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1章 枯荣轮转（1/2）
时间，在满目疮痍的大地上留下痕迹
那些雪还在，被断断续续的春寒挽留着，固执地保持着冬天的形状。融化的是冰，是那些在法阵紊乱时期无端凝结的无规律的冰晶。它们从钢筋混凝土的裂缝里渗出，从扭曲钢筋的表面上析出，从焦土深处的冻层中缓慢上浮，然后在某个无人注意的清晨，悄无声息地化成水。
水很清澈。
清澈得不像从废墟中流出来的液体。它们沿着废墟的沟壑蜿蜒，在低洼处汇聚成小小的水洼。水洼映着天空，天空是久违的、干净的蓝色。
法阵消散后留下的那片深紫色虚空，用了整整三个月才被正常的大气流动填补、稀释，最终恢复成这个季节应有的天青色。
水洼边缘，出现了绿色。
最初只是一点苔藓，米粒大小，紧贴着潮湿的水泥断面生长。苔藓的颜色很淡，是一种小心翼翼的、试探性的浅绿，仿佛还不确定自己是否被允许在这里生存。但它活了。在阳光照到的三个小时后，那点绿色扩大了，变成了指甲盖大小的一小片。
然后是第二片，第三片。
苔藓从水洼边缘向外蔓延，爬上倾倒的混凝土块，爬上裸露的砖墙，爬上那些烧得只剩下骨架的家具残骸。它们生长得很慢，但很坚定。每一天，绿色都会向外扩张一圈，像墨滴在宣纸上缓慢晕染。
七天后的清晨，第一株草破土而出。
那是一株狗尾草，从焦土层和新土壤的交界处长出来。草茎纤细，颤巍巍地立着，顶端挂着毛茸茸的穗子。穗子在晨风中轻轻摇晃，洒下肉眼几乎看不见的种子。种子落在湿润的土壤里，落在苔藓覆盖的缝隙里，落在一切能够落脚的地方。
草之后，是灌木。
一丛丛不知名的低矮灌木，从废墟的阴影里探出头来。它们的根系穿透瓦砾，深入地下，寻找残存的水分和养分。叶子是深绿色的，带着一种劫后余生的韧性。有些灌木甚至开出了花。花很小，很朴素，白色或淡紫色，在废墟的背景上显得格外娇嫩，也格外顽强。
昆虫也回来了。
蚂蚁小小的黑色身影在废墟表面忙碌，搬运着苔藓的孢子，搬运着草籽，搬运着一切可用的物资。它们在瓦砾间开辟道路，构建巢穴，重新建立被彻底摧毁的群落。
接着是蝴蝶。
白色的菜粉蝶，翅膀上沾着废墟的灰尘，颤巍巍地飞过断墙。它们落在新开的花上，停留几秒，吸食花蜜，然后飞向下一个目标。蝴蝶的数量很少，飞行的轨迹也显得犹豫，但它们确实在飞。
鸟鸣声在一个午后重新响起。
起初只是一两声试探性的啁啾，从远处尚未完全倒塌的树林里传来。声音很轻，很谨慎。过了半小时，鸣叫声多了起来，不同的鸟鸣交织在一起，形成断断续续的合唱。又过了一小时，第一只鸟飞进了废墟区，那是一只麻雀，灰褐色的羽毛，停在半截电线杆上，歪着头打量着这个陌生的世界。
它停留了十分钟，然后飞走了。
但第二天，它带来了同伴。
五只，十只，二十只。麻雀们在废墟间跳跃，在瓦砾堆里寻找草籽，在积水的坑洼里饮水。它们叽叽喳喳地叫着，声音里逐渐恢复了往日的活泼。
生命在回归。
以一种缓慢的、试探性的、但不可阻挡的方式。
第一缕炊烟升起时，是灾难结束后的第一百八十七天。
烟很细，很淡，从燕京城南郊一栋半倒塌的居民楼里飘出来。那栋楼原本有十二层，现在只剩下七层，上面的五层在法阵能量冲击中垮塌，废墟堆在楼底，形成了一个斜坡。炊烟从三楼的一个窗户飘出，那户人家的阳台已经不见了，但厨房的窗户还保留着，窗玻璃碎了大半，用塑料布和木板勉强封着。
烟是柴火燃烧产生的。
燃料是废墟里捡来的断裂的破木料，这些木料被劈成小块，在简易的砖灶里点燃。灶是临时砌的，用废墟里的碎砖垒成，上面架着一口边缘磕坏了的铁锅。
锅里煮着粥。
大米是救援物资，从九牧南方未受影响的产粮区运来的。量不多，每人每天配给三百克，勉强够维持生命。粥很稀，米粒在浑浊的汤水里沉浮，但它是热的。
