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2章 赋税的博弈（2/2）

赵彦沉吟。这方案确实可行：新家峁出大头，他再从其他县挤点，凑足正赋；加征部分以灾情减免，能免多少是多少。账面上完全说得过去。

“那剿练饷四万两，你们只出两万两，剩下两万两……”他还在犹豫。

“剩下两万两，可以用实物抵。”钱小满接口，递上一份清单，“大人请看：上等精铁农具一千件，细棉布五千匹，玻璃镜、玻璃器皿一百件，肥皂五千块，另有药材若干。这些货物在市面上，价值当在三万两以上。大人可自行变卖，或用于犒赏官兵、修缮城防，都是实实在在的政绩。”

赵彦接过清单，眼睛越看越亮。他是识货的，这些货物在西安、甚至运到江南，价格都能翻倍。尤其是玻璃镜，如今在富贵人家是抢手货，一面巴掌大的镜子就能卖几十两银子。这一百件玻璃制品，恐怕就值上万两！

更妙的是，这些都是“实物”，不入正式的钱粮账目，操作空间极大。

“只是……这账目如何做？”赵彦问到了关键。

顾炎武微微一笑：“简单。新家峁‘捐输’五万石粮，大人开个收据即可，入府库备用。剿练饷‘折色’缴纳，大人按实收上报——就说百姓困苦，多以实物抵税，大人体恤民情，准了。至于正赋征收，大人可派员‘监督’，新家峁保证配合，能收多少是多少，绝不让大人为难。”

这是把主动权完全交给了赵彦。账面做得漂亮，实际征收多少，他说了算。中间的差价、实物变现的盈余，全是他囊中之物。

赵彦心中大定，脸上终于露出笑容：“李盟主、诸位先生，真乃国士之才！思虑如此周全，本府……感激不尽！”

他举杯敬酒：“今后延安府与新家峁，当同心协力，共保一方平安！本府在任一日，必不负诸位！”

“全赖府尊大人提携！”李健举杯回敬。

宾主尽欢。宴后，赵彦“视察”了新家峁的粮仓、工坊，看到那堆积如山的粮食、轰鸣运转的水力机械、寒光闪闪的兵器工场，心中最后一丝犹豫也消散了——这样的实力，只能为友，不可为敌。

三日后，赵彦满意而归。临行前，他的马车里多了两个箱子：一箱是给温体仁的“孝敬”——十面玻璃镜、二十匹上等棉布；另一箱是他自己的——五千两新家峁流通券（可在任何新家峁商铺兑换货物或白银）、一百两黄金。

协议达成，新家峁内部开始落实。在核心区及直接控制的十二个堡寨，委员会贴出告示：

“……今岁朝廷虽有加征之令，然我新家峁体恤民艰，所有农户仍按十一税例缴纳，不加分毫。望各户勤力耕作，勿负此恩。”

告示一出，万民欢腾。

“李盟主万岁！”田间地头，农人们奔走相告。

“外头加三成，咱们不加，这是多大的恩德！”

“可得把地种好了，多打粮食，才对得起盟主！”

在缓冲区——三十多个归附豪强控制的庄堡，新家峁派出了协调小组。经过谈判，最终达成：税加一成（即总税率为亩产20%），但新家峁提供改良农具、优质种子、技术指导，并承诺以保护价收购余粮。算下来，多数豪强实际负担增加有限，甚至因产量提高而受益。

榆林边地的张堡主最初抵触，但新家峁使者给他算了一笔账：“张堡主，你堡中八百亩地，往年亩产一石二，总产九百六十石。按朝廷新税，需缴正赋加三成，约三百石。而你堡中三百口人，年需口粮五百石，种子一百石，余粮仅六十石。若遇灾年，就得饿肚子。”

“若依我们的方案，税只加一成，你需缴二百石。但我们提供的新式犁铧、玉米种子，可使亩产提高到一石五，总产一千二百石。扣除口粮、种子，余粮四百石。我们以每石八钱银子收购（市价六钱），你可多得三百二十两银子。这账，怎么算都划算吧？”

张堡主拨了半天算盘，终于点头：“成！就依你们！”

在灰色区——官府直管的五个县城，新家峁不直接干预，但手段更精妙。

以宜川县为例。五月底，县衙胥吏下乡催税，到王家村时，村长哭诉：“差爷，不是我们不缴，实在是没粮啊！去年旱灾，收成不到三成，开春又旱，麦苗都黄了。您看看，村里哪家还有隔夜粮？”

