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0章 打破经济禁锢（2/2）

盐引发行……中枢统筹……体量控制……

申时行隐约捕捉到一丝脉络，却仍觉模糊。

他的目光扫过同被召来的户部尚书王国光，以及司经局洗马余有丁。

突然，一个词汇，或者说一项前朝旧制，猛地跃入他的脑海！

申时行迟疑片刻，迎着皇帝鼓励的目光，试探性地吐出一个词：“莫非……陛下意在……重启‘开中法’？”

朱翊钧闻言，猛地一拍大腿，长舒一口气，白色的哈气在寒冷的空气中格外明显。

他脸上露出激赏之色：“重启开中法？申卿此议，确实切中肯綮，值得深入探讨！”

“诸卿以为如何？”

“开中法”在前朝后期已名存实亡，若能复兴，自然可称“重启”。

几位大臣见皇帝如此反应，顿时明白了他的倾向所在。

心下感慨皇帝心思深沉的同时，也开始认真思忖此策的可行性。

所谓“开中法”，核心在于商人若想获得贩盐凭证（盐引），必须先行完成朝廷指定的任务——

最常见的是将军需粮草运输至北方边镇仓库（称之为“开中”），

然后凭官府出具的证明（仓钞）到指定都转运盐使司换取盐引，再凭引支盐销售。

杨博当即按捺不住，激动地几乎要站起来：“陛下！臣以为申侍郎此议，实乃老成谋国之见！”

“开中法败坏之后，边地军民无不扼腕叹息！臣久在边镇，深知陕西、山西、宣大、宁夏等地百姓商贾，至今仍怀念开中旧法！”

“若能恢复开中，实乃固本培元、惠泽边疆之德政！”

作为北方利益的重要代表，杨博在此事上的立场毋庸置疑。

朱翊钧欣慰地看着杨博，赞道：“杨阁老历任封疆，熟知边情民瘼，正需您这样的老臣查缺补漏，完善方略。”

此时，张居正神色凝重地开口：“陛下，开中法昔日之败坏，其来有自，教训深刻，不可不察。”

他必须提醒皇帝，任何政策皆有漏洞，需提前防范。

朱翊钧转过头，迎上张居正的目光，坦然点头：“元辅所虑极是，朕亦曾翻阅旧档，略知一二。”

开中法的衰败，并非其设计初衷不好，而是在当时的条件下，某种程度上“超前”了。

因为在这种体系下，盐引作为一种特许经营权凭证，

在一定范围内具备了类似“期货”或“有价证券”的属性，成为商人间流通的硬通货。

然而，在缺乏现代金融监管的帝制时代，皇室和权贵掌握了这种“准货币”的变相发行权，后果可想而知。

宦官、勋贵、官僚纷纷利用特权“奏讨”盐引，然后转手倒卖给盐商牟利（皇室自身也常参与其中）。

盐引的滥发，使其远远超出了实际盐产量，导致盐商即使手持盐引，也常常数年支不到盐。

至此，盐引信用崩塌，开中法近乎失效。

到了孝宗时期，身为淮安人的户部尚书叶淇进行了一次关键改革：允许商人直接向官府纳银换取盐引，不再要求运送物资至边镇。

这一改革，虽然简化了流程，增加了中央财政收入（太仓库银两），

却彻底放弃了利用盐引调动商人力量、实边固防的战略初衷，开中法自此全面败坏。

张居正的提醒，意在告诫皇帝，若不能有效遏制盐引的滥发，任何形式的“开中”都将是饮鸩止渴。

朱翊钧先给张居正吃了一颗定心丸：“借鉴前朝教训，防微杜渐，亦是朕一直秉持的原则。”

“若果真采纳申侍郎之议，借鉴开中法之精神进行改革，首要之务，便是建立严格制度，确保盐引发行有度，绝不容许滥发。”

“具体细则，还需诸卿会同相关部门详细廷议，拿出章程。今日在此，我们先行确定大政方针。”

张居正得了皇帝“不滥发”的承诺，微微拱手，算是初步认可。

户部尚书王国光接过话头，从财政角度提出考量：“陛下，开中之法，运作起来，朝廷所费成本亦是不菲。

且历来朝野内外，常有朘剥商贾之非议。”

“忆及当年，南直隶籍言官请求废除开中的奏疏，几乎淹没了户部衙门。”

说白了，任何政策皆有代价，绝无完美之策。

北方边镇通过此法获得了补给，朝廷看似只付出了盐引（理论上成本极低），

并未直接增加百姓徭役赋税，那么，代价由谁承担了呢？

其一，是商人。他们相当于在直接购盐的成本之外，附加了一层为国家服“役”（运输或屯垦）的成本。

后期商人甚至直接在边地雇人垦荒种粮，就地纳仓，即所谓“商屯”。

无论是长途运输还是商屯，都显着增加了商人的运营成本和风险。

其二，是食盐的最终消费者，尤其是南方百姓。

由于商人成本增加，食盐终端售价必然随之提高。

产盐区本应享受更低价食盐，却为了国家战略，承担了更高的生活成本，自然心生不满。

当年叶淇的改革，某种程度上也是迎合了南方，特别是其家乡利益集团的需求。

朱翊钧看向王国光，明白这位精于计算的户部尚书并非反对，而是从纯粹的财政与经济效率角度提出客观问题。

这位正在编纂《万历会计录》的能臣，是眼下朝廷难得的理财专家，只是其思维难免局限于具体的“会计成本”。

朱翊钧斟酌半晌，脑海中闪过诸多现代经济学概念，想用以说服这位户部尚书。

但话到嘴边，他心念一转，又咽了回去。

他在众人的注视下再次陷入沉思，手指无意识地轻叩座椅扶手。

方才觉得不妥之处，此刻豁然开朗。

他受前世思维影响，习惯了“协商”、“说服”的模式。

但如今身为人主，统御天下，有些时候固然需要权谋机变，

但在决定国策的大方向上，更需要展现出人主的决断与担当，一种堂皇正大的气度。

既然是关乎国本的战略决策，那么其间的利弊得失、深层缘由，必须向核心重臣剖析清楚。

他缓缓站起身，目光逐一扫过张居正、高仪、吕调阳、杨博四位阁臣，以及王国光、申时行、余有丁三人。

面色肃穆，语气恳切而坚定：

“元辅、先生、二位阁老，王卿、申卿、余卿。”

“王尚书方才所言，确是老成持重之论，朕亦深知其中利弊。”

他目光转向申时行：“申卿，朕亦不虚言敷衍。

重启开中，或行类似之策，确会增加南直隶乃至东南百姓的些许负担，盐价或许会有所波动。”

申时行闻言，连忙欲起身告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