煮粥的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
她穿着厚厚的棉袄，棉袄已经洗得发白，袖口和肘部打着补丁，但很干净。她蹲在灶前，用一根折断的拖把杆拨弄着灶膛里的柴火。火光映着她的脸，脸上布满皱纹，皱纹里嵌着洗不掉的灰尘。她的动作很慢，很仔细，每一次拨动都小心翼翼，仿佛在对待什么珍贵的仪式。
粥煮好了。
她用一只缺了口的瓷碗盛出一碗，放在窗台上晾着。然后转身，对着里屋轻声说：“老头子，吃饭了。”
里屋传来含糊的应答声。
一个同样年纪的老爷爷拄着拐杖走出来。拐杖是用钢筋磨制的，顶端缠着布条。他的左腿在灾难中受伤，现在走路还不太利索。他慢慢挪到窗边，端起碗，先闻了闻热气，然后小心地喝了一小口。
“怎么样？”老太太问。
“热乎。”老爷爷说，声音沙哑。
两人就站在窗边，小口小口地喝着粥。窗外是废墟，是断壁残垣，是尚未清理的瓦砾堆。但粥是热的，阳光照在背上，暖洋洋的。
这就是回归的开始。
从一碗热粥开始。
清扫队出现在第一百九十天。
九牧的行政体系在灾难中遭受重创，虽然核心架构保留了下来，但人员损失超过百分之四十，基层组织几乎瘫痪。
最初的清扫是自发的。
一群幸存者聚集起来，推选出几个有组织能力的人，制定了简单的计划。工具是从废墟里挖出来的，有些已经损坏，修修还能用。人力有限，他们决定从最迫切的地方开始：清理主干道。
燕京东郊，曾经的四车道柏油路，现在被倒塌的建筑碎块掩埋了大半。最厚的地方，瓦砾堆有三米高，完全阻断了交通。
清扫队从两端同时开工。
二十多人，分成两组。一组用铁锹铲走表面的碎石和泥土，另一组用绳索和撬棍搬运较大的混凝土块。没有机械，全靠人力。进度很慢，一天只能推进十几米。
但他们在前进。
第三天，一个年轻人从废墟里挖出了一辆自行车的残骸。车架已经变形，轮胎也没了，但车铃还在。他捡起车铃，摇了摇。
“叮铃——”
清脆的铃声在寂静的废墟中回荡。
所有人都停下了手里的活，看向声音的方向。那一刻，没有人说话。只是听着那铃声，听着那种久违的、属于正常世界的声音。
年轻人把车铃挂在腰间。
清扫继续。
第七天，他们清出了第一段可以通行的路面。虽然只有五十米长，宽度也只够一辆车通过，但它是通的。清扫队在这段路的尽头插了一面用床单缝制的旗子，上面用木炭写着两个字：通路。
旗子在风中飘扬。
路过的人看到旗子，会停下脚步，看一会儿，然后继续前行。但他们的脚步似乎轻快了一些。
第十天，更多的人加入了清扫。
他们带来更多的工具，带来食物，带来水。一个中年男人甚至推来了一辆手推车。手推车简陋无比，车轮是从儿童自行车上拆下来的，车斗是用铁皮敲打的。虽然简陋，但比肩扛手抬效率高多了。
清扫的速度加快了。
第十五天，第一段主干道全线贯通。
清扫队在这段路的起点和终点都插上了旗子。有人找来一块相对完整的路牌，重新油漆，写上“燕京东路”四个字。路牌被立在路口，虽然歪斜，但它立着。
通车仪式很简单。
一辆从南方开来的运输卡车，满载着粮食和药品，缓缓驶过这段刚刚清理出来的路。卡车开得很慢，司机摇下车窗，对着路边的人群挥手。
人群沉默地看着卡车通过。
然后，有人开始鼓掌。
起初只是零星的几声，很快，掌声连成一片。没有人欢呼，没有人叫喊，只是鼓掌，用尽全力地鼓掌。掌声在废墟间回荡，惊起一群刚刚落脚的麻雀。
卡车驶远了。
掌声渐渐停息。
清扫队收拾工具，准备前往下一个路段。那个挂着车铃的年轻人走在最后，他回头看了一眼刚刚清理出来的路，路面上还残留着碎石和灰尘，但它确实是路了。
他摇了摇腰间的车铃。
“叮铃——”
铃声清脆，充满希望。
第一个露天集市出现在第二百天。
