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1章 龙国的国情变化（一）（1/2）

龙国东北，松嫩平原，第七红星机械化农场，春耕前夕。

天刚蒙蒙亮，农场家属区的红砖平房上空已升起袅袅炊烟。空气里混合着黑土苏醒的气息和柴火灶的烟火味。张老汉蹲在自家小院门口，吧嗒着旱烟袋，眉头拧成个疙瘩，盯着正从屋里出来、挺着明显隆起肚子的儿媳妇，又瞪向旁边憨笑着搓手的儿子张喜贵。

“你个混小子，又来了！”张老汉把烟锅子在门槛上磕得梆梆响，压着嗓子低吼，“都给你说多少回了！你俩口子能不能消停点？啊？结婚满打满算四年，这肚子就没见瘪下去的时候！这都第五个了！属兔子的也没你们这么能生！”

张喜贵挠了挠刺猬似的短头发，嘿嘿笑：“爹，您看您说的，多子多福嘛！咱老张家开枝散叶，人丁兴旺，不挺好？”

“好个屁！”张老汉“腾”地站起来，烟袋杆差点戳到儿子鼻尖，“你是没长耳朵，还是没长心？场部大喇叭天天广播，农闲时候政工干部来讲课，说得嗓子都哑了！‘国家资源有限，人口要有计划’，‘一对夫妇，两个孩子正合适’！这话你当是耳边风？”

他越说越气，手指头点着儿子：“人多了，张嘴吃饭的就多！咱们农场是搞得好，亩产高，猪养得肥，可那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那是科学种田，精心伺候出来的！资源就那么多，你生五个，他生五个，大家都敞开了生，到时候白面馒头够分不？猪肉炖粉条还能管够不？啊？你是不是想让大家再回去啃野菜窝头，过那缺衣少食的苦日子？”

张老汉是农场里有名的“老积极”，年轻时吃过不识字的亏，如今对北方军派来的政工干部组织的学习班、扫盲班、政策宣讲会，那是场场不落。干部们不仅讲国家大事、国际形势（虽然有些他听不太懂），还讲农场新技术、新政策，有时也说说历史故事，甚至来段《三国》评书，最重要的是，真教认字！张老汉现在不仅能看明白《农垦报》上的大标题，还能给老伴读读农场通知，心里头亮堂得很，自觉跟上了“新时代”。

张喜贵被老爹劈头盖脸一顿训，脸上那点憨笑挂不住了，露出些惭愧的神色。他嗫嚅着：“爹，我也不是没听……就是觉着，咱家现在不是过得挺好的嘛……农场分红年年有，咱家劳力多，挣的工分也多，养几个娃……应该……应该养得起吧？”

“眼光短浅！”张老汉恨铁不成钢，“养得起是一回事，合不合规矩、应不应该又是另一回事！咱们龙国跟北边那老毛子不一样！他们的集体农庄听说赔得底掉，咱们的农场可是实打实盈利，年年给国家交粮交猪，自家分红也不少。为啥？就是因为讲科学、讲计划！地里种啥、养多少猪、用多少肥、安排多少劳力，那都是有算盘的！这人，就是最重要的‘资源’，也得有计划！”

他叹了口气，语气稍微缓和，但依旧严肃：“咱们这儿，北方军管得是松，只要你不犯法，不荒了地，不碰那掉脑袋的违禁东西，你爱干啥干啥。搞点家庭副业，养点鸡鸭，编个筐子拿去集上卖，甚至农闲时进城打几个月零工，都没人拦你。市场上东西也多，只要你有钱有票，三轮‘蹦蹦车’，自行车，听说还有人攒钱想买小汽车呢！可你看谁家自己买拖拉机了？没有！为啥？地是农场的，大机器也是农场统一买、统一用、统一保养，效率才高！你买台拖拉机放自家院里，除了哄孩子玩有啥用？咱家自留地那两分菜畦，用得着那铁牛吗？”

这番连珠炮似的话，既有大道理，又有身边实实在在的例子，说得张喜贵彻底蔫了，低着头：“爹，我知道了……下次……下次注意。”

“注意个球！这个都快生了，还说下次！”张老汉瞪了他一眼，终究还是心疼儿媳妇，“行了，赶紧扶你媳妇回屋歇着！回头去场部计生办公室报告一下，看看人家有啥指导。生都生了，还能塞回去？以后给老子记住了，脑子要跟上好日子！”

张喜贵忙不迭地搀着媳妇进屋了。张老汉重新蹲回门槛，装上一锅新烟叶，望着远处农场仓库前停放的一排排崭新拖拉机，在晨曦中泛着金属冷光。大喇叭开始播放晨间新闻和农业科技讲座，声音洪亮地回荡在整齐的田垄和红瓦房上空。

这里的生活，有集体的规划，也有个人的奔头；有必须遵守的底线，也有广阔的自由度。张老汉觉得，这就挺好。只要大家都守规矩、讲道理、肯干活，这日子，就有奔头。至于儿子……唉，慢慢教吧，总比那些啥也不听的老古板强。他眯起眼睛，听着广播里关于国际局势和春耕准备的报道，心里盘算着今年自家承包的那片玉米地，该怎么应用新技术，再多打点粮。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1943年3月下旬。

办公室内弥漫着浓重的烟斗丝气味，厚重的窗帘半掩着，光线有些昏暗。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手里拿着一份刚刚送来的、标注着“最新”的考察报告摘要，眉头紧锁。他对面站着农业人民委员安德烈耶夫和主管国内商业的委员米高扬，两人都有些紧张，尤其是安德烈耶夫。