胥吏不信，挨家搜查，果然家徒四壁。正要抓人立威，村口来了几辆大车，车上插着“新家峁商帮”的旗子。为首的掌柜下马，拱手道：“差爷辛苦。小人是新家峁商帮的，路过此地，见乡亲们有难，愿行个方便。”

胥吏皱眉：“你们要干什么？”

“借贷。”掌柜笑道，“乡亲们缺粮完税，我们可借粮给他们，利息很低，秋后归还。或者，也可以到我们工坊做工抵债——管吃住，还有工钱。”

胥吏眼珠一转：“你们有这么好心？”

“积德行善嘛。”掌柜递上一锭银子，“差爷催税也不易，这点茶水钱，不成敬意。只要差爷行个方便，让乡亲们把税缴上，您也交了差，岂不两全？”

胥吏掂掂银子，足有五两，顶他半年俸禄。再看那些村民，有了借粮，确实能缴税。至于秋后还不还得上……那不是他的事。

“成！就按你说的办！”

当天，王家村八十户村民，每户“借”到五斗粮食，凑齐了税款。胥吏满载而归，县太爷完成了征收任务，商帮得了借据（实际是劳动力契约），村民们免了牢狱之灾。

这样的场景，在多个灰色区同时上演。新家峁通过商会网络，以“民间借贷”形式，既帮百姓度过了难关，又让官府完成了任务，还为自己吸纳了劳动力。更妙的是，这一切都在合法框架内——大明律并不禁止民间借贷。

对外周旋的同时，内部也紧锣密鼓地调整。“做最坏打算，争取最好结果。”

李健在视察时反复强调，“咱们现在走的每一步，都可能决定将来的生死。”

夏末秋初，陕西布政使司开始汇总各府征税进度。

延安府的呈报最先送到：

“延安府知府赵彦谨呈：卑府奉檄催征，体圣上爱民之德，行劝课缓征之法。今已征齐正赋粮八万石，剿饷、练饷折银四万两，均已解送省库。加征三成之数，因今岁春旱，麦苗枯槁，百姓困苦，伏乞抚院体恤，准予减免……”

附有详细的征收清册、百姓联名请愿书、各县灾情报告，厚厚一摞。

几乎同时，其他府的呈报也陆续送到。西安府完成六成，凤翔府完成五成，汉中府完成四成，庆阳府……只完成两成，知府在呈文中哭诉：“流寇蹂躏，十室九空，实无粮可征。”

对比之下，延安府成了全省唯一的“亮点”。

布政使拿着这些呈报，眉头紧锁。他是温体仁的人，自然知道赵彦的底细。延安府去年大旱，今年春旱，怎么可能收得这么齐？里面必有蹊跷。

但他没有深究。一是因为赵彦是温体仁的人，要给面子；二是因为现在全省能收上税的府不多了，延安府能完成，就是他的政绩；三是因为……赵彦的“孝敬”也到了——十面晶莹剔透的玻璃镜，看得他眼花缭乱。

“赵彦……是个能办事的。”他最终在呈报上批了“准予减免加征之半，余者限期补足”，算是给了个台阶。

八月，朝廷的批复下来。崇祯皇帝难得看到一份“完成征收”的奏报，朱笔批了“该员勤勉，着吏部记功”。温体仁趁机进言，建议将赵彦“留任加衔，以观后效”。

消息传回延安府，赵彦喜出望外。他立刻写信给新家峁，语气前所未有的亲近：

“……此番全赖贵处鼎力相助。彦非忘恩负义之人，今后贵处但有需求，只要不悖朝廷大义，彦必竭力周全。另，省中王公（王绍徽）对贵处所产玻璃镜甚为喜爱，若方便，可再备数面，彦当代为转呈……”

这封信，标志着赵彦彻底上了新家峁的船。他已经不是简单的“受贿者”，而是主动为双方利益奔走的“合伙人”。

崇祯八年的秋收的时候，新家峁的田野一片金黄。

玉米秆子比人还高，沉甸甸的穗子压弯了腰；红薯藤蔓覆盖着田垄，底下的块茎硕大饱满；麦田里，改良品种的小麦穗大粒满，在秋风中泛起波浪。

打谷场上，农人们挥汗如雨，脸上却洋溢着笑容。

“今年真是好年景！”老农郑老三摸着金黄的麦粒，笑得合不拢嘴，“我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壮的麦穗！一亩少说能打一石五！”

