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1章 既集坟典 ，亦聚群英 （yi ju qun ying）。（2/2）

（3）宋元明清：科举制的完善与 “民间聚贤” 的兴起

宋代以后，科举制更加完善：

宋代：确立 “糊名制”（密封考生姓名）、“誊录制”（专人抄写试卷，防止考官认出笔迹），进一步保证公平；扩大录取名额，唐代每次录取进士不过数十人，宋代最多时达数百人。

明代：实行 “八股取士”，虽有束缚思想的弊端，但也让考试标准更加统一，“聚群英” 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基层（如王阳明、张居正都是通过科举进入仕途）。

同时，“民间聚贤” 也成为重要补充：宋代的书院不仅藏书，还聚集了大批学者（如朱熹在白鹿洞书院讲学，弟子达数千人）；明代的 “东林书院”，“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成为文人议政、聚贤的中心；清代的 “扬州八怪”，虽多为布衣文人，但通过艺术创作，成为文化领域的 “群英” 代表。

3. “聚群英” 的文化价值：文化创新的 “发动机” 与社会稳定的 “平衡器”

“聚群英” 的价值，不仅在于 “选拔人才”，更在于它为中华文化提供了 “创新动力” 和 “稳定基础”：

文化创新的 “发动机”：“群英” 是典籍的 “解读者” 和 “创新者”。没有孔子对《六经》的整理与解读，就没有儒家思想的形成；没有朱熹对《四书》的注解，就没有理学体系的建立；没有李时珍对《本草》的修订，就没有《本草纲目》的诞生。可以说，“群英” 通过对典籍的再诠释、再创造，让中华文化不断焕发生机 —— 这正是 “聚群英” 的核心价值。

社会稳定的 “平衡器”：“聚群英” 的制度（尤其是科举制）为平民提供了 “向上流动” 的通道，避免了 “阶层固化”。在古代中国，一个农民的儿子，只要研读典籍、通过科举，就能成为官员，进入社会上层（如范仲淹 “断齑画粥” 苦读，最终成为宰相）。这种 “流动机制” 缓解了社会矛盾，让中华文化在朝代更迭中保持稳定 —— 正如历史学家钱穆所说：“科举制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安全阀’。”

四、典与贤的辩证：中华文化传承的 “双轴模型”

“既集坟典，亦聚群英” 不是两个孤立的行为，而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从历史实践来看，“典” 与 “贤” 构成了中华文化传承的 “双轴”——典为贤之基，贤为典之魂；典因贤而活，贤因典而传。这种辩证关系，是中华文化能够绵延五千年而不绝的关键。

1. 典为贤之基：典籍是群英成长的 “土壤”

没有典籍，“群英” 就失去了知识来源和成长基础。中国古代的 “群英”，几乎都是通过研读典籍成长起来的：

孔子 “删《诗》《书》，订《礼》《乐》，赞《周易》，修《春秋》”，其思想的核心来源是上古典籍；

司马迁撰写《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其依据是 “石室金匮之书”（宫廷藏书）；

朱熹构建理学体系，其核心是对《四书》的注解，而《四书》正是儒家典籍的精华。

即使是科技领域的 “群英”，也离不开典籍的支撑：张衡发明地动仪，参考了《春秋》《国语》中关于地震的记载；李时珍编撰《本草纲目》，“搜罗百氏，访采四方”，引用典籍 800 余种。可以说，典籍是 “群英” 的 “知识宝库”，没有典籍的滋养，“群英” 就成了 “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2. 贤为典之魂：群英是典籍传承的 “桥梁”

典籍本身是 “死” 的文字，只有通过 “群英” 的解读、抄写、传播，才能成为 “活” 的文化：

解读让典籍 “易懂”：上古典籍（如《周易》《尚书》）文字晦涩，若无 “群英” 的解读，普通人难以理解。例如，王弼注解《周易》，用 “玄学” 思想解读卦象，让《周易》从 “占卜之书” 变为 “哲学着作”；孔颖达编撰《五经正义》，统一了儒家经典的解读，让典籍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教材。

