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6章 寒冬难捱（1/1）

第一百一十六章 寒冬难捱

1966年的春天，尹家台的沙沟刚解冻，流水带着冰碴子艰难的流淌着，随着沙沟两岸开荒地越来越多，沙沟里的水也逐渐少了起来，现在都基本没多少了，有些时候都是断流的状态。地里的麦苗刚探出头，嫩得能掐出水来。范家人跟往年一样，天不亮就往生产队的地里钻——范槐明虽然眼睛越发模糊，却坚持要去拾麦穗；范槐荣扛着那把藏了三年的老铁锄，在地里翻土；范恩才作为尹家台生产队的队长，生产积极性比谁都强，嗓门比谁都亮，他挥舞着有力的臂膀，指挥着社员们锄草、施肥，日子像这麦苗似的，透着股向上长的劲儿。

而在这个时候，谁都没料到，一场风正从远方悄然刮来。

5月中旬的一天，民乐公社的广播突然响得格外勤，喇叭里的声音激昂得有些刺耳，反复念着一些从来没听过的新词。紧接着前庄生产大队的喇叭也开始了同样的响动。首先是大队里召集各生产队的代表们一起开会，然后是人民公社组织各大队代表学习。

范恩才代表尹家台从公社开会回来，刚到地里准备指挥大家继续生产劳动，就听见几个年龄相仿的年轻人围拢过来，嘴里念叨着些陌生的字眼，挠了挠头一脸不解的问范恩才：“队长，今天开会都说了些啥？跟咱种地有关系不？”范恩才直起腰，眯着眼望了望公社的方向：“听着像是城里的事，跟咱没什么关系，咱把地种好就行。”

可远处的风吹来的速度比秋天时候沙沟里的洪水还快。没过几天，永登县城就传来消息，紧接着是民乐公社，学校里的学生们纷纷从学校来到了街上、操场上，一个个激动的举着旗子，喊着听不懂的口号。

范恩成周末回家，脸色有些复杂，说学校里老师和学生分成了两派，吵得不可开交。“他们说要‘破四旧’。”他扒拉着碗里的土豆，声音压得很低，“我教的那几个学生，天天缠着嚷着让我支持他们。”

范槐明坐在炕头，吧嗒着旱烟袋：听着怪吓人的。你是老师，好好教书才是正经事。”范恩成没说话，只是叹了口气——他心里清楚，学校里的气氛已经变了，课本已被一本红色封面的小书取而代之，要不然就会被当成“落后分子”。

5月底，永登四中的操场上，一群学生举着拳头，第一次喊出了“HW兵”的名字。这个名字据说来自清华附中一个学生的笔名，很快就像野草似的，在全国的校园里蔓延开来。

8月的全会后，运动彻底成了燎原之势。文件里明明白白写着，HW兵是“先锋、闯将”，这句话像一道令旗，让全国的青少年都沸腾起来。永登四中的学生们连夜缝制红袖标，绿军帽、绿军装成了最时髦的打扮，腰间束着武装带，手里攥着那本红色小书，在街上列队行进，口号声震得窗户纸都发颤。范恩成也跟着队伍走，心里却总惦记着教室里落满灰尘的黑板——那些等着他讲的数学课，还没来得及讲完。

9月初，通知下来了：组织师生代表去北京，免费参观游行运动。这个消息让整个县城都炸开了锅，永登四中的操场上，学生们举着各式各样的牌子，彻夜不眠地排队报名。范恩成因为是“知识分子代表”，被选进了甘肃代表团，拿到那张去北京的火车票时，他的手心里全是汗。

“去首都，是天大的荣耀。”学生们围着他喊，可他看着家里的光景，却高兴不起来——范槐明的眼睛几乎看不清东西了，范恩才最近总唉声叹气，他这一走，家里的担子更重了。王玉桂把他的绿军装洗得干干净净，缝补好磨破的袖口：“去了好好听话，家里有我呢。”范天洪已经六岁了，拉着他的衣角问：“爹，北京有啥？比尹家台大吗？”他蹲下来，摸着儿子的头：“大，比沙沟还大，等爹回来给你讲故事。”

就在范恩成准备动身的前几天，尹家台出事了——生产队的一头半大的牛犊子丢了。这牛是队里最壮实的一头，刚学会耕地，丢了牛，就意味着秋收时少了个主力，社员们急得团团转，范恩才带着人在附近的山上找了三天三夜，连牛毛都没找着。