地点选在燕京西郊一片相对平整的空地上。这里原本是个小型广场，灾难中周围的建筑倒塌，但广场地面还算完整。空出来的面积大约有两个篮球场大，足够摆下几十个摊位。
最初的摊主都是附近的幸存者。
他们带来的货物五花八门，都是从废墟里挖出来的、尚且能用的物品：破损但可以修补的锅碗瓢盆，沾满灰尘但洗洗还能穿的衣服，半瓶的洗发水，过期但尚未变质的罐头，几本泡过水但字迹还能辨认的书……
交易方式以物易物。
一斤大米可以换一个搪瓷碗，两包压缩饼干可以换一件厚外套，三盒抗生素可以换一套完整的餐具。没有统一的定价，全凭双方协商。讨价还价的声音在集市上响起，虽然音量不大，虽然还带着劫后余生的谨慎，但那是交易的声音，是经济重新开始流动的声音。
第三天，出现了第一个食品摊。
摊主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她在废墟里找到了一个还能用的铁皮桶，改造成了简易烤炉。燃料是捡来的木柴，面粉是救援物资里省下来的。她烤的是最简单的饼——面粉加水，揉成团，压扁，贴在烤炉内壁上烘烤。
饼很硬，没有油，没有盐，但它是刚出炉的，是热的。
一个饼换半斤大米，或者换一件小物品。
排队的人很多。
女人从早忙到晚，烤了整整一百个饼，全部卖完。收摊时，她清点换来的物资：二十三斤大米，七包压缩饼干，三个搪瓷碗，一把还能用的剪刀，还有一本儿童图画书，书页被水泡过，皱巴巴的，但彩图还能看。
她把图画书小心地包好，放进最里层的口袋。
那是给她女儿准备的。
女儿在灾难中失去了所有的玩具和书。
不过好在，她还活着，只是受了点轻伤。
第六天，出现了第二个食品摊，第三个，第四个。
有卖烤红薯的，红薯是从郊区尚未完全毁坏的农田里挖来的，个头很小，但甜。有卖野菜汤的。野菜是清晨去废墟边缘采的，虽然叫苦苦的，但无毒，可以吃。汤里加了盐，盐是珍贵的物资，一小撮盐可以换一碗汤。
集市开始有了烟火气。
烤饼的焦香，烤红薯的甜香，野菜汤的清香，混合在一起，在废墟上空飘荡。气味吸引来更多的人，摊位增加到三十多个，交易的物品种类也更加丰富。
第十天，出现了第一个服务摊。
一个老理发师，从废墟里挖出了他的理发工具。剪刀、推子、梳子，这些吃饭的家伙事都还在。他用塑料布搭了个简易棚子，挂出一块手写的牌子：理发，一次半斤大米。
顾客很少，但确实有。
第一个来理发的是个中年男人，头发已经长得盖住了耳朵。他坐在老理发师带来的折叠凳上，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剪短就行。”男人说。
老理发师点点头，开始工作。
剪刀咔嚓咔嚓地响着，碎发簌簌落下。整个过程很安静，只有剪刀的声音，还有远处集市隐约的喧闹。二十分钟后，理发结束。
男人看着镜子里的新发型，愣了几秒。
然后他摸了摸自己的头，笑了。
那是灾难发生以来，他第一次笑。
他把带来的半斤大米放在摊位旁边，起身离开。走了几步，又回头，对着老理发师鞠了一躬。
老理发师摆摆手，开始清理地上的碎发。
集市在生长。
像废墟里长出的苔藓，像裂缝里钻出的小草，像一切生命都会做的那样，在绝境中寻找出路，在毁灭后重建秩序。
第一堂课开在第二百一十天。
地点在燕京南郊一个半倒塌的学校礼堂里。礼堂的主体结构还算完整，屋顶塌了一半，但剩下的一半还能遮雨。幸存者们清理了礼堂里的瓦砾，搬来从废墟里挖出的桌椅。桌椅大多残缺不全，有的缺腿，有的桌面开裂，但凑合能用。
学生有十七个。
年龄从六岁到十岁不等，都是附近幸存者的孩子。他们穿着不合身的衣服，有的是大人的衣服改小的，有的是从废墟里挖出来洗干净的。衣服上打着补丁，但洗得很干净。
