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5章 生生不息(1/2)
半小时后,在工厂附近的一家小咖啡馆里,弗拉基米尔坐在角落的位置,面前放着一杯已经凉掉的黑咖啡。这个年轻的学者看起来比上次见面时更消瘦了,眼下的黑眼圈很重,但眼睛里的光芒却更加锐利。
“两个消息。”他没有寒暄,直接进入主题,“第一,莫斯科的局势……可能控制不住了。叶利钦的支持者计划在月底组织百万人集会,要求戈尔巴乔夫辞职。一旦发生,首都可能陷入混乱。”
伊万平静地听着。这个消息,他早有预料。
“第二,”弗拉基米尔压低声音,“乌克兰……可能很快会宣布独立。我的同事从基辅传回消息,议会正在起草独立宣言,最快下个月就会投票。”
安德烈倒吸一口凉气。苏联解体,从一个模糊的可能性,正在变成迫在眉睫的现实。
“对我们有什么影响?”伊万问得很实际。
“短期看,混乱,风险增加。”弗拉基米尔说,“但长期看……机会。乌克兰独立后,会急需外汇,会开放市场,会欢迎外资。而你们,”他看着伊万,“已经在列宁格勒有了基地,有了生产线,有了贸易通道。如果能在乌克兰复制这个模式……”
他没有说完,但意思已经明了。
伊万沉默了片刻,望向窗外。列宁格勒的街道上,行人稀少,几个老太太在排队买面包,表情麻木而疲惫。这座城市,这个国家,正在经历剧痛的分娩。
“弗拉基米尔,”他转回头,“如果……如果我们想在乌克兰建厂,你有什么建议?”
年轻学者的眼睛亮了。他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手写的名单:“这些人,是我在基辅、哈尔科夫、敖德萨的同学和朋友。他们有的是工程师,有的是经济学家,有的是政府官员。他们都对现状不满,都渴望改变,都……需要工作。”
名单很长,有二十多个名字,每个名字后面都标注了专业、现职、联系方式。
“另外,”弗拉基米尔又取出一份文件,“这是乌克兰几个主要城市的轻工业现状报告。食品厂、服装厂、日用品厂……百分之七十处于半停产状态,设备闲置,工人失业。如果你们愿意投资,可以用极低的价格收购或租赁。”
伊万接过文件,快速浏览。数字触目惊心:基辅第一食品厂,产能利用率百分之三十五;哈尔科夫罐头厂,欠薪八个月;敖德萨港仓库,积压物资价值三千万卢布,但无人问津……
废墟。巨大的、等待重生的废墟。
“你需要什么?”伊万直截了当地问。
弗拉基米尔愣了一下,随即明白过来。他推了推眼镜:“第一,资金。去乌克兰调研、联络、谈判,需要钱。第二,授权。我需要明确知道,我能承诺什么,不能承诺什么。第三……安全。如果事情办成了,我需要一个位置——不是在苏联,是在你们的企业里。”
很实在的要求。伊万欣赏这种直接。
“资金,我先给你五千美元,作为启动经费。花完了,拿明细来报销。”他从公文包里取出现金,“授权,你可以承诺:北极光集团愿意在乌克兰投资建厂,提供技术、设备、管理,合资或独资都可以。具体条件,等调研后再谈。”
他把钱和一份空白的授权书推过去:“至于你的位置……如果你能把乌克兰的线铺通,你就是北极光集团东欧事务部的负责人。年薪五万美元起步,外加业绩分红。”
弗拉基米尔的手微微颤抖。五万美元,在1992年的苏联,是天文数字。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位置,一个能让他施展抱负、改变现实的平台。
“我……”他深吸一口气,“我会做好。”
“记住,”伊万看着他,“我们不是掠夺者,是建设者。去乌克兰,不是趁火打劫,是寻找合作的机会,是帮助那些工厂活过来,是给那些工人一份工作。这样做,才能长久。”
弗拉基米尔重重点头:“我明白。我的很多同学、朋友,他们不是懒,不是笨,只是没有机会。如果能给他们一个机会……他们会拼命干。”
离开咖啡馆时,天又阴了。列宁格勒的天空总是这样,阴晴不定,像这个国家的命运。
安德烈和伊万并排走在回工厂的路上。街道两旁的建筑沉默地矗立着,墙上有新涂鸦——“变革!”“自由!”“面包与工作!”