“多亏了盟主给的种子，还有那新式犁。”旁边的人接话，“我家的地，往年一石顶天了，今年打了一石六！”

“听说外头又闹饥荒了？”有人压低声音。

“可不是！我表舅从绥德来，说那边饿死人了。官府加税，把最后一点种子都抢走了。”

“还是咱们这儿好……得给盟主立长生牌位！”

田野间，这样的对话处处可闻。百姓们不知道高层的博弈，不知道那些惊心动魄的谈判，他们只知道：在这里，有地种，有粮吃，税不重，日子有奔头。

这份朴素的认知，正是新家峁最坚实的根基。李健再次登上了望塔。

秋风已带凉意，吹动他的衣袂。脚下，新家峁的灯火绵延数里，一直延伸到远处的堡寨。更远的地方，是无边的黑暗——那是仍在苦难中挣扎的大明腹地。

他想起这次赋税博弈的整个过程，心中感慨万千。

穿越前读史书，只看到“明末加征三饷，民不聊生”这寥寥数字。如今身在其中，才知每一个字背后，都是无数百姓的生死，是地方官的挣扎，是各种势力的博弈。

新家峁能在这场博弈中取得相对好的结果，靠的不是什么高深计谋，而是实实在在的实力和利益捆绑：

有粮食，能帮赵彦完成任务；

有产品，能作为“折色”缴纳；

有武力，能让各方忌惮；

有民心，能确保内部稳定。

但风险依然存在。朝廷现在无力深究，不代表永远无力。如果某天换了强势官员，或者朝廷缓过气来，可能秋后算账。更危险的是，新家峁的“异质性”越来越明显——这里的税制、律法、生产方式，都与大明其他地区不同。这种不同，在乱世是优势，在治世就可能成为原罪。

“夫君，”婉儿的声音从身后传来，为他披上斗篷，“又在想心事？”

“嗯。”李健握住她的手，“我在想，咱们现在就像在悬崖上走钢丝。走得好，能到对岸；走不好，就是万丈深渊。”

“可咱们不是已经走过来了吗？”婉儿柔声道，“八年前，咱们只有几十个人，一口锅。现在，咱们有百万百姓，有田地，有工坊，有学堂。每一次难关，不都过来了？”

李健转头看着妻子，月光下，她的脸庞温婉而坚定。是啊，这八年，他们经历了饥荒、流寇、官府的猜忌、内部的矛盾……每一次都像是绝境，但每一次都闯了过来。

“你说得对。”他轻声道，“重要的不是担忧未来，而是做好现在。把每一步走稳，把基础打牢，未来……就交给未来吧。”

他望向东方的夜空，那里是北京的方向。那位年轻的崇祯皇帝，此刻是否也在为这个帝国的命运而辗转难眠？

他不知道的是，就在同一片星空下，紫禁城里的崇祯确实未眠。他正看着一份密报，是东厂关于陕西征税情况的汇报。其中提到延安府“完成征收”，但备注了一句：

“延安知府赵彦，与新家峁民团使李健过从甚密。该民团实力雄厚，拥众数万，火器精良，恐非善类。”

崇祯看了片刻，提起朱笔，在“恐非善类”四字上画了个圈，批道：

“剿寇需用兵，用兵需粮饷。能完粮纳税者，便为良民。余者，容后再察。”

笔迹疲惫，却依然带着帝王的固执。

这一刻，两个从未谋面的人，隔着千山万水，做出了各自的抉择。而历史的长河，就在这无数抉择中，悄然改变着流向。

新家峁的灯火，在陕北的秋夜中倔强地亮着。它不够明亮，照不亮整个黑暗的时代。但它存在，本身就是一种证明：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除了腐朽与崩溃，还有新生与希望。

秋风吹过，带来远方的气息。风中，似乎有丰收的喜悦，有孩童的欢笑，也有隐约的、来自更远方的哭泣与呐喊。

明天，太阳会照常升起。而新的一天，又将有新的挑战、新的抉择。

李健深吸一口气，握紧妻子的手。

“走吧，该回去了。明天……还有很多事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