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章 端午，大明东风起（2/2）

前年，县里来了新章程，徐抚台颁了“雇工契式”。高老爷试着用了。

春耕时他不再雇长工，而是与本村和邻村二十几个农户立了短契。契上写明：犁地五天，每亩工钱米一升；插秧十日，每亩工钱米一升半；耘草、施肥、收割，各有价码。做一天，算一天，当日或当季结清。契约期满，两不相欠。

起初高老爷心里打鼓，怕短工不用心，误了农时。可没想到，这些农户比往日长工卖力得多。为何？因为他们自家也有十来亩地，忙完自家活计，才来赚这份外快。活儿干得好、干得快，主家满意，下回还雇你。若是偷懒耍滑，名声坏了，这十里八乡就再没人找你。

村东头的陈大，家里七口人，却只有八亩薄田。往年青黄不接时，得去高老爷家借“驴打滚”的印子钱。

去年，他带着两个儿子给高老爷打了整整一季的短工，犁地、插秧、收割都干，算下来竟挣了不少碎银，加上自家田里的出产，竟没借债，还扯了几尺新布给他媳妇做了衣裳。

人身依附的绳索，就在这一纸纸短契中，不知不觉地松动。

农民还是农民，地主还是地主，可那层“主仆”的旧壳，正在慢慢褪去，露出底下清晰的雇佣关系。佃户们开始计较工时、工价，甚至敢和主家论一论契约条文。主家们则琢磨着如何定出更有吸引力的工钱，才能抢到农忙时最好的劳力。

海上变化更快。

从启东港出海的“大明皇家商号”船队，如今已不再用老一套的“船主-伙计”规矩。每条船上，从船长、大副、二副，到舵工、缭手、水手，乃至专司火炮的炮手、管货的账房，人人上船前都签一份“航海契约”。

契约里写明：此番航行目的地是占城还是满剌加，航期预计几个月，基本工钱多少，若是顺风顺水提前抵达，有多少“快航赏”；若是途中遇海盗交战，有多少“血战银”；若是平平安安满载而归，又能分多少“花红”。若是途中病残、身亡，抚恤几何，也写得明白。

签了契，画了押，官府盖印备案。于是雇主心里踏实，知道要付多少成本；水手们也踏实，知道这趟冒险能换来多少实利。在茫茫大海上，维系人心的不再是虚无的“义气”或严厉的“家法”，而是那一纸契约，和契约背后看得见摸得着的利害计算。

契约多了，纠纷便也多了。

工钱给少了，工时算错了，船货损毁了，抚恤不给了……往日这些事多是乡老族绅调解，或是官府老爷一拍惊堂木，凭心意断案。可如今，雇佣契约、航海契约、买卖契约，条文越来越细，寻常人弄不明白，衙门里的老爷也未必精通。

于是，一种人应运而生。

他们多在衙门附近赁个小屋，挂个“代书”牌子，原本是帮人写写状纸、家信。可来找他们的人越来越多是问契约的事：这条款是何意？那规定是否公道？若是主家违约，该如何告？若是雇工有错，又该怎么赔？

问得多了，这些“代书”先生便不得不去研读徐光启颁的各种新条例，琢磨《大明律》里关于钱债、田宅的条文，甚至去揣摩抚台衙门判过的案例。

渐渐地他们不再只满足于“代书”，开始陪着雇主上公堂，在堂上引用律例陈述条陈，驳斥对方。

起初，县太爷们非常不习惯，惊堂木拍得山响：“堂下何人，安敢多言！”

可这些人不慌不忙，躬身回答：“禀老爷，小人是原被告的‘讼理人’，代其陈情、质证，乃依抚台新例所允。”

徐光启为理清民间日益复杂的契约纠纷，确曾颁下细则，允许不谙律法的百姓，可请“通晓文墨、明理知法之人”代为陈词。这本是为便民，不料却催生了一个新行当。

这些人聚在一起，也给自己这行当琢磨个名字。叫“代书”？太旧。叫“讼理人”？太拗口。有人翻古书，说先秦时似有“律士”之称。又有人说，不若取“熟谙律例，为师为友”之意，就叫——

“律师”。

一名在苏州府衙门外新挂了牌的年轻人，在木牌上郑重写下这两个字时并不知道，他笔下的这个称呼，连同启东港的“互助会”、苏常乡间的短契、海船上的航海约书，正像一颗颗悄然投入水面的石子。

那涟漪缓缓荡开，终将触及这个古老帝国最深的肌理。

这是一个普通的端午，空气中飘着艾草和粽香。

似乎什么都没变，又似乎有些东西，正不可逆转地开始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