老师只有一个。
是个五十多岁的退休教师，姓陈。灾难中，他失去了妻子和儿子，独自一人活了下来。清理废墟时，他特意从学校的废墟里挖出了几本没有被完全烧毁的课本，虽然残缺，但还有用。
上课时间定在每天上午九点到十一点。
没有铃声，陈老师用一根铁棍敲击半截挂在树上的钢管，发出“铛铛”的声响。声音传得很远，孩子们听到声音，就会从各自的临时住处赶来。
第一堂课，陈老师没有讲课本内容。
他让十七个孩子围坐成一圈，然后问：“你们还记得学校是什么样子的吗？”
孩子们沉默。
过了很久，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小声说：“有操场，有红旗，有好多教室。”
“还有食堂，”一个女孩补充，“中午有饭吃。”
“有图书馆，”另一个男孩说，“书很多，看不完。”
孩子们你一言我一语，断断续续地描述着记忆中的学校。那些描述很零碎，很不完整，但在那些破碎的词语中，一个曾经存在的、正常的世界的轮廓，慢慢浮现出来。
陈老师安静地听着。
等孩子们说得差不多了，他才开口：“我们现在没有操场，没有红旗，没有食堂，没有图书馆。我们只有这个塌了一半的礼堂，只有这些破桌子破椅子，只有我这么一个老老师。”
他停顿了一下，目光缓缓扫过每一个孩子的脸。
“但我们在上课。”
“只要在上课，学校就还在。”
孩子们看着他，眼睛亮晶晶的。
第二堂课，陈老师开始教识字。
虽然这些字孩子们在灾难来临前都学过，但灾难的冲击让每一个孩子都留下了深深的心理创伤，陈老师认为，从头开始教，或许能够慢慢地把孩子们受创的内心慢慢修补回来。
他从最简单的字开始教——人、口、手、日、月、水、火。没有黑板，他用木炭在一块相对平整的水泥地面上写。孩子们围坐在地上，用手指在尘土里跟着比划。
“人”字很简单，一撇一捺。
但陈老师讲得很认真：“人，要站着，要顶天立地地站着。灾难来了，房子塌了，城市毁了，但人还站着。只要人还站着，一切就都有可能。”
孩子们跟着念：“人——”
声音稚嫩，但清晰。
第三堂课，教数学。
简单的加减法，用从废墟里捡来的小石子当教具。三个石子加两个石子，是五个石子。五个石子拿走两个，剩下三个。
“数学是什么？”陈老师问。
孩子们摇头，也许他们会做加减乘除，但这时的他们或许理解不了“定义”这种东西。
陈老师笑着解释道：“数学是秩序。一加一等于二，这是最基础的秩序。世界乱了，但一加一还是等于二。记住这个，就记住了秩序。”
孩子们似懂非懂，但记住了。
课堂每天都在继续。
孩子们的学习进度很慢，营养不良影响注意力，心理创伤影响记忆力，环境嘈杂影响学习效果。但他们在学。
那个五岁的男孩，在第十五天时，终于完整地写出了自己的名字，字写得歪歪扭扭，但笔画都对。他举着写满名字的纸片，跑到陈老师面前，脸上是压抑不住的兴奋。
陈老师接过纸片，看了很久。
然后他摸了摸男孩的头，说：“好字。”
男孩笑了，笑得很灿烂。
第二十天，课堂有了第一个“教学设备”。
一个孩子的父亲，在废墟里挖出了一块白板，白板边缘烧焦了，但中间部分还能用。他又找到了几支白板笔，虽然有些干了，但加点儿水还能写出字。
他把白板送到了礼堂。
陈老师用湿布仔细擦拭白板表面，焦痕擦不掉，但写字区域是干净的。他在白板上写下当天的课程内容：春天。
“春天来了，虽然来得晚，但它来了。你们看窗外——”
孩子们看向窗外。
礼堂破损的墙壁外，废墟的缝隙里，星星点点的绿色正在蔓延。苔藓，野草，不知名的小花。更远处，一棵侥幸存活的槐树，枝头冒出了嫩芽。
“春天是什么颜色？”陈老师问。
“绿色！”孩子们齐声回答。
“春天有什么声音？”
“鸟叫！”
“春天有什么气味？”
