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2章 江南微寒与商机（2010年春末）（2/2）
我心里也乐开了花，一种简单的、近乎原始的赚钱快感充斥着全身。 这比在单位按月领工资刺激多了，每一张钞票都带着海风的味道和当下的成就感。“怎么样，你老公我这商业头脑，当初在太仓就看出来了！这钱挣得多轻松！” 我得意地搂住佳佳，“走，媳妇儿，今晚想吃什么随便点，咱用这‘额外收入’好好犒劳一下自己！” 我们俩像捡了宝的孩子，兴奋地规划着晚上要去吃海鲜大餐，甚至开始盘算，如果接下来几天都这么干，这个假期的开销不仅能赚回来，说不定还能有结余。那种瞬间致富的喜悦，让我们完全忽略了潜在的风险，沉浸在“发现新大陆”的狂喜之中。
然而，乐极生悲。就在我们沉浸在喜悦中，准备从机场往市区拉活，在机场到达厅门口，我刚刚喊出“市区100一位”时，突然，七八个穿着随意但面色不善的男子围了上来。为首的一个皮肤黝黑、身材壮实的男人，用带着浓重当地口音、十分蹩脚的普通话对我说：
“喂，兄弟，哪来的？”
我们刚才的喜悦瞬间被冻住，心里咯噔一下。我稳住心神回答：“来旅游的。”
“旅游就好好旅游，”那男人语气强硬起来，“谁让你在这里拉客的？”
“我……我们就拉点散客，赚点油费。”我试图解释，手里的车钥匙仿佛变得滚烫。
“不懂规矩是吧？”他打断我，指了指周围几个同样在等客的本地司机，“机场这里，是我们的地盘。你从市区送客人过来，我们不管。但是你想从机场拉人回市区，不行！明白吗？”
他身后的几个人也凑近一步，形成了一种压迫感。这时我才注意到，周围那些看似也在等客的司机，都冷冷地看着我们，没有任何人上来解围或说话，显然他们是一伙的。我们刚才赚到钱的兴奋感，此刻荡然无存，只剩下口袋里那沓钞票带来的灼烧感和巨大的恐惧。
“你这车上的客人，”那领头的人指了指我们车里已经坐好的两位乘客，“这次你拉走，我们给你个面子。但是，下不为例！再让我们看到你在机场拉人，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车给你砸了信不信？”
他的话带着赤裸裸的威胁意味。佳佳在车里吓得脸色发白，紧紧抓着我的胳膊。我立刻意识到，我们触犯了别人划定的“地盘”，闯入了被严密控制的“禁区”。好汉不吃眼前亏，我赶紧赔着笑说：“明白了大哥，我们初来乍到，不懂规矩，这就走，这就走，绝不再来了。”
那伙人见我们服软，这才骂骂咧咧地散开，但目光一直像刀子一样盯着我们。我赶紧上车，手心里全是冷汗，发动车子，几乎是逃离了机场。驶出机场路，我和佳佳都惊魂未定，刚才数钱时的狂喜早已被一种劫后余生的后怕和巨大的挫败感取代。那两千块钱，此刻摸起来也不再是喜悦，而是烫手的山芋，是冒失行为的代价提醒。
这次三亚的经历，像一盆冷水，彻底浇醒了我。也让我瞬间明白了，为什么2010年在太仓看到的那看似“完美”的商机，我最终没有去尝试，或许是一种潜意识里的谨慎，或许只是机缘未到，但本质上，是因为我低估了其背后的复杂性。那次遭遇，让我窥见了一个游离在正式制度之外、却有着森严秩序的灰色领域。它所遵循的，不是工商法规和运输管理条例，而是另一套建立在实力、地域和人际关系基础上的“潜规则”：
1. 地盘划分（势力范围）：这是最核心的规则。像机场、火车站、大型客运站这样的客流枢纽，是价值最高的“肥肉”，必然被当地有势力的团伙或长期形成的司机群体所控制。他们通过暴力威胁、排挤、甚至与某些管理环节的“默契”等方式，划定了各自的势力范围。外来者或散兵游勇想进入分一杯羹，必然会遭到强烈的抵制。太仓到上海的线路，看似开放，但必然也存在类似的、看不见的势力划分，只是我当时作为匆匆过客，没有触及，也就无从察觉。
2. 准入壁垒（非正式许可）：要想在这个领域生存，光有车和驾驶技术是远远不够的。你需要获得该地盘控制者的“默许”或“接纳”，这可能需要缴纳一定的“份子钱”、“保护费”，或者有可靠的“介绍人”，成为他们体系中的一环。这种准入壁垒，比官方的营运资质更难突破，因为它不透明，且充满不确定性。三亚那伙人所说的“规矩”，其实就是这种非正式的准入限制。
3. 业务边界（默契与禁忌）：即使在同一个城市，业务也有边界。比如三亚那伙人说的“你从市区送客来我们不管，但不能从机场拉人”，这就划定了一条默契的界限。允许你从事某一环节（送客到枢纽），但禁止你从事另一更具价值的环节（从枢纽拉客），这是一种动态的平衡和利益分配方式。如果你试图跨界，就会破坏平衡，引发冲突。
4. 暴力或暴力威胁为后盾：这套规则的维护，最终依赖于暴力或暴力威胁。当语言警告无效时，物理上的驱逐、毁坏财物甚至人身伤害就可能发生。这对我们这种外地游客、临时起意者来说，是根本无法承受的风险。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那些看似散乱的“黑车”司机群体，往往能形成有效的排外联盟。
想通了这些，我再回过头去看2010年太仓的那个“商机”，不禁哑然失笑。当时的我，只看到了表面的现金流计算，却完全忽略了水面之下巨大的冰山。即便我当时有资金、有冲动去实施，很可能在组建车队、开始运营后不久，就会触碰到当地早已形成的利益格局，轻则被警告驱逐，重则可能引发更严重的冲突，血本无归。看似低门槛的生意，其实有着最高的、隐形的“社会门槛”。
这次经历，与其说是一次失败的“创业尝试”，不如说是一次深刻的社会现实教育。它让我彻底认清了自己：我本质上不是一个善于在灰色地带搏杀、与人争夺地盘的人。我的性格、我的成长背景、我追求安稳的内心底色，都决定了那种需要强悍手腕和街头智慧的营生并不适合我。
相比之下，在油城的工作，虽然收入可能远不如那个想象中的“面包车帝国”，但它规范、稳定、有保障。它遵循的是明面上的规则，付出劳动，获得报酬，虽然平淡，但心里踏实。这份踏实，正是我和佳佳建立小家庭所最需要的基础。
从三亚回来后，我和佳佳再也没动过类似的心思。那个曾在江南雨夜和三亚阳光下短暂浮现的“商机”，最终只是成了我们茶余饭后的一段谈资，一个略带惊险和自嘲的回忆。但它教会我的东西，却远比那短暂赚到的两千块钱有价值。它让我懂得了，在任何看似简单的利益背后，都可能隐藏着复杂的规则和秩序；让我更加珍惜自己选择的这条虽然平凡但脚踏实地的道路；也让我对社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有了更接地气的理解。
人生的很多选择，或许并非仅仅在于计算眼前的得失，更在于认清什么样的规则和环境更适合自己的本性，什么样的生活能带来内心的安宁。对于我和佳佳而言，那份在2010年春天徐徐展开的、建立在稳定职业和共同追求基础上的新生活，才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可以细水长流的“商机”。而那段关于面包车、关于地盘、关于潜规则的插曲，则成了这幅生活画卷边缘一处不起眼却意味深长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