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23章 一场闹剧（2/2）

另一位皇亲太康伯张国纪，是崇祯岳母家的亲属，素来有“急公好义”的名头，且家资丰厚。

他见周奎闹得如此不堪，自己若不出面，恐遭物议，于是主动上奏，捐银二万两。

崇祯正被周奎气得心口疼，见张国纪如此“深明大义”，不禁大喜过望。

他立刻下旨褒奖，赐张国纪锦衣卫指挥佥事世职，并下令在太康伯府前树立牌坊，大书“急公好义”四字，试图以此树立正面典型，激励其他人效仿。

然而，崇祯的算盘很快就落空了。

勋贵们看到连皇后的父亲都只捐了一万三千两，太康伯捐二万两就得如此厚赏，心中那本账立刻算得清清楚楚。

捐得越少，越显得“清贫”，越安全，象征性捐一点，既能应付皇帝，又不伤筋动骨。

于是，各个顶级勋戚，纷纷有样学样，捐银多在数千两，有的甚至不足千两，更无一人超过一万两。

而且个个都有一套说辞，或言“家产早已抵押充公”，或称“田庄连年歉收”。

更有甚者，也学着周奎的样子，装模作样变卖些无关紧要的田产、古董，号称“倾尽所有”，实则拿出几百两敷衍了事。

勋贵如此，百官更甚。

这些手握权柄、贪腐成风的官员，面对皇帝的劝捐，展现出了惊人的“创造力”和“表演天赋”。

内阁次辅魏藻德，是京中颇有产业的富翁，此刻却一脸沉痛地站在朝堂上，大谈为官清廉之道：

“臣自入仕以来，两袖清风，仅靠俸禄度日，家中并无多余资产。”

最终“勉力”捐出五百两，还一副“已是倾其所有”的模样。

陈演也是有名的富相，他的表演更为精湛，他甚至在崇祯面前痛哭流涕，捶胸顿足：

“陛下！臣自为官以来，冰兢自守，不敢取一钱非分。家中老母幼子，常以粥度日……臣实在无银可捐啊！”最终，他竟真的分文未出，还博得了一些“耿介清贫”的同情。

首辅杨嗣昌倒是默默捐出了一千两。

他虽爱权，但为官素来清廉，主导“三饷加派”时虽手握巨额军资，却分文不沾，也无额外灰色收入，家中并无太多积蓄，这一千两已是他省吃俭用攒下的全部俸禄。

阁老尚且如此，六部九卿、侍郎、御史、翰林们更是各显神通。

捐银多在几十两到几百两之间，无人超过千两。

不少人故意穿着打补丁的旧官袍上朝，或在自家宅邸大门贴上“此宅急售，筹银助饷”的告示，以此证明自己“家徒四壁”，逃避捐输。

掌管东厂、协理京营戎政的司礼监秉笔太监曹化淳，他倒是主动捐出五万两，并动员手下得力太监一同捐输。

司礼监太监王永祚响应号召，捐出三万两，并在宫中奔走劝诫：

“皇爷忧劳至此，我等受恩深重，此时不出力，更待何时？”

作为卧底的杜勋，因为做贼心虚，总觉得皇帝正暗中盯着自己的一举一动，生怕因捐饷不力引起怀疑。

所以，虽然他心疼得滴血，最终还是咬牙捐出了一万两，回去后对着账本哭了好几天，心疼那些白白“损失”的银子。

自然也有如王之心这样的富太监，照样哭穷敷衍。

他身为掌管东厂部分事务的实权太监，家产富有，却只肯拿出几千两，还谎称“老奴平日节俭，仅存这点私银，已是尽力”。

最令人唏嘘的，是民间百姓的反应。

与权贵们的锱铢必较、弄虚作假形成天壤之别，一些贫寒士子、小商人，甚至普通百姓，在听闻国家危难、皇帝亲自募捐后，竟真有人拿出自己的微薄积蓄，为国分忧。

最轰动京师的是，一位年逾六十孤寡老汉，颤巍巍地来到户部捐输点，将一个层层包裹的布包打开，里面是他一生省吃俭用积攒下的四百两银子。

他将银子全部推上，然后朝着紫禁城方向跪下，老泪纵横：

“陛下！小民无能，只有这些，愿助将士们多买几口粮，多造几支箭！守住京城啊！”言毕，叩头不止。

此事传至宫中，崇祯闻之，先是愕然，随即面红耳赤，心中五味杂陈，有感动，更有羞愧。

他当即下旨，封这位老汉为荣誉虚衔的“锦衣卫千户”，赐九品冠带，令地方官好生奉养，以彰显其忠义。

……

这场轰轰烈烈、鸡飞狗跳的“捐资助饷”运动，持续了十余日，最终黯然收场。

户部最终汇总，共筹得白银约三十万两。

其中，宦官捐输占了近二十万两，曹化淳、王永祚、杜勋等人是主力，勋戚百官合计捐输不足十万两，尚不及几个大太监所出，民间捐输数万余两。

这与崇祯预期中至少百万两以解燃眉之急的目标，相差太大。

面对这区区三十万两，崇祯只能怀着悲愤与无奈，先拨付给京营发饷，至于原计划的大规模更换装备、大规模犒赏、激励士气，全都成了痴人说梦。

城防依旧薄弱，军心依旧涣散，而李自成的大军，已在逼近京师的路上。

大明的气数，似乎已在这场荒唐的劝捐闹剧中，耗尽了最后一丝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