这个问题难住了孩子们。他们皱眉思考，努力回忆。
一个女孩怯生生地举手：“有……有泥土的气味。”
陈老师点点头：“对，湿润的泥土的气味。还有呢？”
“有花的香味。”另一个男孩说
“还有阳光的气味，”一个更小的孩子说
“还有还有！晒被子的那种气味。”
陈老师笑了：“都对。春天有很多种气味，每个人闻到的都不一样。但春天确实有气味，就像它确实有颜色，有声音。”
他在白板上画了一个简单的太阳，几朵云，一棵树，树下有几个小小的人影。
“这就是春天。”他说。
孩子们看着那幅画，看着画里那个简单的、美好的世界。
那一刻，废墟似乎暂时退远了……
第一封信送达时，是第二百二十五天。
送信的是一位老人，七十多岁，背着一个磨损严重的帆布包。他从南方来，徒步走了整整两个月，穿越了半个国家。帆布包里装着的不是粮食，不是药品，而是信。
八百多封信。
灾难发生后，几乎所有的通讯都中断了，而书信是最简单，最原始，也是最有效的通讯方式
每一封都写着收信人的姓名、地址。灾难过后，很多地址对应的建筑已经不存在了，很多人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但老人还是来了，一个街区一个街区地走，一栋废墟一栋废墟地问。
“请问，认识张建国吗？住朝阳区三里屯的。”
“李秀英，女，六十二岁，原来在纺织厂工作，有人认识吗？”
“王大空，十岁，应该跟父母在一起，有人见过吗？”
他问得很耐心，声音不大，但足够清晰。听到问题的人，有的摇头，有的愣住，有的眼眶突然红了
第一天，他送出了三封信。
第一封给一个中年女人，信是她丈夫从南方寄来的。丈夫在灾难前去南方出差，躲过一劫，但失去了所有联系。半年来，她给丈夫写了不知道多少封信，丈夫也往北方寄了十七封信，这是第一封送达的。
女人接过信，手在抖。
她不敢马上拆开，把信贴在胸口，抱了很久。然后才颤抖着撕开信封，抽出信纸。信纸皱巴巴的，字迹有些晕染，但能看清。
“亲爱的秀:我还活着，在南方的安置点。每天都会去邮局问，有没有北方的消息。今天终于等到了你的回信，太好了，我知道你没事我就放心了。不要担心我，我很好。食物够吃，有住处。你在北方要照顾好自己，等着我，我一定会回去找你。爱你的建国。”
女人读着信，泪水大颗大颗地落下。
她读了一遍，又读一遍，再读一遍。然后她把信折好，小心地放回信封，把信封贴身收好。
“谢谢，”她对老人说，声音哽咽，“谢谢您。”
老人摇摇头，继续走向下一处。
第二封信给一个十五岁的男孩，信是他姐姐寄来的。姐姐在灾难发生时正在外地读大学，幸免于难。半年里，她往家里寄了二十四封信，这是第一封到达的。
男孩的父母都去世了，他独自一人住在临时搭建的棚屋里。接过信时，他的表情很平静，甚至有些麻木。但当他拆开信，看到第一行字时，肩膀开始颤抖。
“小涛:姐姐还活着，在成都。每天都会梦到你，梦到爸爸妈妈。听说燕京受灾严重，我害怕极了。如果你看到这封信，一定要回信，哪怕只有一个字，让姐姐知道你还活着。如果你需要，姐姐可以申请把你接来成都。无论如何，要活着。爱你的姐姐。”
男孩把信读了很多遍。
然后他抬起头，对老人说：“有纸笔吗？我想回信。”
老人从帆布包里拿出一个皱巴巴的笔记本，一支铅笔。男孩蹲在地上，把笔记本垫在膝盖上，开始写信。写得很慢，字很大，很用力。
“姐姐:我还活着。爸爸妈妈不在了。我住在棚屋里，每天去领救济粮。等路通了，我想去找你。你要照顾好自己。小涛。”
他把写好的信纸撕下来，折好，递给老人。
“能帮我寄出去吗？”
老人点点头，接过信，小心地放进帆布包里一个专门的夹层。
第三封信没有送出去。
收信人已经确认死亡，是邻居告诉老人的。老人拿着那封信，在废墟前站了很久。然后他蹲下身，在废墟上挖了一个小坑，把信埋了进去。
