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3章 除夕夜话（1/2）
1997年2月6日 星期四 农历腊月廿九（除夕夜） 晴 微风 干冷
除夕夜的灯光，是橘黄色的。
傍晚六点，天色完全暗下来时，家家户户的灯笼都亮了。红纸灯笼里透出的光，在冬夜里晕开一圈圈温暖的橘黄，连成一片，把整个油建家属院都染成了暖色调。空气里有硝烟味、饭菜香，还有不知谁家炖肉的浓郁香气，混在一起，就是除夕夜特有的味道。
我们家客厅的电视已经打开，屏幕上正播着春晚前的预热节目。29寸的彩电是去年买的，松下牌，画面比原来的黑白电视鲜亮得多。母亲在茶几上摆满了零食：花生、瓜子、核桃、柿饼、糖果、山楂片、葡萄干、话梅瓜子，还有苹果、橙子、香蕉、哈密瓜等水果——用小碟子或果盘单独装着。
“你爸去放鞭炮了，”母亲说，“一会儿回来咱们就开饭。”
窗外传来父亲在院子里摆鞭炮的声音。我走到窗边，看见父亲正蹲在地上，小心翼翼地将一挂两千响的“大地红”展开。红色鞭炮纸在灯光下亮得耀眼。
“小羽，来点火！”父亲回头喊。
我穿上棉袄跑出去。父亲递给我一支点燃的香，香头在夜色里亮着暗红的光。“你点，我捂着耳朵。”
我蹲下身，手有点抖——不是怕，是某种仪式感带来的紧张。香头触到引线的瞬间，“嗤”的一声轻响，火星迸溅。
“快跑！”父亲笑着拉我。
我们退到屋檐下。引线燃烧的声音在寂静的院子里格外清晰，然后——
“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
两千响鞭炮炸开了，声音震耳欲聋，红色的纸屑四处飞溅，在夜色里像一场小型的红色暴雪。硝烟味扑面而来，辛辣又热烈。邻居家也陆续响起了鞭炮声，此起彼伏，整个家属院陷入一片喧闹的海洋。
放完鞭炮，年夜饭正式开始。
红烧鲤鱼摆在桌子正中央——鱼头对着父亲，寓意一家之主；四喜丸子四个一组，圆滚滚地盛在白瓷盘里；清炒油菜碧绿油亮；酱牛肉切片摆成花瓣状；当然还有饺子，热气腾腾地端上来，母亲说：“今年我在三个饺子里包了硬币，谁吃到谁有福气。”
电视里，春晚开始了。片头音乐响起时，赵忠祥和倪萍出现在屏幕上，说着“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过年好”。
我们一边吃一边看。小品、相声、歌舞，一个个节目过去。父亲喝了点酒，脸微微泛红，话比平时多。母亲不停地给我夹菜：“多吃点鱼，年年有余。”
八点半，电话响了。
我放下筷子去接。是晓晓。
“羽哥哥，”她的声音透过听筒传来，背景音里能听见她家电视的声音——是蔡明和郭达的小品，正在说“换大米”的经典台词，“过年好！”
“过年好！”我也笑了，“在看小品？”
“嗯，”她的声音轻快，“你家呢？吃饭了吗？”
“正在吃，我妈包了有硬币的饺子。”
“我家也是，”晓晓说，“我小姨来了，还给我带了新钢笔，英雄牌的，跟你那支一样。”
我们简单聊了几句家常——她家年夜饭有哪些菜，她父亲喝了多少酒。电话费贵，我们都懂得节约，每句话都说得很珍惜。
“羽哥哥，”晓晓忽然轻声说，“你那边……能听见电视声吗？”
“能，正在唱《春天的故事》。”
电视屏幕上，一群年轻的舞者们正以优美的肢体语言和不断变化的队形，营造出万物复苏、生机勃勃的意境。这不是原唱者的演唱版本，而是以舞蹈为主、旋律为辅的大型歌舞。画面宏大而抒情，舞者们无声却充满力量的表达，让那熟悉的旋律显得更加庄严深刻。
1997年是香港回归年，这首歌在这个时刻响起，有了双重象征——既是歌颂改革开放带来的“春天”，也隐喻着香港即将回归祖国怀抱的“春天”。当那磅礴而又深情的旋律流淌出来时，我仿佛能感受到电视机前亿万观众心中澎湃的自豪感。
