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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4章 考成优劣(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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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罢,他转头看向随行的中书舍人邓以赞,吩咐道:“邓卿,你且随温侍郎和四位司郎中去一趟档房,

将此次考成大察相关的案卷、评语、记录,都调阅出来,朕要亲自过目。”

他特意强调了一句,目光扫过身后那些神色各异的庶吉士和翰林官:

“此次考成法,合格者之外,无论是评定为‘优’等待升迁的,还是列为‘劣’等需受惩处的,朕都要随机抽看几份。

也让朕身边的这些‘直臣’们,亲耳听一听,亲眼看一看,我大明的吏部,行事是否果真如外界所传言的那般……有失公道。”

大明立国二百余年,煌煌天朝,机体不可避免地日益臃肿庞大,其中官僚系统尤为显着,层层叠叠,盘根错节。

但与之相应,朝廷对官员的考核督察,亦是日趋严密——至少在典章制度的设计上,堪称完备。

明初定制,京官考察,即行黜陟于考满之时,全凭圣心独断,属不定期抽查。

皇帝想起便查,旨在震慑群臣,使其不敢过于欺瞒。

到了天顺八年,国祚延续近百年,京察终于形成定制——

“每十年一次举行,不拘见任、带俸、丁忧、公差、养病、省祭等项,俱公同本衙门堂上官考察。”

然而十年周期过长,难免流于形式。

至弘治十七年,在吏部郎中黄宝、尚书林瀚、给事中许天赐等有识之士的不断呼吁下,

京察周期缩短为六年一次,并“着为令”,使其更具操作性。

及至正德以后,即便六年一察,仍觉不足以整饬吏治,于是又诞生了所谓的“闰察”——

即在固定考察年限之外,视政治需要或天象示警(如风霾、地震)等情况,临时增加的特别考察。

譬如高拱执掌内阁时期,未到大察之年,便曾借“风霾不祥”为由,行闰察之事,以雷霆手段清洗政敌,整顿官场。

除了按年限的京官大察,吏部亦有一套针对官员任期内表现的常规考核。

官员任职满三年为一考,需综核其三年内之功过事迹,记录在案,汇送吏部复核,以此决定其升迁贬黜。

两种考察方式大同小异,五品及以下官员,由吏部会同都察院及各衙门堂上官共同考察;

四品以上高官,则其去留由皇帝亲自圣裁。

总而言之,这一大(京察)一小(三年考满)的考察制度,在理论上覆盖了京内京外所有大小官吏。

到了如今的万历朝,首辅张居正推行“考成法”,可谓是更进一步,融合了京察与考满之功效,将其变为全国性的、常态化的年度考核。

虽是迈了大步,却也并非凭空创造,乃是在前人制度基础上逐步发展、强化而来。

一脉相承自有其好处,那便是负责具体事务的衙门和官吏对此并不陌生,操作起来更为得心应手。

尤其是吏部下属的考功司,历来掌管官吏考课、黜陟之事,

无论哪种形式的考察刷选,它都是当之无愧的主力,可谓身经百战,经验丰富。

今日,即便是皇帝陛下突然驾临,搞突击检查,考功司上下也并未乱了阵脚。

郎中刘大绶指挥若定,吏员们奔走有序,很快便按皇帝的要求,将相关案卷、文书整理妥当,呈送御前。

朱翊钧堂而皇之地占据了吏部考功司衙署的正堂,坐在原本属于郎中的主位上,仔细翻阅着吏部汇总的考核案卷。

他不时抬头,向陪侍在侧的吏部左、右侍郎发问:

“申卿,温卿,朕记得此次试行考成法的,是两京(北京、南京)及福建省。这三处,拢共有多少官吏在册受考?”

申时行与温纯被皇帝特赐了座位,在堂下一左一右分坐。皇帝问话,自然由左侍郎申时行先答。

他略一沉吟,便流畅答道:“回陛下,今次考成,北京京官计有一千九百余员,南京京官有五百八十员。

北直隶、南直隶并福建省,各州、府、县有品级之官员,合计五千二百四十员。

是故,两京一省,此次受考官员,总计七千二百余员。”

朱翊钧一边翻阅着厚厚的案卷,一边听着申时行的汇报,微微颔首。

他记得清楚,如今全国在册的文官,总数是两万八千余人。

这七千余人,虽只是零头,却也已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目,且多是位于政治核心或经济要冲的官员。

也难怪考成法推行两月有余,至今尚未完全审核完毕。

他再度问道:“那么,迄至今日,已考核完毕的官员中,评定为‘优’者与‘劣’者,各有多少?”

申时行与温纯对视一眼,随后默契地将目光投向了陪在皇帝身旁,负责随时解读案卷细节的考功司郎中刘大绶。

刘大绶知情识趣,连忙上前一步,躬身接话:“启奏陛下,迄今为止,考功司已初步核定完毕五千一百余人。

其中,评等为‘优’者,二百一十一人;

评等为‘劣’者,六百七十二人;

其余四千二百余人,皆为‘合格’。”

朱翊钧闻言,忍不住摇了摇头,心中暗叹:这也太不像话了!

不合格者竟超过一成!

这还仅仅是在考核标准相对宽松的初期,尚未涉及清丈田亩、追缴欠税等硬骨头的情况下!

如今是考成法推行的第一年,更多精力放在了搭建框架、完善流程上。

地方府县的考成指标,大多还只是税收完成度、漕粮转运、地方治安维稳等基础项目;

京官的考核则更模糊,基本只要维持部门正常运转,完成皇帝和内阁交办的常规任务,就不会被评为不合格。

而且,即便发现一些小问题,吏部往往也会高抬贵手,只要相关官员愿意立下限期整改的保证,通常就不会记入最终案卷,影响考评。

可即便如此,不合格官吏的人数,仍然远远超出了朱翊钧的心理预期。

这只能说明,这批人要么是懒政怠政到了极点,一点实事都不肯做;

要么就是心存抵触,故意拖延怠工,给新政使绊子。

朱翊钧随手从面前堆积如山的卷宗中抽出一份,决定仔细看看,这些“不合格”到底是怎么个“不合格”法。

他展开卷宗,目光扫过上面的记录:

“……隆庆六年十二月,琉球国中山王世子尚永,差陪臣赍表笺朝贡,请袭封王爵。

礼部行文令福建镇巡等官查勘具奏。福建镇巡等官拖延不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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