抄写让典籍 “流传”：在印刷术发明前，典籍的流传全靠手工抄写。汉代的 “抄书郎”、唐代的 “集贤院抄写员”、宋代的 “书院抄书生”，都是 “群英” 的一部分，他们的劳动让典籍得以保存和传播。例如，敦煌莫高窟的藏经洞，保存了大量唐代抄本典籍，这些抄本多出自僧人、文人之手，是 “贤为典之魂” 的实物证明。

传播让典籍 “影响”：典籍只有传播到更多人手中，才能发挥文化作用。宋代的 “书坊”（民间出版社）、明代的 “汲古阁”（私人藏书兼出版机构），都是 “群英” 推动典籍传播的代表。例如，明代毛晋的 “汲古阁”，刻印书籍 600 余种，包括《十三经注疏》《十七史》等，让典籍从宫廷走向民间，影响了无数文人学者。

3. 典贤互动：文化传承的 “良性循环”

“典” 与 “贤” 的互动，形成了中华文化传承的 “良性循环”：

集典→聚贤→解典→创新→新典→再集典→再聚贤

以宋代为例：

宋太宗 “集典”（编撰 “宋四大书”），聚集了李昉等 “群英”；

李昉等 “群英” 解读典籍，编撰出 “宋四大书”，这是对原有典籍的 “创新”；

“宋四大书” 成为新的典籍，推动了宋代文化的繁荣，吸引了更多 “群英”（如朱熹、陆九渊）；

朱熹等 “群英” 进一步解读典籍，形成理学体系，编写《四书章句集注》，成为新的典籍；

这些新典籍又被 “集典”（如元代编撰《宋史?艺文志》收录），为后世 “聚贤” 提供基础。

这种循环，让中华文化在传承中不断创新，在创新中不断传承 —— 既保持了文化的连续性（典的传承），又保证了文化的活力（贤的创新）。

五、现代启示：“集坟典” 与 “聚群英” 的当代实践

在数字化、全球化的今天，“既集坟典，亦聚群英” 的思想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面对中华文化传承的新挑战（如古籍散佚、人才短缺、文化认同弱化），我们需要继承 “典贤双轴” 的传统，探索新时代的 “集典” 与 “聚贤” 之路。

1. 新时代的 “集坟典”：从 “物理保存” 到 “数字活化”

传统的 “集典” 以 “物理保存”（藏书楼、博物馆）为主，而新时代的 “集典” 则应转向 “数字活化”—— 利用数字技术，让典籍从 “库房” 走向 “云端”，从 “学者专属” 走向 “全民共享”。

（1）古籍数字化：让典籍 “永不失传”

近年来，中国启动了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国家古籍数字化工程” 等项目，推动古籍的数字化保存：

国家图书馆的 “中华古籍资源库”，已上线古籍影像 10 万部、300 万叶，包括《四库全书》《永乐大典》残卷等珍贵典籍，用户可免费在线查阅；

上海图书馆的 “上图数字古籍” 平台，收录了大量明清时期的地方文献、家谱等，为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承提供支持；

民间力量也参与其中，如 “爱如生” 数字图书馆，收录古籍 10 万种、170 万卷，成为全球最大的中文古籍数字资源库之一。

古籍数字化的意义，不仅在于 “保存”（避免物理损坏导致的失传），更在于 “传播”—— 任何人只要有网络，就能接触到千年古籍，这是古代 “集典” 无法实现的目标。

（2）典籍通俗化：让典籍 “走进生活”

新时代的 “集典”，不仅要 “保存” 典籍，还要让典籍 “被理解”“被使用”。近年来，一批典籍通俗化作品的出现，成为 “集典” 的新形式：

《典籍里的中国》（央视节目）：通过戏剧、影视等形式，解读《尚书》《论语》《史记》等典籍，让观众感受典籍的魅力，首播收视率达 0.8%，成为文化类节目的标杆；

《中国典籍通解》（丛书）：由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学者编写，用通俗的语言解读古籍，如《＜论语＞ 通解》《＜ 道德经 ＞ 通解》，累计销量超过 100 万册；

短视频平台的 “古籍科普”：如抖音博主 “河森堡”，用短视频解读《史记》中的历史故事，单条视频播放量超过 1000 万次，让古籍走进年轻人的生活。

这些实践，让 “集坟典” 从 “学术行为” 变为 “大众行为”，真正实现了典籍的 “活化传承”。

2. 新时代的 “聚群英”：从 “单一人才” 到 “跨界人才”