“肯定是被人偷了！”有人在队部的墙上贴了张纸条，字迹歪歪扭扭的，却透着股戾气。范恩才心里发沉，他知道，这时候丢了集体财产，可不是小事。王莲香想起范秀莲最近总在山上放牛，让她偷偷跟着牛犊子可能留下的足迹找找看——秀莲虽然是姑娘家，却比男孩子还能跑，对山里的路熟得很。

范秀莲揣了两个窝头，顺着沙沟往上游走。她记得牛犊子前几天总往东边的山坳里钻，那里有片没被啃过的嫩草。走了大半天，在一户新搬来的姓舒的人家门口，足迹突然断了。那户人家的烟囱正冒着烟，院子里晾着件没洗干净的衣服，衣角上沾着些褐色的污渍，像是牛血。范秀莲心里一紧，没敢声张，悄悄跑回队里，把这事告诉了范恩才。

范恩才正要带人去舒家问问，尹家台吴家的几个年轻人带着几个陌生面孔突然冲了过来，他们胳膊上也戴着红袖标，听说是从民乐的公社里来的。“别找了！偷牛的就是范恩才！”带头的吴老大嗓门比喇叭还响，“他爹范槐礼，当年在国民党部队当过兵，他儿子肯定不是好东西，偷集体财产，想破坏生产！”

这话像炸雷似的，在队部院子里响开了。社员们都愣住了，范槐礼当兵那事，是几十年前的老黄历了，况且当年是被抓壮丁去的，早就说清楚了，再说了范槐礼都死了好几年了，怎么现在又被翻了出来？可吴老大他们手里拿着红色小书，嘴里喊着叫着的都是大道理，谁也不敢反驳。

“把范恩才拉出来！”吴老大一挥手，几个年轻人就冲上来，扭住范恩才的胳膊。范恩才急得脸红脖子粗：“我没偷牛！我爹那事早就说清了！”可没人听他的，他被推搡着跪在地上，脖子上还被挂了一个写着一长串字的牌子，那天的太阳刺得人眼睛疼。

更糟的是，生产队让范家赔偿牛犊子的钱。那时候一头牛值百八十块，对连饭都吃不饱的范家来说，简直是个天文数字。范槐明气得浑身发抖，摸索着想去撕那块牌子，却被吴老大一把推开：“老东西，你也不是好东西，包庇犯人，与犯人同罪！”范槐荣想去理论，被王莲香死死拉住——这时候硬碰硬，只会更糟。

范恩才被撤了队长的职，每天被派去干最苦最累的活——去山上背石头修田坎，完了还要去地里烧灰，天不亮就出发，天黑透了才回来，工分却比别人少一半。任雨莲抱着刚会说话的范天守，去队部求情，被吴老大指着鼻子骂：“犯人的婆娘，滚远点！”她回来时，眼睛哭得红肿，却不敢在范恩才面前掉泪，只是默默给他烧热水泡脚，他的脚磨出了血泡，每走一步都钻心疼。

尹家台范家老院子里的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范槐明坐在炕头，一句话不说，旱烟袋抽得“吧嗒”响，烟灰掉在棉袄上，烫出了个小洞也没察觉。王莲香偷偷把家里仅有的一点粮食藏起来，给范恩才留着——他干重活，不能饿着。刚刚二十二岁的范恩元不怎么说话，每天都是默不作声的去地里拾柴，回来时背着比他还高的柴火垛，累得直哭，却咬着牙不吭声。

10月初，范恩成跟着甘肃代表团，坐上了去北京的火车。车厢里挤得像沙丁鱼罐头，学生们一路唱着激动人心、令人振奋的歌曲，激动得睡不着觉。他望着窗外飞速后退的田野，心里却空落落的。

11月3日，北京的天气已经很冷了。范恩成跟着两百万人的队伍，挤在天安门广场上，冻得手都僵了。当那一道同样穿着绿军装、戴着红袖标的伟岸身影出现在城楼上时，广场上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激动的喊声一浪高过一浪。范恩成也跟着喊，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这是他做梦都没想到的荣耀。

他们在广场上朗诵着：“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接着齐声问：“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回答声震彻云霄：“我们！我们！”范恩成张着嘴，却觉得这声音离自己很远。

火车回甘肃的路上，学生们还在兴奋地讨论着见到之前那激动人心的情景，范恩成却望着窗外，一路沉默。他不知道，等待他的，将是一个怎样的家，一个更加难捱的冬天。沙沟的流水依旧时有时无的淌着，可尹家台的冬天，已经逐渐越来越冷。