“安德烈耶夫同志，”斯大林的声音不高，但带着惯有的、令人压力倍增的平缓，“现在，我们和远东那个龙国的关系，算是‘正常化’了。你们农业人民委员会派去他们集体农场考察的代表团，回来也有一段时间了。报告我粗略看了，现在，你亲自告诉我：他们的农场，为什么能盈利？而我们的集体农庄……”他顿了顿，没有说下去，但那双锐利的眼睛透过烟斗的烟雾，紧紧盯着农业人民委员。

安德烈耶夫清了清嗓子，努力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平稳：“总书记同志，经过我亲自带队进行的为期一个多月的深入考察，走访了从东北到华北的多个不同类型的‘国营农场’和‘生产建设兵团’……我得出了一个……可能有些令人惊讶的初步结论。”

“哦？结论是什么？”斯大林将烟斗从嘴边拿开。

安德烈耶夫深吸一口气，仿佛在给自己鼓劲：“我认为……赵振，或者说他主导的北方军政权的核心经济治理模式，在本质上……是一个实践中的共产主义者的思路，尽管他可能从未宣称过这一点。”

办公室里出现了几秒钟诡异的寂静。斯大林拿着烟斗的手停在半空，脸上的肌肉似乎抽动了一下。然后，他缓缓地、几乎是一字一顿地开口，声音里充满了难以置信和即将爆发的怒火：“你……踏马的……在扯什么淡？安德烈耶夫同志，你的脑子是被门挤了，还是被远东的伏特加泡坏了？赵振？一个彻头彻尾的军阀！一个可以和伦敦的资本家、柏林的法西斯分子把酒言欢、称兄道弟的实用主义者！你告诉我，他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他说到最后，几乎是从鼻腔里发出一声短促的、气极反笑般的嗤声。

米高扬见状，连忙谨慎地补充道：“总书记同志，安德烈耶夫同志的意思可能是指……他们的某些具体做法，在形式和效果上，与我们追求的目标有……令人困惑的相似性。赵振本人或许没有意识形态宣称，但他构建的那套体系……”

“相似性？好，很好。”斯大林把烟斗重重磕在烟灰缸旁，身体前倾，目光如鹰隼般在两位委员脸上扫过，“那你们就给我好好说说，哪里相似？怎么个相似法？要是说不清楚，我看你们的考察报告和结论，都需要重新‘评估’了！”

安德烈耶夫稳住心神，知道必须用最具体的事实来说话：“总书记同志，请允许我列举我们观察到的最核心的几点：

第一，土地终极所有权。 龙国的土地，无论是耕地、林地还是牧场，法律明文规定禁止任何形式的自由买卖。土地属于‘国家’或‘集体’，任何私人，包括农民自己，只有使用权、承包经营权，而没有所有权。这和我们土地国有化的原则，在根基上是一致的。

第二，生产资料所有制与资本结构。 龙国的经济命脉，明确是国有资本为主体，民营资本为辅助和补充。重工业（钢铁、军工、能源、大型机械）、交通运输主干线、金融核心、以及我们考察的重点——大规模农业和畜牧业，几乎全部是国有国营或国家绝对控股的集体所有制。民营资本被严格限制在轻工业、部分服务业、小商品生产和流通领域，而且份额被控制在一定比例以下。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法律和政策规定，国有资本可以控股、参股民营企业，但民营企业绝对不允许反向控股国有资本。这确保了经济命脉和剩余价值的最终流向。

第三，分配制度。 在他们的国营农场和大型集体企业里，实行的基本上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不劳不得。他们有复杂的工分制、计件工资加绩效奖励制度，虽然形式和我们不同，但核心精神同样是反对不劳而获，将收入与劳动贡献直接挂钩。这极大地刺激了生产者的积极性，我们亲眼看到他们的农民工作劲头很高，因为干得多确实拿得多，农场盈利了，个人分红也实实在在。

第四，也是他们农业盈利最关键的一点：国家干预与保护体系。 龙国拥有一个强大的、自上而下的农业部、商业部、物资储备总局协同体系。他们对主要农产品，尤其是粮食，实行‘保护性收购’政策。国家设定一个保底收购价，无论市场如何波动，农民生产的合格粮食都能以此价格卖给国家粮库。同时，他们建立了遍布全国的、规模惊人的战略粮食储备仓库。这套体系的直接效果就是：龙国的粮食价格极其稳定。根据我们得到的数据，在过去三年战争和国际市场剧烈动荡的背景下，龙国国内主要粮食品种的零售价格，累计只上涨了大约百分之一（一分钱）。农民没有‘谷贱伤农’的后顾之忧，敢投入敢生产；城市居民也没有恐慌性抢购，社会稳定。”

米高扬适时接话，补充商业和市场方面的观察：“是的，总书记同志。他们确实存在市场经济，有私人商店、集市贸易，价格有浮动。但是，国家通过强大的国有商业系统、物资储备和精准的宏观调控，牢牢把握着关系国计民生的关键商品（粮、油、棉、肉、基础药品）的价格和供应渠道。当市场价格出现异常波动时，国家储备会立刻投放市场平抑物价。所以，他们的市场是一个受到国家有力调控和平衡的市场，既保留了竞争和活力，又避免了资本主义市场那种盲目的、破坏性的波动。一切都处于一种……动态的平衡中。”

斯大林沉默了。他重新拿起烟斗，慢慢地往里填着烟丝，但动作显得有些迟缓。他锐利的目光变得深邃，似乎在消化这些与他原有认知截然不同的信息。办公室里只剩下火柴划燃的细微声响和他沉重的呼吸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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