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7章 强制迁移（1/2）

会议室里，气氛紧张。

司法部长首先发言：“总统，这个法律，是不是太严厉了？一人犯罪，全家连坐，这是古代的株连制度，和现代法治精神不符。”

周青云说：“现代法治？我们南华有南华的情况。波罗托管区有六千万非华人，本土有四千万华人。如果有人贪污叛国，把钱财送给本土的家人，家人享受着华人的福利，罪犯在外面逍遥。公平吗？”

司法部长语塞。

内政部长说：“总统，执行起来可能有问题。怎么界定直系亲属？怎么强制迁移？迁移到波罗托管区东部，那里的条件比较艰苦，老弱病残怎么办？”

周青云说：“老弱病残，也要迁。犯了法，就要承担责任。波罗托管区虽然艰苦，但也不是活不下去。我们在那里有安置点，有土地，有住房。他们去了，可以重新开始。”

国防部长说：“总统，如果罪犯的家人反抗呢？”

周青云冷冷地说：“反抗者，按法律处理。轻者送监狱岛，重者处决。南华的法律，不容挑战。”

1954年2月25日，《强制迁移法》正式签署。

1954年3月1日，《强制迁移法》正式生效。

法令的核心内容是：

第一条：凡涉及贪污和叛国行为的南华公民，经法院审判定罪后，除接受法律规定的刑事处罚外，其本人及直系亲属（父母、配偶、子女）一律取消南华公民身份。

第二条：被取消公民身份者，身份改为波罗托管区居民，强制迁移到波罗托管区地区居住。

第三条：被强制迁移者，在波罗托管区区享有与其他波罗托管区居民同等的权利和义务。

第四条：被强制迁移者的财产，除依法没收的部分外，其余可以变卖或带走。

第五条：被强制迁移者如有反抗，按法律规定从重处罚。

法令公布后，全国震动。

南华的整个舆论，认为这是总统要求对不良官员家属流放的法律，他们戏称其为“流放令”

1954年3月15日，第一例强制迁移案开庭。

被告人叫周成毅，原南华财政部某处处长，同时也是周家旁系子弟，周青云的族弟。

他利用职务之便，在采购物资时收受贿赂，共计约5万美元。案发后，他被逮捕，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但真正的惩罚，才刚刚开始。

法庭上，法官宣读判决：“被告人周成毅，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根据《强制迁移法》第一条、第二条，取消被告人周成毅及其直系亲属的南华公民身份，改为波罗托管区居民，强制迁移到波罗托管区东部地区居住。”

周成毅的妻子，坐在旁听席上，听到判决后当场晕倒。

他的父亲，七十多岁，颤抖着站起来：“法官，我儿子犯了法，我认。可我什么也没做，为什么要流放我？”

法官说：“法律有规定，直系亲属连带负责。你儿子享受了你的养育之恩，你就要承担他犯罪的责任。”

老父亲老泪纵横，然后大喊着,“我们家是总统的族人，我是总统的叔辈，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一个老人家，我要见总统，我要见老帅”。

最终，周成毅的老父亲，没有见到周青云，更没有见到周青云父亲周承业。

1954年3月20日，周成毅的父亲、妻子、四个子女，一共六人，被押上火车，送往波罗托管区东部。

火车上，周成毅的妻子抱着孩子，默默流泪。

孩子问：“妈妈，我们去哪儿？”

妻子说：“去波罗托管区。”

孩子说：“还回来吗？”

妻子摇摇头：“不知道。”

1954年4月，第一批强制迁移者约500人，被送往波罗托管区东部。

迁移路线是：从各地集中到火车站，坐火车到华氏城，再转汽车到安置点。

波罗托管区，大部分是一片相对落后的地区。

南华政府在这里设立了若干个安置点。每个安置点有简易住房、耕地、水源，还有一个小型诊所。

一个叫拉姆的阿三信徒，是波罗托管区的老居民。他看到一批批新来的人，问：“你们也是被迁来的？”

一个人点头：“是。”

拉姆说：“我也是。三年前从本土迁来的。那时候，觉得天都塌了。现在，也活下来了。有地，有房，饿不死。”

新人沉默。

1954年，南华共强制迁移贪污犯及其家属约3000人，叛国犯及其家属约500人。

《强制迁移法》的出台，对南华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一，震慑了潜在的犯罪者。

消息传开后，贪污腐败和叛国行为大幅减少。官员们都知道，一旦犯罪，不仅自己倒霉，家人也要跟着遭殃。

一个官员对同事说：“以前觉得，贪点没什么，大不了坐几年牢。现在不敢了。自己坐牢，父母老婆孩子也要跟着流放，太惨了。”

第二，净化了公务员队伍。

南华的官员都知道，波罗托管区不仅是民族、宗教杂乱的落后地方，更重要是那里1979年后脱离南华自立，到时后代就只能和那些脏兮兮的印度阿三做邻居了。

1954年至1955年，南华公务员队伍中，主动辞职的人数增加了约30%。这些人，有的是心里有鬼，有的是不想担风险。

留下来的，基本都是清白自律的。

第三，强化了公民身份意识。

南华公民身份，成了最宝贵的财富。人们意识到，这个身份来之不易，失去它也容易，只要家里有一个人犯罪，全家都要遭殃。

一个老人告诉当官的儿子说：“你要记住，我家是南华官宦之家，有房有地有福利。千万别学坏，一旦犯了法，全家都要被流放，什么都没了。”

1954年5月7日，越南奠边府。

夕阳西下，战场上硝烟弥漫。越南人民军的红旗插上了法军指挥部的屋顶。

上万名法军士兵垂头丧气地走出战壕，在越军士兵的押送下，排成长队，走向战俘营。

这是法国殖民史上最惨重的军事失败。

1.6万名法军主力全军覆没，指挥官卡斯特里准将束手就擒。消息传到巴黎，举国震惊。

奠边府战役的失败，彻底击碎了法国“武力恢复印度支那”的希望。主战派政府倒台，新政府决心谈判撤军。

在日内瓦，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国际会议正在进行。但就在法国人计划后期体面撤出的时候，一场秘密交易正在暗中进行。

1954年5月20日，柬埔寨金边。

这座城市还保持着法国殖民时代的优雅，宽阔的林荫道，白色的殖民建筑，穿着时髦的法国官员和当地显贵在咖啡馆里高谈阔论。

但在法国总督府深处，一场改变东南亚格局的秘密谈判正在进行。

法属印度支那最后一任总督乔治·戈蒂埃，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面，对面是南华共和国外交部长南华代表唐健，也是南华情报负责人之一。

“唐先生，”戈蒂埃开门见山，“法国在印度支那的统治即将结束。但我们不希望这片土地完全落入越盟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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