教导员调解矛盾，有个什长经常殴打士兵，被教导员举报，经查实后被革职；教导员宣讲战例，把每一次胜利都讲成“保家卫国”的故事……

最明显的变化在士气上。过去士兵操练是应付差事，如今却主动加练。因为教导员说：“多流一滴汗，战场上少流一滴血。你练好了本事，不仅能杀敌，还能活着回家见爹娘。”

正月末，李定国巡视各营后，向李健汇报：“不可思议。同样的兵，如今精气神完全不同。过去怕苦怕累的，现在抢着训练；过去打架斗殴的，现在互相较劲比本事。而且……逃兵几乎绝迹。”

李健微笑：“因为他们找到了比粮饷更重要的东西——尊严和归属。”

正当河套推行新政时，东南战场传来了捷报。

正月初八，兵部侍郎卢象升率总兵祖宽、游击罗岱等部，与农民军大战于滁州城东五里桥。此战异常惨烈，从清晨战至黄昏，双方反复冲杀。最终农民军不支溃败，北退五十里。

战报传到河套时，已是正月二十。李健召集众人分析战局。

“卢象升此胜，歼敌四千二百余级。”李定国指着地图，“但流寇未灭，只是北渡逼泗州、徐州，复转入河南。月末，部分起义军自南山还商、雒。这是典型的流寇战法——打不过就走，换个地方再起。”

顾炎武忧心忡忡：“朝廷把剿贼希望全寄托在卢象升身上，可卢部兵力有限，流寇却此起彼伏。更麻烦的是，杨嗣昌的‘四正六隅’之策需要各省协同，但各省督抚各自为政，难以形成合力。”

黄宗羲指出更深层问题：“根源在民生。陕西、河南连年灾荒，百姓无以为生，只能从贼。朝廷不赈灾，只顾剿贼，是扬汤止沸。”

众人议论间，李健忽然问：“若是我们面对这样的流寇，该如何应对？”

这个问题让厅中一静。方以智率先道：“单纯剿杀是下策。当剿抚并用，剿其顽抗，抚其胁从。更重要的是，要给活下去的希望，要给百姓活路——垦荒屯田，以工代赈。”

“还要加强建设情报网。”

曹变蛟补充，“流寇之所以难剿，是因为来去如风，消息灵通。我们可在各要道设哨所，发动百姓做眼线，让流寇无处遁形。”

李健点头，将这些建议记下。他知道，流寇问题迟早会波及河套。未雨绸缪，才是上策。

崇祯十年，不仅是东方多事之秋，整个世界都在剧烈变动。

九月，远在重洋之外的马萨诸塞殖民地，一群清教徒建立了“新学院”——这就是后来哈佛大学的前身。他们在荒野中建立学堂，坚信“教育是文明之光”。同一时间，英国的威德尔船队从伦敦启航，开始了对远东的探索，寻找新的贸易路线和殖民地。

这些消息就像一颗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激起层层涟漪，又仿佛一只只蝴蝶扇动翅膀，引起一场风暴。

它们先是经由澳门和广州的商人们口耳相传，然后如同涓涓细流般汇聚成一股洪流，源源不断地流向内地。而这股信息洪流中的每一滴水珠，都蕴含着无尽的奥秘和可能性。

方以智，这位才华横溢的学者，宛如一个贪婪的猎手，不放过任何一丝线索。他在格物院里埋头苦干，将这些来自异域的传闻一一记录下来，并精心整理成册。渐渐地，一幅宏伟的画卷在他眼前展开——原来这个世界如此广阔无垠！

泰西诸国，船坚炮利，远航万里。 方以智在写给李健的报告中感慨道，字里行间透露出对西方科技文明的惊叹与钦佩。

他详细描述了那些令人咋舌的发明创造：精巧无比的火器、严密精确的数学体系以及精准无误的天文学观测方法……这一切让他坚信，世界正逐渐融为一体。

面对这样的局势，方以智深知不能再坐井观天。于是，他大胆向李健进言：今我河套虽僻处边陲，但亦不可固步自封，必须睁大眼睛看世界啊！

李健深以为然，立刻批复道：所言甚是！不妨设立译书馆，广纳天下贤才，尤其是那些精通外语之人，命他们全力翻译泰西各国的经典着作。其中，兵法、器械制造以及自然科学等领域更应着重关注。

这是大明境内第一个有意识系统引进西方知识的机构。虽然规模尚小，但种子已经播下。

正月末，河套的最后一场雪开始融化。雪水汇成溪流，滋润着刚刚解冻的土地。田野里，农民开始准备春耕；军营中，士兵的操练声震天响；马场上，三千多匹战马在刘三鞭的照料下日渐膘壮；教导队的旗帜，已经在各营寨飘扬。

李健站在堡墙上，望着这片生机勃勃的土地。苏婉儿抱着李安宁站在他身边，李承平则在城垛间跑来跑去，好奇地打量着远处正在训练的骑兵。

“爹爹，那些马将来是我的吗？”孩子天真地问。

李健笑了：“是大家的。是守护这片土地的每个人的。”

远处，一骑快马奔来，是派往京师的密探回来了。消息有好有坏：好消息是，朝廷对河套近期的“安分”表示满意；坏消息是，皇太极在征服朝鲜后，正在辽东集结兵力，下一个目标很可能是锦州。

山雨欲来风满楼。

但这一次，李健不再焦虑。他有精兵强将，有战马火器，有教导队凝聚的军心，有数十万边民的支持。更重要的是，他有了一套完整的体系——军政、民政、工造、教化，如齿轮般咬合运转。

“婉儿，”

他轻声说，“今年春天，我们要做三件事：第一，扩军，以应对接下来的局势；第二，开垦荒地百万亩；第三，扩建我们的枪炮厂。”

苏婉儿依偎着他：“无论你要做什么，我和孩子都在你身后。”

夕阳西下，将堡墙的影子拉得很长。远处的炊烟袅袅升起，融入了暮色之中。

崇祯十年的春天，就这样开始了。在这个动荡的时代，河套这片土地，正在孕育着改变历史的力量。而这一切，才刚刚拉开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