“伊万,”安德烈突然开口,“你说……我们做的是对的事吗?在这个国家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在这里建厂、赚钱,是不是……有点趁人之危?”
伊万停下脚步,看向这个前克格勃少校。安德烈的脸上有种罕见的迷茫——那是一个爱国者在祖国崩塌时的痛苦。
“安德烈,”伊万指向远处工厂的烟囱,那里正冒出白烟,“你看那座工厂。一个月前,它快倒闭了,工人们半年没发工资。现在,它每天生产三百箱罐头,一百个家庭有了收入,孩子们能吃上饱饭,病人能买得起药。”
他又指向街边排队买面包的人群:“而他们,还在排队,还在等待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的救济。”
“所以,”他转回头,看着安德烈,“与其说我们趁人之危,不如说我们给了一些人不用排队的机会。这个国家需要帮助,但不是施舍,是实实在在的工作、生产、交换。我们提供工作,他们提供劳动;我们提供商品,市场提供回报。这是最朴素的道理,也是最持久的帮助。”
安德烈长久地沉默。风吹过,带来工厂方向隐约的机器轰鸣声。
“也许你是对的。”他终于说,“也许……这才是这个国家真正需要的——不是口号,不是斗争,是有人把工厂开起来,把机器转起来,让人们有活干,有钱赚,有盼头。”
两人继续往前走。快到工厂时,安德烈突然笑了:“伊万,你知道吗,有时候我觉得,你比我更像苏联人——相信劳动,相信生产,相信普通人通过双手创造生活的权利。”
伊万也笑了:“不,我是中国人。但也许,在这个层面上,中国人和苏联人,和所有人,想要的都是一样的——一份有尊严的工作,一个安稳的家,一个值得奋斗的未来。”
工厂大门就在眼前。门卫看见他们,立正敬礼——那是老派苏联工人的习惯,虽然工厂已经换了主人,但一些传统还在延续。
院子里,工人们正在下班。他们三三两两地走出来,手里拎着刚发的罐头和方便面——那是工资的一部分。有人脸上带着笑,有人边走边讨论明天的生产计划,有人急着回家给家人看今天的收获。
虽然外面是动荡的时代,但在这个小小的院子里,生活还在继续,希望还在生长。
伊万站在门口,看着工人们离去的身影。
他想起了陈望常说的话:“在废墟上种下种子,等待它发芽。”
现在,在列宁格勒的这片废墟上,种子已经种下了。
虽然还只是一棵幼苗,虽然还要经历风雨。
但只要根扎下了,只要有人浇水、施肥、守护。
总有一天,会枝繁叶茂。
会告诉所有人:即使在最寒冷的冬天,生命,也从未停止寻找破土而出的可能。
农安县食品厂改造工地上,机器轰鸣。
沈墨戴着安全帽,和马厂长一起站在正在改造的生产线前。原来的老旧设备已经拆除了一半,新运来的无菌灌装设备正在安装。工人们忙碌但有序,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为什么做。
“沈总,”马厂长指着正在安装的灌装阀,“这玩意儿真能把精度提到正负三毫升?”
“能。”沈墨点头,“这是哈尔滨研究院自己研发的,材料用的是特种不锈钢,加工精度比苏联的二手设备高一个等级。虽然比不上德国日本的顶级设备,但比原来的强多了。”
“那成本呢?”
“单套灌装阀的成本是八千元,是原来的三倍。但寿命是原来的五倍,而且精度稳定,产品合格率能从百分之八十五提到百分之九十五。算下来,还是划算的。”
马厂长若有所思地点头。这个老厂长,正在努力理解这些新概念——成本效益比、产品合格率、投资回报周期。虽然他算得慢,但算得认真。
“马厂长,”沈墨突然问,“您在这厂里干了多少年了?”
“三十一年。”马厂长不假思索,“1971年进厂,从学徒干起,车间主任、副厂长、厂长。一辈子,就干了这一件事。”
“那您觉得……这厂子还能活多少年?”
马厂长沉默了。他看向车间里那些忙碌的工人,有些是他看着长大的,有些是他亲手带出来的徒弟。那些面孔上有汗水,有疲惫,但更多的是专注和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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