“那……咱们一起听三分钟好不好？”她的声音里带着心疼，“就三分钟，电话费太贵了。”
我的心像被温水泡过一样柔软。“好。”
我把电话听筒放在茶几上，电视的声音清晰地传过去。电话那头，晓晓家的电视声也传过来——是同一个频道，同一首歌。那象征着时代精神与家国情怀的旋律，从两个听筒里同时传出，微妙地重叠着，有种奇异的亲密感。
我们不再说话，就那样静静地听着。三分钟的旋律里，装着的不仅是我们两个人的约定，还有这个时代共同的情感共鸣。
三分钟很快过去。晓晓拿起了听筒：“羽哥哥，我得挂了，我小姨要跟我说话。”
“好，”我说，“零点再打？”
“零点再打，”她顿了顿，“说好了，一起听钟声。”
“说好了，就听一分钟。”
“嗯，一分钟。”
挂上电话，回到餐桌边。父亲问：“晓晓？”
“嗯。”
父亲笑了，没多问，只是举起酒杯：“来，咱们再喝一个。”
十点钟，我正在帮母亲收拾碗筷，电话又响了。
这次是一个陌生的区号——郑州的。
我接起来：“喂？”
“羽哥！”是欧阳俊华的声音，急促，背景音里隐约能听见郑州远处的鞭炮声，但房间里很安静，“羽哥，过年好！”
“欧阳？”我惊讶道，“你怎么打过来了？长途电话很贵的。”
“没事，”欧阳的声音有些飘，“我在自己房间里用座机打的。刚给梦瑶打完，想想还是得给你也打一个。”
他的语气不太对。不是单纯的拜年，更像是在求助。
“欧阳，”我压低声音，“你那边怎么样？”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我甚至能想象出他此刻正坐在郑州新家的卧室里——初三那年春节后，他父母就安排他转学去了郑州。记得他当时说过，父母为了他读书早就在郑州准备好了房子，虽然油田的家还留着，但他大部分时间都得待在郑州了。
“羽哥，”欧阳再开口时，声音哑了，“我在郑州……不太好。”
我的心一沉。“你怎么了？”
他语速很快，像憋了很久终于找到出口：“这里的学习进度比咱们四中快一个学期。我期中考试在班里排28名，期末……期末我拼了命，才到25名。可我爸说，不进前十五，就别想考郑大。这里连下课都没人说话，都在埋头做题。我有几次鼓起勇气想找同学问问题，可看到他们头也不抬的样子，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窗外传来邻居家的欢笑声，电视里正在播欢快的歌舞节目。但电话里，欧阳的声音和那些热闹格格不入。
“我一个人住在新家这边，”他继续说，声音里透着疲惫，“爸妈有时候还回油田。晚上回来，屋里空荡荡的。食堂的饭不对胃口，我瘦了八斤。羽哥，我有时候……有时候真想回油田。”
我握紧听筒，不知道该说什么。客厅里，父母正在看赵本山的小品，笑声一阵阵传来。
“欧阳，”我斟酌着词句，“你现在经历的，是很多人想经历都经历不到的。郑州的教育资源比咱们这儿好太多，你咬牙撑过去，未来……”
“我知道，”他打断我，声音里带着深深的疲惫，“这些道理我都懂。我爸天天说，我妈天天说，老师也说。可是羽哥，我累。”
一个字，累。说得那么重，那么沉。
“我刚才给梦瑶打电话，”欧阳的声音低了下去，“听见她那边家里的热闹声，我更想你们了，想藤萝架，想咱们以前瞎聊的日子。这里……这里什么都没有。只有分数，只有排名，只有‘你必须考上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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