传统的 “聚贤” 以 “学术人才”（如文人、学者）为主，而新时代的 “聚贤” 则需要 “跨界人才”—— 既懂传统文化，又懂现代技术（如数字技术、传播技术）的复合型人才。

（1）培养 “古籍修复人才”：守护典籍的 “工匠”

古籍修复是 “集典” 的基础工作，但目前全国古籍修复人才不足 1000 人，面临 “青黄不接” 的困境。为此，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高校设立相关专业：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艺术学院等高校，开设 “古典文献学”“古籍修复” 专业，培养专业人才；

举办修复培训班：国家图书馆每年举办 “古籍修复培训班”，邀请资深修复师授课，截至 2023 年，已培训学员 5000 余人；

设立 “修复基金”：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设立 “古籍修复专项基金”，支持修复师开展工作，如修复敦煌遗书、西夏文文献等珍贵古籍。

这些措施，为 “聚群英” 提供了制度保障，让古籍修复这一 “冷门” 领域逐渐吸引年轻人。

（2）吸引 “跨界文化人才”：创新传承的 “先锋”

新时代的 “群英”，不仅要懂古籍，还要懂数字技术、传播技术。近年来，一批 “跨界人才” 的出现，推动了中华文化的创新传承：

数字技术人才：如团队 “故宫博物院数字文物库”，用 3D 扫描技术还原故宫文物，制作 “数字故宫” 小程序，用户可在线 “触摸” 文物，感受传统文化；

传播人才：如 “六神磊磊”，用 “解读金庸武侠” 的方式传播唐诗，出版《六神磊磊读唐诗》，销量超过 200 万册，让唐诗成为 “网红”；

设计人才：如 “故宫文创” 团队，将古籍中的图案、文字转化为文创产品（如 “千里江山图” 丝巾、“清明上河图” 手账），年销售额超过 15 亿元，让传统文化 “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

这些 “跨界人才”，是新时代的 “群英”，他们用现代技术和创意，让中华文化在全球化时代焕发出新的活力。

3. 构建 “典贤新生态”：文化强国的 “双轮驱动”

新时代的中华文化传承，需要构建 “典贤新生态”—— 以 “数字集典” 为基础，以 “跨界聚贤” 为动力，实现 “典” 与 “贤” 的新时代互动：

以典聚贤：通过 “中华古籍资源库”“数字故宫” 等平台，吸引全球范围内的文化人才参与典籍研究、解读、传播；

以贤活典：鼓励 “跨界人才” 用数字技术、创意设计活化典籍，如制作古籍动画、开发古籍游戏，让典籍成为年轻人喜爱的文化产品；

以典贤促认同：通过 “集典” 与 “聚贤”，让更多人了解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增强文化自信，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如 “中国国家典籍博物馆” 的海外巡展，让《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典籍成为国际文化交流的名片）。

结语：从 “双集” 到 “双兴”，中华文化的生生不息

“既集坟典，亦聚群英”，这两句看似简单的蒙学句子，浓缩了中华文化传承的核心智慧。从先秦的 “学在官府” 到汉代的 “河间集典”，从唐代的 “科举聚贤” 到宋代的 “书院兴学”，从清代的 “四库全书” 到今天的 “古籍数字化”，“典” 与 “贤” 始终是中华文化的两大支柱。

在今天，我们传承中华文化，既要像古人一样重视 “集坟典”—— 守护好我们的文化根脉，让千年典籍在数字时代 “永不失传”；也要像古人一样重视 “聚群英”—— 培养好我们的文化传人，让跨界人才在创新时代 “活化文化”。只有做到 “典贤双兴”，才能让中华文化在全球化时代生生不息，为人类文明贡献中国智慧。

正如《千字文》最后所言：“谓语助者，焉哉乎也。”“既集坟典，亦聚群英” 不是文化传承的终点，而是起点 —— 它提醒我们：文化的传承，永远需要 “典籍” 的支撑和 “人才” 的努力，这是中华文化绵延五千年的密码，也是我们面向未来的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