老人默默地对着那个埋信的小小土堆喃喃自语道：“至少信到了，虽然人没等到。”
第二天，老人继续送信。
消息传开了，越来越多的人聚集到他暂时栖身的棚屋前，询问有没有自己的信。老人耐心地翻找帆布包，核对姓名。有匹配的，就把信交出去。没有的，就记下姓名和特征，承诺如果以后有信，会再来。
第五天，他送出了第十二封信。
第十天，第二十八封。
信的内容大同小异：我还活着，你在哪里？要活下去，等我回来。不要放弃，春天会来的。
但正是这些简单的话语，这些重复的叮嘱，让收信人知道自己没有被遗忘，这个世界上还有人惦记着自己，还有人愿意穿越千山万水，只为送一封信。
送信的第二十五天，老人病倒了。
长时间的徒步，营养不良，过度劳累，让他的身体终于撑不住了。他被几个收信人抬到临时搭建的医疗点，医生诊断是肺炎，需要静养。
老人在病床上躺了三天。
第三天傍晚，他挣扎着坐起来，对照顾他的年轻人说：“把我的包拿来。”
帆布包被拿到床边。老人打开包，里面还有一百多封信没有送出。他一张一张地翻看信封上的姓名和地址，手指抚过那些字迹。
“还有很多信没送啊，”他喃喃道。
“您先养病，等病好了再送。”年轻人握住老人的手说道
老人摇摇头：“我恐怕好不了了，我的身体，我清楚。”
年轻人沉默。
老人从帆布包里拿出一个笔记本，翻到空白页，开始写东西。写得很慢，字迹颤抖，但很工整。他写了一个多小时，写了整整三页纸。
然后他把笔记本递给年轻人。
“这是我走过的路线，遇到的幸存者聚居点，还有这些信对应的地址区域。如果我送不完了，请你，或者找别人，继续送下去。”
年轻人接过笔记本，重重地点头：“我一定送到。”
老人笑了，笑容很疲惫，但很满足。
他重新躺下，闭上眼睛。
帆布包放在床边，里面的一百多封信沉默地等待着。等待下一个送信人，等待下一段旅程，等待最终抵达收信人手中的那一刻。
无论那一刻何时到来。
信总会到。
就像春天总会来……
无线电广播重新开通时，是第二百四十天。
信号很弱，时断时续，播音质量也很差，杂音很大。但那是广播，是来自远方的、有组织的声音。
广播站在山区的一个地下掩体里。掩体是灾前修建的战略设施，在灾难中完好保存了下来。里面有一套完整的无线电发射设备，还有几个幸存的广播工作者。
第一次播音在傍晚六点。
播音员是个中年女性，声音有些沙哑，但很沉稳。
“这里是九牧紧急广播，重复，这里是九牧紧急广播。”
“首先播报一则消息：九牧临时政府已于昨日在蓉城成立。政府由灾前行政体系幸存人员、军队代表、民间代表共同组成，由李老喝伍老指挥领导。当前首要任务是恢复基本秩序，保障民生，组织重建。”
“以下是目前已确认安全的聚居点列表：蓉城安置区、渝州安置区、长安安置区、郑城安置区……请幸存者尽量向这些聚居点靠拢，或在当地等待救援。”
“关于物资分配：九牧南方产粮区秋收已完成，第一批粮食已启运北上。预计十五天内抵达燕京、津门、盛京等主要受灾区域。请各地临时组织做好接收准备。”
“关于医疗：目前已在全国范围内设立三十七个临时医疗点，提供基础医疗服务和流行病防控。具体地址将在后续广播中详细播报。”
“关于失散人员寻亲：政府已开通寻亲登记渠道，可通过各地临时组织进行登记。信息将汇总至中央数据库，定期在广播中播报。”
“最后，请所有幸存者保持希望，保持团结，互帮互助。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重建之路已经开始。九牧不会倒下，人民不会倒下。”
“本次广播结束，下次播音时间为明早八点。请相互转告。”
播音结束。
杂音重新占据频率。
