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8 中原的乱局（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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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对明朝而言，李自成已非流寇，而是拥有政权、地盘与民心的庞大割据势力，真正具备了颠覆一个王朝的潜力。

崇祯帝不得不再次启用诏狱里的孙传庭，擢升他为兵部尚书，总领山西、湖广、河南等七省军务，并将仅剩的精锐兵力尽数压在西北，寄望于一个人能扭转危局。

五月的陕西西安，城墙上的旌旗在风里猎猎作响，督师衙门内，孙传庭正对着案上的舆图眉头紧锁。

他现在面临的是无解的困境：

首先是兵与将的双重匮乏。松锦、襄城等战役后，明朝九边精锐损耗殆尽。孙传庭手中多是临时招募的乌合之众，流民、老弱，毫无战斗力，军纪涣散，甚至“兵未训而先哗”。

能征善战的将领非死即降，他与部下高杰、白广恩等降将之间，也充斥着猜忌与不协。

其次，就是大明所有军队目前共同面临的问题：没钱、没粮，无法支撑军队。

明末财政早已山穷水尽，陕西连年大旱蝗灾，本地无粮可征；而国库，早已空空如也。军队甚至出现了“士兵食树皮充饥”的情况。

话说回来，不是崇祯皇帝吝啬，是真没钱了。

说起来令人唏嘘，一个绝望的对比是：

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大军逼近北京。此时北京防务空虚，守军缺粮缺饷已近崩溃。

为了稳定军心、加固城防，无奈之下只能向自己“企业员工”募捐。

他最先找自己岳父周奎（嘉定伯），希望他带头捐10万两，周奎却极力哭穷，只肯捐1万两；其他亲王、勋贵一看，你“爹”都不把企业当回事，我们更不会在乎了。也纷纷效仿，或借口家产微薄，或只捐数十、百两应付，仅几个人捐了数千两。

大明最后一个内阁首辅魏藻德没招，掏了500两，其余大臣至多捐数十、数百两。

更有几个大臣一看：我靠，又到表演时间了？直接回家换上了破旧衣服上朝，玩上Cospy了。

最终这场募捐仅筹集到约20万两白银，而当时仅守城士兵的军饷就需百万两以上。

《明季北略》《甲申传信录》等明末史料记载，崇祯帝绝望大哭，说出了“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为亡国之臣”。

可惜，落泪并未改变募捐最后失败的结果。

（1644年3月19日），李自成大军攻破北京，崇祯帝自缢，明朝灭亡。

最讽刺的是，李自成入城后，对这些权贵、大臣展开“追赃助饷”，仅从崇祯岳父周奎家中就搜出白银53万两、珍宝无数，其他大臣、勋贵被搜出的钱财更是数以千万两计。

这或许是明王朝最后时刻最荒诞的图景：一边是皇帝在空荡的内帑前绝望哭泣，另一边，财富却如江河般静静流淌在勋贵与官僚的府邸深处。

从后世的视角回望，崇祯皇帝难道真不知道他的臣子们富可敌国吗？

他当然知道。

但作为帝国的象征，他最终选择了在煤山的一棵老树上自缢，而没有让御林军的刀斧劈开臣子家的朱门去“搜抢”。

这或许并非软弱，而是在他认知中，为朱明王朝保留的、属于“君王”的最后一丝尊严与体面。

在这令人心寒的对比中，唯一一抹微弱却刺眼的光亮，来自他身边的太监王承恩。这位皇帝最信任的内侍，捐出了自己毕生的积蓄三万两白银。这个数字，超过了所有冠冕堂皇的阁老、勋戚。

一个在士大夫眼中“肢体不全”、“心术不正”的宦官，在帝国倾覆之际，却用行动诠释了何为“忠义”。

无论大清朝做了多少恶，在对待“忠义”上，还算做了一件善事：将王承恩埋在了崇祯帝身旁，让崇祯帝不至于太孤独。

这份记录着忠诚与贪婪、牺牲与自私的名单，现在就在任风遥的“账册”上。

他对崇祯小哥抱有强烈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复杂情绪，但他所有的冷峻锋芒，都指向了名单的另一边——那些在王朝末日仍贪婪啃噬着帝国最后骨血的蠹虫。

历史的审判一般都是迟到，但在任风遥的秩序里，没有审判，只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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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坐愁城的孙传庭，等不来朝廷的支持，只得强行在陕西“刮地皮”筹饷，得罪尽地方豪强，也仅凑足月余之粮。

而崇祯的催战诏书，却一道紧过一道。

孙传庭，这位大明最后的希望，被架在了缺粮、少兵、无饷的火山口上，背后是皇帝不容置疑的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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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场上，副总兵高杰勒马督练，心情复杂。这位原李自成麾下的猛将，因与李自成之妻邢氏私通，恐事发被诛，于崇祯八年（1635年）叛投明军。他骁勇善战，与李自成更有夺妻之恨，故被朝廷视为可用的利器，却始终被贴着“降将”标签，备受猜忌。

他知道，自己与总兵白广恩同为降将，却互不服气，明争暗斗。他更清楚，在这艘将沉的大船上，自己这样的“外人”，一旦战事失利，必是第一个被推出去顶罪的替罪羊。

他不怕与李自成死战，却恐惧于身后这无可救药、只会倾轧的体制。

“高将军，督师有请。”亲兵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他调转马头，望向那被夕阳染成血色的督师衙门，摸了摸腰间的佩刀，指节泛白。

校场上的士兵还在呐喊。刀光剑影里，他眼角余光瞥见道边一个熟悉的身影——他派往山东联络任风遥的族弟高猛，正站在那里，脸上带着一丝难以察觉的、意味深长的微笑。

高杰的心，猛然一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