但在无数个临时搭建的窝棚里，在废墟下的地下室里，在幸存者们聚集的每一个角落，那些从废墟里挖出来的、用电池或手摇发电的旧收音机前，人们沉默地听着。
有人哭了。
有人抱紧了身边的人。
有人走到外面，看着正在降临的夜色，夜色中依稀可见的星光。
广播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组织，意味着秩序，意味着那个曾经维系社会运转的系统，还没有彻底崩溃。它还在，还在运作，还在试图把散落的人群重新凝聚起来。
第二天的播音在早晨八点准时开始。
除了重复前一天的重要信息，还增加了新的内容：天气预报。
“今日燕京区域天气：晴，气温5到12度，西北风2到3级。明日预计有雨，请做好防雨准备。”
“今日蓉城区域天气：多云，气温15到22度……”
天气预报。
多么平常的内容，在灾难前根本不会有人特别注意。但现在，当播音员用平稳的语调念出气温、风向、降水概率时，无数听众屏住了呼吸。
他们在听，在记。
晴天，可以晾晒衣物，可以外出搜寻物资。雨天，要修补棚屋漏雨的地方，要储备饮用水。风大的日子，要注意防火，要注意临时建筑的稳固。
这些信息关乎生存。
广播在第三天增加了音乐节目。
很短的节目，每天只有十分钟，播放一些老歌。没有伴奏，只有播音员清唱，或者用口琴、用捡来的破吉他简单弹奏。歌也很老，大多是几十年前的民歌、红歌，旋律简单，歌词朴实。
但有人在听。
在繁重的劳动间隙，在漫长的夜晚，在孤独的时刻，打开收音机，听到里面传来虽然走调但真挚的歌声：
“一条大河波浪宽
风吹稻花香两岸
我家就在岸上住
听惯了艄公的号子
看惯了船上的白帆……”
听着听着，有人跟着哼唱。
声音很轻，几乎听不见。但哼唱的人越来越多，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间，哼唱着同一首歌。
哼唱中，泪水无声滑落。
但哼唱没有停止。
第七天，广播开通了听众来信环节。播音员朗读一些从各地临时组织收集来的、幸存者想说的话。
“这里是蓉城安置区的刘大姐，我想对可能在燕京的弟弟说：姐姐还活着，在蓉城很好。如果你听到，一定要想办法联系姐姐。”
“这里是渝州的王军，今年十二岁。我想对爸爸妈妈说：我还活着，在渝州的临时学校上学。老师很好，同学也很好。你们在哪里？要来找我。”
“这里是长安的牛爷爷，七十三岁。我想对所有还在坚持的人说：不要放弃。我活了七十三年，经历过饥荒，经历过动荡，但都过来了。这次也会过去的。只要人还在，希望就在。”
这些话语很简单，很直接，没有修饰。
但正是这种简单和直接，让每一个听到的人感到自己不是一个人。在这个破碎的世界里，还有无数人和自己一样，在挣扎，在坚持，在寻找，在等待。
广播在第十四天播报了第一条寻亲成功的消息。
“播报一则好消息：经由广播寻亲信息对接，蓉城安置区的张建国先生，已确认其妻子李秀云女士在燕京幸存。双方已通过临时通信渠道取得联系。这是广播开通以来，第一例确认寻亲成功的案例。”
“重复：张建国先生，李秀云女士，已确认双方幸存并取得联系。”
播音员的声音有些激动，虽然她在努力保持平稳。
这则消息很短，只有几十秒。
但它在无数听众心中激起了涟漪。
原来真的可以。
原来通过这个小小的收音机，通过这个断断续续的信号，真的可以找到失散的亲人，真的可以重新建立连接。
希望不再是空洞的词语。
它有了具体的形状：广播的频率，播音员的声音，那些简单但真挚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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